明代文化：关于时文与文学的关系

我们假使于一时代取其代表的文学，于汉取赋，于六朝取骈，于唐取诗，于宋取词，于元取曲，那么于明代无宁取时文。时文，似乎是昌黎所谓“俗下文字，下笔令人惭”者，然而，时文在明代文坛的关系，则我们不能忽略视之。正统派的文人本之以论“法”，叛统派的文人本之以知“变”。明代的文人，殆无不与时文生关系；明代的文学或文学批评，殆也无不直接间接受着时文的影响。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研究公安派的文论所应当注意的。

《公安县志·袁宏道传》称其“总角，工为时艺，塾师大奇之，入乡校，年方十五六，即结文社于城南，自为社长，社友三十以下者皆师之，奉其约束不敢犯，时于举业外，为声歌古文词”，可知中郎便是长于时文的能手。以长于时文的能手而为声歌古文辞，当然能看出他息息相通之处。本来刘将孙已曾说过“时文之精即古文之理”，“本无所谓古文，虽退之政未免时文耳”。此种意思昔人早已见到，何况中郎再受卓吾的影响呢！

大抵中郎受卓吾的影响很深。因此，他的诗集“《锦帆解脱》，意在破人之缚执”。他们都是以新姿态来廓清旧思想的，不过卓吾是思想家，而中郎毕竟是文人，所以卓吾的影响与建树是多方面的，而中郎的影响与建树则仅在文学批评而已。人家都知道中郎是反王、李的，实则中郎何止反王、李？上文已经说过，卓吾文论一方面攻击宗主秦汉的格调派，一方面又何尝不攻击宗主唐宋的正统派！我们于论述中郎文论时，也应注意这一点。由中郎对于戏曲小说的认识，对一切俗文学的认识，于是重在“真”；由中郎对于时文的认识，于是重在“变”。惟真才能见其变，所谓前无古人；亦惟变才能见其真，所谓各有本色。由真言，所以应反王、李；由变言，所以也不妨反归、唐。只因中郎毕竟是诗人，所以即就文学批评而论，其影响与建树也只偏在诗论一方面；因此，后人遂只见中郎之反王、李，而不见其反归、唐了。实则，照中郎的理论推去，宗主唐宋的正统派，又何曾在他眼底！

真与变，是中郎文论的核心，所以我们于知道他对戏曲小说的认识以外，更须知道他对于时文的认识。他正因对于这两方面有深切的认识，所以真与变在他文论中是不可分离的。不仅如此，重在真，所以反王、李，而所以反王、李者，是为文学与情的问题；重在变，所以反归、唐，而所以反归、唐者，又为文学与理的问题。于情，不欲其品之卑，于是再论韵，有韵则有趣。于理，不欲其语之腐，于是又重在趣，有趣则有韵。韵与趣，我们虽这般分别言之，而在中郎也是不可分离的。中郎思想所以不如卓吾之积极，中郎主张所以不如卓吾之彻底，而中郎生活所以会倾向到颓废一路，中郎成就所以会只偏于诗文方面，其原因又全在于此。正因他重在韵、重在趣，于是虽受了新的潮流的洗礼，而不妨安于象牙之塔了。这样，所以卓吾始终是“左”倾分子，而中郎呢，逐渐地成为向“右”转了。所以小修也说“然其后亦渐趋谨严”（《珂雪斋游居杮录》九）。

此种关系，全可于其论时文的见解见之。其《与友人论时文书》云：(www.xing528.com)

当代以文取士，谓之举业，士虽备以取世资，弗贵也，厌其时也。走独谬谓不然。夫以后视今，今犹古也，以文取士，文犹诗也，后千百年，安知不瞿、唐而卢、骆之，顾奚必古文词而后不朽哉！且公所谓古文者，至今日而敝极矣！何也？优于汉，谓之文，不文矣；奴于唐，谓之诗，不诗矣；取宋元诸公之馀沫，而润色之，谓之词曲诸家，不词曲诸家矣。大约愈古愈近，愈似愈赝，天地间真文澌灭殆尽。独博士家言，犹有可取，其体无沿袭，其词必极才之所至，其调年变而月不同，手眼各出，机轴亦异。二百年来，上之所以取士，与士子之伸其独往者，仅有此文，而卑今之士反以为文不类古，至摈斥之，不见齿于词林。嗟夫！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。夫沈之画、祝之字，今也，然有伪为吴兴之笔、永和之书者，不敢与之论高下矣。宣之陶、方之金，今也，然有伪为古钟鼎及哥柴等窑者，不得与之论轻重矣。何则？贵其真也。今之所谓可传者，大抵皆假骨董、赝法帖类也。彼圣人贤者，理虽近腐而意则常新，词虽近卑而调则无前，以彼较此，孰传而孰不可传也哉！（《袁中郎全集》二十一）

他所取于时文者，取其真，取其“伸其独往”；取其变，取其“年变而月不同，手眼各出，机轴亦异”。“理虽近腐而意则常新，词虽近卑而调则无前”，于是所谓韵与趣者亦寓于其中。其《时文叙》云：“举业之用，在乎得隽，不时则不隽；不穷新而极变，则不时。”时即由穷新极变得来，所以我说“叛统派的文人本之以知变”。稍后，罗万藻以于时文有得，郑鄤又以深嗜戏曲，且又工于制艺，其论诗见解均与公安相同。可知当时之文学批评，也与文学有关系。罗万藻所著有《此观堂集》，郑鄤所著有《峚阳草堂集》。二人所言，虽无特殊见解，然亦足窥一时之风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