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渔洋《论诗绝句》云：“草堂乐府擅惊奇，杜老哀时托兴微，元、白、张、王皆古意，不曾辛苦学妃豨。”并于《池北偶谈》举公文介于文定二人之说，以为此即于、公二公之绪论。所以于、公二氏也是不赞同七子的人。
于慎行字可远，更字无垢，东阿人，谥文定，《明史》二百十七卷有传，所著有《穀城山馆集》、《穀山笔麈》等。公鼐字孝与，蒙阴人，谥文介，《明史》二百十六卷有传，所著有《问次斋集》。于、公二人生当隆庆、万历之际，李、王之势焰正高，而又为李氏乡人，其论诗却能不为所囿，且有箴砭之论，不得不佩其卓识了。当时与于、公二氏同其见解者，尚有一山东人，为冯琦，字用韫，一字琢庵，临朐人，谥文敏，《明史》二百十六卷有传，所著有《宗伯集》。
于慎行之《叙宗伯冯琢庵文集》云：
天壤之间有形有质之物，未有能不朽者，必化而后不朽。金石之坚，泐且蚀焉而朽；土木之膘，蠹且苏焉而朽，惟毋化也。水之洋洋，代而不尽，朽乎哉！火之炎炎，传而不尽，朽乎哉！何者？化也。人心之精吐而为言，主之伦要，甹而为文，此必有变而之化者。无所变而之化，而欲高驰虎视，树千载之标，岂其质哉？近世名家辈出，非先秦、西京口不得谈，笔不得下，至土苴赵宋之言，目为卑浅，而眉山氏之家法，亦若曰姑舍是云。鄙人少而操缦，亦谓为然，久而思之，不也。盖先秦、西京之文，化而后为眉山氏，眉山氏之文化而后为弇州氏，眉山氏发秦汉之精缊，化其体而为虚；弇州氏揽眉山之抒轴，化其材而为古：其变一也。世人不知，一以为赵宋，一以为先秦、西京，徒皮相尔。且夫先秦、西京之世，有以文命者哉？漆园之洸洋，则论著之书也；韩非之精切，则短长之策也；长沙之宏赡，则陈对之牍也；龙门之逖荡，则纪述之史也：此皆眉山氏之所酿而为文者也。盍尝取而䌷之，廓之宏篇，约之单语，安所寻其轨迹，安所索其斧痕。故能不为秦汉者，而后能为秦汉，此则不可朽尔。何者？文以神化者也。不会之以神，而合之以体，不合之以体，而摹之以辞，则物之形质也。方兴方圯，方新方故，不朽何之！……顷者先正诸公，亟称拟议以成其变化，岂非名言！然拟之议之为欲成其变化也，无所变而之化，而姑以拟议当之，所成谓何？
冯琦之序于慎行父于《宗伯集》云：
夫诗以抒情，文以貌事。古人立言，终不能外人情事理，而他为异；而后之作者，往往求之情与事之外。求之弥深，失之弥远，则求之者之过也。亡论诗三百篇，大半采之民风，即如汉魏以来，民谣里谚，出自闾巷儿女子之口，即使骚人墨士，穷情尽变，有以益乎？当战国时，士抵掌谈世事，皆以取给一时，快心千古，即司马迁为《史记》，仍其语不能损益也。故知诗以抒情，情达而诗工；文以貌事，事悉而文畅。古人之言，尽于此矣。而后之作者高唱矜步以为雄，多言繁称以为博，取古人之陈言，比而栉之，以为古调古法。调不合则强情以就之，法不合则饰事以符之。夫句比字栉，终不可为调为法，即调与法亦终不可为古人，然则徒失今人情与事耳。夫蛩吟鸟语，皆能使人动心，即繁丝急管，不能与争，故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。古人所由传，正以独诣为宗，自然为致，无复有古人于前耳。今奈何袭古人以为古人乎？窃以为调欲远，情欲近，法在古人，事在今日。必不得已，宁不得其调与法，而无失其情与事。故里巷歌谣，协之皆可以为诗；几席谈说，次之皆可以为文。何者？其情与事近也。（《宗伯集》二）
他们二人的论调，一吹一唱，似相孚应。于氏以为文不妨学古，但须由拟议以成其变化。七子之流弊，即在拟议而不化。冯氏以为调与法虽可求古，情与事必须合今。专从调与法上注意，有时失今人之情与事；不如从情与事上着眼，转得冥合古人之调与法。于氏举了目标，冯氏言其方法。所以于氏称许冯氏之文，即在于能化，化秦汉而为虚；而冯氏亦自称此种持论为于氏所许可。他们虽不至反对宗尚秦汉、取法盛唐的主张，然却反对拟袭秦汉盛唐的诗文。
于慎行之论古乐府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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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人不为古乐府，是知古乐府也。辞声相杂，既无从辨；音节未会，又难于歌：故不为尔。然不效其体而时假其名，以达所欲出，斯慕古而托焉者乎？近世一二名家，至乃逐形模以追遗响，则唐人所吐弃矣。（《穀城山馆诗集》一）
汉曲多不可解，盖乐府传写，大字为辞，细字为声，声辞合写，故致错迕。……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，往往采缀古词，曲加模拟，词旨典奥，岂不彬彬！第其律吕音节已不可考，又不辨其声词之谬，而横以为奇僻；如胡人学汉语，可诧胡，不可欺汉。令古人有知当为绝倒耳。（《穀山笔麈》八）
又论五言古诗云：
魏晋之于五言，岂非神化，学之则迂矣。何者？意象空洞，朴而不敢琱，轨涂整严，制而不敢骋，少则难变，多则易穷，古所谓鹦鹉语不过数声耳。原本性灵，极命物态，洪纤明灭，毕究精韫，唐果无五言古诗哉？（《穀城山馆诗集》二）
公鼐之《乐府自叙》云：
《风雅》之后有乐府，如唐诗之后有词曲，声听之变有所必趋，情辞之迁有所必至。古乐之不可复久矣，后人之不能汉魏，犹汉魏之不能《风》、《雅》，势使然也。……近乃有拟古乐府者，遂颛以拟名，其诗但取汉魏所传之词，句抚而字合之，中间陶阴之误，夏五之脱，遂所不较，或假借以附益，或因文而增损，跼蹐床屋之下，探胠滕箧之间，乃艺林之根蟊，学人之路阱矣。（《池北偶谈》引）
此二人的论调又是若合符节。公鼐之《赠邢子愿长歌》云：“馀子纷纷未易说，拟议原非吾所悦；丈夫树立自有真，何必效彼西家颦。”而冯琦之《谢京兆诗序》亦标举尚情肖真之旨，称其诗事无牵会、语无辏泊，因实境所至而命之意，合于古人之所谓情，而他之所谓真。（见《宗伯集》二）此也其见解相同之处。于慎行《穀山笔麈》之论诗文，又谓“古人之诗如画意，人物衣冠不必尽似，而风骨宛然。近代之诗如写照，毛发耳目，无一不合，而神气索然。彼以神运，此以形求也。”而冯琦《谢京兆诗序》中亦称古人之诗，若远若近，若切若不切，而可以纾己之情，可以谕人之情。后人之诗，其人、其地、其事与夫官秩、姓氏，皆引古事相符合以为典切，而己情不必纾，人情不必谕。这也是他们相同的论调。此三人之见解，真可谓同出一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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