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宏道字中郎，号石公，公安人，《明史》二百八十八卷《文苑》有传，所著有《潇碧堂》、《瓶花斋》诸集，后人合刻为《袁中郎全集》。
中郎与兄宗道（伯修）、弟中道（小修）并有名，号三袁，而中郎尤著。他是“公安派”的领袖，是反对王、李的健将。在明代的文学与文学批评，有学古与趋新二种潮流，而中郎便是代表着新的潮流的人物。
此新的潮流之形成由二种力量：自文学上的关系言，为戏曲、小说之发达；自思想上的关系言，为左派王学之产生。前者可于中郎之倾倒于徐文长见之，后者可于中郎之倾倒于李卓吾见之。有此关系，所以三袁之中，中郎特著。伯修之《答陶石篑书》称“中郎极不满近时诸公诗”（《白苏斋类集》十六），小修之《解脱集序》亦称“中郎力矫敝习，大革颓风”（《珂雪斋文集》一）。当时之反王、李运动确以中郎为领袖。
顾中郎之成功，与弟兄间之相互切磋也不无关系。所以伯修、小修的文学批评，也应于此附带论述，以见“公安派”的整个主张。
中郎所长在于论诗，而伯修有《论文》二篇，正足以补中郎之所未及。其《论文》上反对摹拟，反对挦扯古语，反对地名、官衔不用时制，这犹是消极的主张。其《论文》下谓学者宜从学以生理，从理以生文，以学问意见为主，这便是积极的主张。《论文》上专论文之“辞”，故以消极的主张为多；《论文》下专论文之“意”，故又以积极的主张为多。
由消极的主张以推究，于是谓：“口舌代心者也，文章又代口舌者也。展转隔碍，虽写得畅显，已恐不如口舌矣，况能如心之所存乎？”（《白苏斋类集》二十）所以主张辞达。必须文章能如口舌，口舌能如心，然后为达。正因如此，所以反对王、李之学古。他说：
古文贵达。学达即所以学古也，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。今之圆领方袍，所以学古人之缀叶蔽皮也。今之五味煎熬，所以学古人之茹毛饮血也。何也？古人之意期于饱口腹、蔽形体，今人之意亦期于饱口腹、蔽形体，未尝异也。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，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，投毛血于殽核之内也。大抵古人之文，专期于达；而今人之文，专期于不达。以不达学达，是可谓学古者乎？（同上）
我们屡言秦汉派学古之失败，即由古今语言之异。所以伯修以摘古字句，为王、李之病，可谓一针见血之谈。
由积极的主张以推究，于是以沧溟之“视古修词，宁失诸理”为强赖古人失理；以凤洲之“六经固理薮，已尽，不复措语”为不许今人有理。辞所欲达，正达此理，而他们因为学古之故，徒以摹拟形貌为事，不再着重于思想；所以他以为只须有理，虽驱之使模亦不可得。于是又说：
有一派学问，则酿出一种意见；有一种意见，则创出一般言语。无意见则虚浮，虚浮则雷同矣。大喜者必绝倒，大哀者必号痛，大怒者必叫吼动地、发上指冠。惟戏场中人，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，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，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。（同上）(www.xing528.com)
以卓见真情为文，自然可以破模拟之敝，这又同于李卓吾的论调，而成为建设的文论了。小修于《解脱集序》亦谓“文章之道本无今昔，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后”（《珂雪斋文集》一）。这是公安三袁的共同主张。
以上是伯修之文论，至于小修的意见也有几点与中郎不同，可以特别论述。其一，是对于竟陵派的攻击；其又一，是为中郎辩护，而有时足为中郎文论之修正。
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谓：“小修又尝告余，杜之《秋兴》，白之《长恨歌》，元之《连昌宫辞》，皆千古绝调，文章之元气也。楚人何知，妄加评窜，吾与子当昌言击排，点出手眼，无令后生坠彼云雾。”（丁中）是则牧斋之攻击竟陵，正是本于小修的意见。盖公安、竟陵之于诗，其反王、李同，而所以反王、李者则不同。公安期于明畅，竟陵期于幽峭，所以牧斋以鬼趣兵象喻之。
小修《澹成集序》云：“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其次则能言其意之所欲言。”（《珂雪斋文集》二）公安论文虽主辞达，本不欲发泄太尽，不过因为“由含里而披敷”，原是时势所必至。那么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言其意之所欲言，一泻无馀，也不失为高的标准。至于吞吞吐吐，扭扭捏捏，“本无言外之意，而又不能达意中之言”，便不足贵了。“大丈夫意所欲言，尚患口门狭、手腕迟，而不能尽抒其胸中之奇，安能嗫嗫嚅嚅如三日新妇为也。”（均见《澹成集序》）此虽论时文，而其对竟陵之不满，也即本于此种见地。故他于《吴表海先生诗序》云：“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古人谓水中盐味，色里胶青，决定是有，不见其形者，即三百篇不多得也。汉魏十九首庶几近之。盛唐之合者不数人，人不数首，而况中、晚乎？才人致士情有所必宣，景有所必写，倒囷而出之，若决河放溜，犹恨口窄腕迟，而不能尽吾意也。而彳亍、而嗫嚅，以效先人之颦步，而博目前庸流之誉，果何为者！”（《珂雪斋文集》二）此则便是攻击竟陵的论调了。
至其为中郎辩护而修正中郎之说者，于其集中时可遇到。小修比中郎为后死，或者对于公安末流之弊看得清楚一些，或者对于攻击公安之论调也不能不接受一些。此种关系，即由小修与中郎论“变”的见解，已可看出有些出入之处。小修之《宋元诗序》云：“宋元承三唐之后，殚工极巧，天地之英华，几泄尽无馀。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，宁各出手眼，各为机局，以达其意所欲言，终不肯雷同剿袭，拾他人残唾，死前人语下。于是乎情穷而遂无所不写，景穷而遂无所不收。”（《珂雪斋文集》二）这样论变犹与中郎相同。中郎正因要各极其变，各穷其趣，所以不怕讥讪，不肯随波逐流。由变以存其人之真、时之真，同时也由真以穷其体之变、格之变。宋元诗之变即宋元诗之真；宋元诗之真，自造成宋元诗之变。中郎之诗所以不能无疵，然而却能独创一格者，其情形也正与之同。大概中郎诗以不合庸众耳目，太受时人指摘，所以小修便不能不加以说明。他以为中郎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极，浮而不沉，又以意在破人执缚，不免时涉游戏，然而“学以年变，笔随岁老”（见《珂雪斋文集》三，《中郎先生全集序》）。中郎后来所作原并不如此；所以一般人之妄肆讥弹，全由成心不化之故。又中郎诗文家刻不精，吴刻不备，近时刻者又多杂以赝书，这也是中郎蒙讥之故。“至于一二学语者流，粗知趋向，又取先生偶尔率易之语，效颦学步，其究为俚语，为纤巧，为莽荡，譬之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，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。”（见同上）那又是公安末流之弊，不能由中郎负其责的。中郎处于剽窃雷同的风气正盛之时，独能使人“以意役法，不以法役意，一洗应酬格套之习。……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，始知心灵无涯，搜之愈出，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窃其变，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笔之间”（见同上）。那么，中郎整刷之功，更有其历史的价值！
正因小修看到这一点，看到整刷之功，同时也看到末流之弊，看到矫枉之功，同时也看到过正之弊，所以他于“变”又有另一种看法。他正是就“变”言变，而不必以“真”言变。他于《花云赋引》云：“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。有作始自有末流，有末流还有作始。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，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。是故性情之发，无所不吐，其势必互异而趋俚。趋于俚又将变矣！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。法律之持无所不束，其势必互同而趋浮。趋于浮又将变矣！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。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，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。此必变之势也。”（《珂雪斋文集》一）这样论变，所以有功而也有其弊，无所谓功也无所谓罪，只须能完成其历史的价值而已。因此，他于《阮集之诗序》中再说明矫正公安风气的主张。他说：
国朝有功于《风》、《雅》者，莫如历下。其意以气格高华为主，力塞大历后之窦，于是宋元近代之习为之一洗。及其后也，学之者浸成格套，以浮响虚声相高，凡胸中所欲言者，皆郁而不能言，而诗道病矣。先兄中郎矫之，其志以发抒性灵为主，始大畅其意所欲言，极其韵致，穷其变化，谢华启秀，耳目为之一新。及其后也，学之者稍入俚易，境无不收，情无不写，未免冲口而发，不复检括，而诗道又将病矣。由此观之，凡学之者，害之者也；变之者，功之者也。中郎以不忍世之害历下也，而力变之，为历下功臣。后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历下者功中郎也哉！……夫昔之功历下者，学其气格高华，而力塞后来浮泛之病；今之功中郎者，学其发抒性灵，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。有作始自宜有末流，有末流自宜有鼎革，此千古诗人之脉所以相禅于无穷者也。（《珂雪斋文集》二）
这样论变，那么矫正公安末流的作风，也正是中郎的主张了。小修之诗论，足以补充中郎所未及者，以这一点为最重要。所以他语其侄子祈年、彭年谓：“若辈当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，然后下笔，切莫率自肣臆，便谓不阡不陌，可以名世也。”他真这样深自忏悔的说：“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，合而离，离而复合，不效七子之诗，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，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。”（均见《珂雪斋文集》一，《蔡不瑕诗序》）
以上是伯修与小修的见解，下文再述中郎的见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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