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对前、后七子最有力的中心部队即是“公安派”。“公安派”的成功,即由于针对着七子的中心理论以进攻。七子主张宗古而他则廓清宗古的思想;七子所长在诗,其所论也偏于诗,而他则专在诗的方面,创造相反的作风,建立相反的理论。所以“公安派”才是七子的劲敌,一般宗主唐宋的古文家尚不足以语此。因此,论述“公安派”时不得不先述“公安派”的前驱与羽翼。
“公安派”的主张之所由形成,不外几方面:一是思想界的关系,以李贽、焦竑的影响为最巨;二是戏曲家的关系,又以徐渭、汤显祖的影响为最深;三是诗人的关系,则于慎行、公鼐诸人的言论也不能没有一些影响。
现在先讲思想界的关系。
李贽,号卓吾,一曰笃吾,泉州晋江人,《明史》二百二十一卷附《耿定向传》,所著有《李氏焚书》等。
卓吾是当时一个怪人。性褊窄,而读书又眼光甚锐,能时出新意。为文不阡不陌,作字亦瘦劲险绝。对俗客则寂无一语,遇胜友则终日晤言,滑稽排调冲口而发。为和尚而独存鬓须,服儒冠而身居兰若。怪怪奇奇,所以很不合于流俗,而卒致为人所构陷。当时王心斋、颜山农、何心隐一流人大抵都有此态度,也往往为人所惊怪,所倾陷。
大抵当时王学既以悟性为宗,自由解放,所以只须个性稍强的人,自会走上狂者一路。人家诋卓吾为狂禅、为左道,他何尝顾虑到流俗这些毁誉,他只行吾心之所是而已。他“平生不爱属人管”(见《焚书》四,《预约篇感慨平生条》),而他“是非又大戾昔人”(见《焚书》六,《读书乐引》),所以颇有许多惊人的言行。袁小修《珂雪斋游居柿录》(九)论中郎诗文,称其“才高胆大,无心于世之毁誉,聊以舒其意之所欲言耳”。此种态度,恐即受卓吾的影响。当中郎见卓吾的时候,卓吾大加赏识,赠诗有“诵君玉屑句,执鞭亦欣慕,早得从君言,不当有老苦”之语。盖卓吾以老年无朋,作书曰老苦故也。(见《公安县志》,《袁宏道传》)卓吾喜中郎至,有诗云:“世道由来未可孤,百年端的是吾徒”(《焚书》八),中郎访卓吾,也题诗云“李贽便为今李耳,西陵还似古西周”(《袁中郎全集》三十三)。又《怀龙湖诗》云:“老子本将龙作性,楚人元以凤为歌。”(《袁中郎全集》三十九)两心相印,契合无间,中郎能不受卓吾大刀阔斧,独来独往的影响吗?
卓吾文论之抒其独见者,即在一篇《童心说》(《焚书》三)。“童心者真心也。”“失却童心,便失却真心;失却真心,便失却真人。”他是基于此种理由以重在存其真心。这些话原自阳明致良知之说转变得来。而他为要做“真人”,存“真心”,所以以为道理闻见都是童心之障。这样,是非大戾于时人,是非也大戾于昔人。他说:
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?盖方其始也,有闻见从耳目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;其长也,有道理从闻见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,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。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,而务欲以扬之,而童心失;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,而务欲以掩之,而童心失。夫道理闻见,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。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!然纵不读书,童心固自在也。纵多读书,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。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。
“童心既障,于是发而为言语,则言语不由衷;见而为政事,则政事无根柢;著而为文辞,则文辞不能达。”一般人方以道理闻见,为立言之要,为载道之文,而他却以为不是内含以章美,不是笃实生辉光,所以“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”。理既非天下之至理,文亦难成天下之至文,而一般人方且蹈常习故,陈陈相因,自以为“有德者必有言”,所以他不得不作狮子吼,一醒世人之耳目了。
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,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,非童心自出之言也。言虽工,于我何与!岂非以假人言假言、而事假事、文假文乎?盖其人既假,则无所不假矣。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,则假人喜;以假事与假人道,则假人喜。无所不假,则无所不喜。满场是假,矮场何辩也!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,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,又岂少哉!何也?天下之至文,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。
苟童心常存,则道理不行,闻见不立,无时不文,无人不文,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。诗何必古选!文何必先秦!降而为六朝,变而为近体,又变而为传奇,变而为院本、为杂剧、为《西厢曲》、为《水浒传》、为今之举子业,大贤言,圣人之道,皆古今至文,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。
这种论调,正是公安派中最明显最痛快的主张。“诗何必古选,文何必先秦”,他早已对于格调派加以攻击了。“更说什么六经,更说什么《语》、《孟》乎?”同时他又对于正统派加以攻击了。主格调者,标举秦汉,而他以为“无时不文,无人不文,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”;守正统者,宗主唐宋,侈谈性理,而他却又以为“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乃道学之口实,假人之渊薮也;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”。他真可以代表着当时新的潮流的主张。
他是本于这样见解以推重所谓童心之言,所以他以为:
且夫世之真能文者,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。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,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,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。蓄极积久,势不能遏,一旦见景生情,触目兴叹,夺他人之酒杯,浇自己之垒块,诉心中之不平,感数奇于千载。既已喷玉唾珠,昭回云汉,为章于天矣;遂亦自负,发狂大叫,流涕恸哭不能自止。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,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,投之水火。(《焚书》三,《杂说》)
要“蓄极积久,不能自遏”,要“发狂大叫,流涕恸哭不能自止”,同时又要“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,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,投之水火”,这即是公安派人所常说的“一段精光”。必须有这一段精光者,他们才认为是天下之至文。
当时思想不知卓吾之左者有庄元臣。元臣字忠原,归安人,隆庆戊辰进士,所著有《叔苴子》内、外篇。伍崇矅《跋》称其“议论特警快,往往欲以机锋言下醒人”,是庄氏或也受当时王学的影响。可惜我们现在不甚知道他的生平,不能确知他思想的来源。
庄氏自序其《叔苴子》云:“叔苴者盖取《豳风》“九月叔苴”之意也。叔者拾也,苴者麻子也,农人九月间而无事,则采拾麻子,以为来年播种之具,取非用于今而取用于后也。”是则他警快之论,原是不合当时风气而正欲转移当时风气的。
《叔苴子》外篇谓“国之大妖五,而灾祲不与焉”;五妖之中,“绮言诞词,叛经僻理,名曰文妖;险行诡趋,离群惊族,名曰人妖”(卷一)。是则他对于李卓吾一流人之行为,亦未必满意。不过他虽不满意这种极“左”的行动,而由他的思想看来,似也不是墨守的人,似也不是逐风气的人。内篇有云:“爱南威之容也,为之图其形,形成而莫之宠也,所爱者去之也;贵圣人之道也,为之传其言,言传而莫之用也,所贵者去之也。”(卷一)又云:“古之学者,学一事必究一事之所以然,故学不易成,及其成也,则用神而能绝;今之学者,但循其成法,拘而不通矣。”(卷三)他知道言之所贵他知道成法之不可泥,那么思想也很易近于卓吾一流,而其论文自不会赞同复古派的主张。他说:
禽虫之鸣,亦有专能。乌之哑哑,鹊之唶唶,啴之嘒嘒,虫之唧唧,动于天者,人虽欲效之,亦不能似也。若鹦鹉鸲鹆失其真而慕为人言,则人固得而胜之矣。故学为文者无贵拟古,不拟古者亦古人所不能拟也;而字追句比,与古人争能者,皆鹦鹉鸲鹆之智也。(内篇三)
鸲鹆之鸟,出于南方,南人罗而调其舌,久之能效人言,但能效数声而止,终日所唱惟数声也。蝉鸣于庭,鸟闻而笑之。蝉谓之曰,子能人言甚善,然子所言者未尝言也,曷若我自鸣其意哉!鸟俯首而惭,终身不复效人言。今文章家窃摹成风,皆鸲鹆之未惭者耳。(内篇五)
岂仅不赞同复古派的主张!积极方面,更且欲逞其独见,自出机杼,那便近于公安的见解了。如云:
文章出于剽掇者,丰靡而不美;出于独见者,简质而可贵。昔王丹吊友人之丧,有大侠陈遵者亦与吊焉,赙则甚盛,意有德色。丹徐以一缣置几而言曰,此丹自出机杼也。遵大惭而退。今学士之文,其能为王丹之缣者几何哉!(外篇二)
此种论调,殆与公安三袁的主张无以异。不过三袁是文人,而庄氏是思想家,所以又与三袁异趣;而庄氏之思想,又不如卓吾之左,所以又与卓吾有别。他以为“人之精神,凝之心为绝德,注之技为绝艺。”(内篇一)文章既须出于独见,表其精神,则当然应注意到德与艺两方面。“德成而上,艺成而下”,所以他尤其注重在道德。如云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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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业文章古今不相及者,古人以馀力为之,而今人以尽力为之也。古人为功业,道德之馀力也;古人为文章,又功业之馀力也。乌获举鼎,秦武王亦举鼎,而独绝膑而死者,何哉?盖以馀力为之者,神尝溢于所为之外,以尽力为之者,精尝竭于所为之中,今之不古若,其以是夫!(内篇二)
文章功业之可传者,皆前定者也。三代以前尚已!春秋而降,孔明之功定于隆中,王猛之功定于扪虱。至于管、晏、申、韩之书,皆自写其意,斐然成章耳。彼岂执笔吚唔而句雕字饰哉!故功者立于未有功之先,文者具于未有文之始也。譬如蚕之茧,蛛之网,有先茧网而成者矣。今欲徼不朽之事,而取办于临时,何怪功日鄙而文日卑乎?(内篇四)
文章犹舟也。舟之贵贱不在大小华质,而视其所载者。……今世之儒者,率以鄙夫之见而被以龙虎之文,曰,此不朽之盛业也。是以文舟彩鹢载小人粪土招摇而过市中,市人必皆唾而弗顾矣。故寿文章于金石,不如寿诸理,理坚于金石也;借文章于显贵,不如借诸道,道尊于显贵也。(内篇五)
类此诸说,殆全属道学家之见。文章犹舟之说,即文以载道之意。文具于未有文之始,即“有德者必有言”之意。又如谓文章为功业之馀,谓悦耳目者无当于实用,也均道学家习见之谈,有些地方虽较以前道学家所言为透彻,然在意义上总不外重道轻文,尚用轻饰之旨。不过他既重在绝德,重自出机杼,那么道学上的陈词套语,在他也视同鄙夫之见了。他所谓自出机杼者,在内容上,在思想上,也以能抒其独见为贵。
“人之精神,凝之心为绝德,注之技为绝艺”,若本此语以论文,则绝德所以抒其独见,成其一家之学;而绝艺又所以恣其变化,成其一家之文。必须如此,而文之能事始尽。
焦竑,字弱侯,江宁人,自号澹园,《明史》二百八十八卷《文苑》有传,所著有《澹园集》、《澹园续集》,及《焦氏笔乘》等。
在当时,论道则索之窈冥之乡,所以不用学;而有时土苴词章,所以也不用文。论文则惟离合古人胜语,所以无关于道;而有时自托清虚,以空灵为贵,所以也不用学。惟弱侯则于道所得者深,于学所得者博,而文又足以达之,所以不必依旁秦汉,也不必规范唐宋,而直指横发,自成其一家之言。其门人陈懿典之序《澹园集》云:“惟功深好古,故妙契古人之作法;惟学先闻道,故尽洗文人之习气。以明道、象山之见解,运昌黎、南丰之笔力,语无不透,说必有据。”可谓深中肯綮。
弱侯之学,出耿天台、罗近溪,而又笃信李卓吾之学,故颇近于禅。其撰《管东溟墓志》谓“冀以西来之意密证六经,东鲁之矩收摄二氏”(《澹园续集》十四),即可见其论学宗旨。因此关系,所以他论诗论文的主张,不蕲与公安近而自然与公安合。可是,公安三袁是文人而不是学者,通禅学而不精儒学,未能如弱侯这般知学能文,会释以证儒,由博以返约,从下学以期上达。所以自表面言之,有些相类;自骨子言之,又自不同。他可说宋濂、方孝孺以后的继起者,不过以学宗陆、王,又与宋、方不同而已。因此,他论诗论文的主张,纵欲与公安合,仍不能不与公安异。
先就其与公安相合之点言。袁中郎之卒,虽在焦氏之前,而其生,实后于焦氏二十馀年。《袁中郎集》中有《送焦弱侯老师使梁因之楚访李宏甫先生》之诗,李宏甫即李卓吾,中郎既受其影响,也必受弱侯的影响。他们都笃信卓吾之学,其思想当然会接近。
弱侯有一篇《与友人论文书》,是很重要的文字。他说:
夫词非文之急也,而古之词又不以相袭为美。《书》不借采于《易》,《诗》非假途于《春秋》也。至于马、班、韩、柳乃不能无本祖,顾如花在蜜,蘖在酒,始也不能不借二物以胎之,而脱弃陈骸,自标灵采。……斯不谓善法古者哉!
近世不求其先于文者,而独词之知,乃曰以古之词属今之事,此为古文云尔。韩子不云乎?“惟古于词必己出,降而不能乃剽贼。”夫古以为贼,今以为程。……谬种流传,浸以成习,至有作者当其前,反忽视而不顾,斯可怪矣!(《澹园集》十二)
此文攻击七子之摹拟剽窃,颇与公安之论调相同。不仅如此,即在积极方面,公安派之所宗主,一为眉山,一为香山,而焦氏论诗论文所推崇的也以此二人为最。
弱侯论文,真可谓是苏氏之学。其集中有《刻苏长公集序》、《刻苏长公外集序》及《刻两苏经解序》,可见其于苏文寝馈之深。此数文中赞美坡文之语,与本书上册所引惠洪赞东坡语,同一口吻,即因都本于禅学见地。李卓吾对于坡文也有特别嗜好。《焚书》卷二有《复焦弱侯书》云:“苏长公何如人,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。世人不知,只以文章称之,不知文章直彼馀事耳!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,而能文章垂不朽者。”可知李卓吾对于东坡也是十分倾倒的。后来袁中郎因为卓吾已曾选过苏文,故复特赏苏诗。(见《袁中郎全集》二十三,《答梅客生开府》)是则他们见解,在这一方面可谓一致。
弱侯论文之最能阐明东坡之旨者,为其《刻苏长公外集序》。
孔子曰:“词达而已矣。”世有心知之而不能传之以言,口言之而不能应之以手,心能知之,口能传之,而手又能应之,夫是之谓词达。唐宋以来如韩、欧、曾之于法至矣,而中靡独见,是非议论或依傍前人。子厚习之,子由乃有窥焉,于言有所郁渤而未畅。独长公洞览流略,于濠上竺干之趣,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,以故得心应手,落笔千言,坌然溢出,若有所相。至于忠国惠民,凿凿可见之实用,绝非词人哆口无当者之所及。(《澹园续集》一)
此文即以东坡论文之语论述东坡之文,阐说东坡之论文见解,而同时也即是焦氏的论文见解。盖弱侯于道,以佛学为圣学,谓老庄同孔孟,所以与东坡之学为近。焦氏《续笔乘》谓“释氏诸经即孔门之义疏”(卷二),而其《庄子翼序》又谓“老庄庶几乎助孔孟之所不及”(《澹园集》十四)。焦氏也于濠上竺干之趣,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,以发为文章,当然会有些种论文见解。
弱侯论诗,又可谓是白氏之学。焦氏少爱邵尧夫《击壤集》,其后始读乐天《长庆集》,因抄其警策若干篇,并刻而传之。其《刻白氏长庆集抄序》云:“乐天见地故高,又博综内典,时有独悟,宜其自运于手,不为词家谿径所束缚如此。近世宗尚子美往往卑其音节,不复数第,肤革稍近,而神情邈若燕、越,非但不知乐天,亦非所以学杜也。”(《澹园集》十五)此种见解,更是公安派的先声了。焦氏《雅娱阁集序》云:“诗非他,人之性灵之所寄也。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,情不深则无以惊心动魄,垂世而行远。”(《澹园集》十五)又《竹浪斋诗集序》云:“诗也者率自道其所欲言而已。以彼体物指事,发乎自然,悼游伤离,本之襟度,盖悲喜在内,啸歌以宣,非强而自鸣也。”(《澹园续集》二)这也可视为他论诗的性灵说。
这都是他与公安相合的地方。
至就其与公安相异之点言,即公安有意矫枉,而弱侯尚庶几“允执厥中”。弱侯由博返约,所以才与学可相得益彰。昔人以为诗有别才非关学,而他则以为博学并不妨碍作诗。他谓“诗有实有虚,虚者其宗趣也,实者其名物也”(《澹园集》十四,《诗名物疏序》)。才毗于虚而学偏于实,所以才与学不能偏废。在诗中卖弄学问固不可,然欲不持寸铁以鼓行词场,也不为弱侯之所许。《笔乘》卷四有“作诗不读书”及“杜诗无一字无来历”诸条也即说不妨以学问为诗。
弱侯既论诗主学,于是悟与法又不成为冲突。他论书法,谓“有字学不可无性,有字性不可无学”(《澹园续集》九,《书赵松雪秋兴赋》)。有学自然合法,有性自然入悟。他于《刻苏长公集序》云:“譬之嗜音者必尊信古始,寻声布爪,唯谱之归,而又得硕师焉以指授之。乃成连于伯牙,犹必徙之岑寂之滨及夫山林杳冥、海水洞涌,然后恍有得于丝桐之表,而水山之操为天下妙。若矇者偶触于琴而有声,辄曰音在是矣;遂以为仰不必师于古,俯不必悟于心,而傲然可自信也。岂理也哉!”(《澹园集》十四)此语甚妙,惟知师古而尺尺寸寸以求之者,不悟于心者也;惟知师心而以本色独造为高者,不师于古者也。矫枉则过正,公安之弊,殆亦与七子相同。必像他这般,由下学以至上达,从师古以求悟于心,才算四面八方都打得通。《笔乘》卷四“不烦绳削”条云:“为诗殚竭心力,方造能品;至于沛然自胸中流出,所谓不烦绳削而合,乃工能之至,非率易语也。”当时纷纷尚神韵、尚性灵者,都只做到焦氏一半功夫。
看到这一点,然后知道他与公安离合的关系了。前后七子以暴力劫持文坛,而公安、竟陵复蹈其覆辙,异其主张,袭其方法,直是以暴易暴而已。其原因即在偏执一端,不曾将下学上达一番功夫都打得通。其学愈偏,其弊愈甚;其弊愈甚,其争亦愈烈。只有通识之士才能不囿于所学;也只有通学之士,才能不蔽于所见。焦氏《文坛列俎序》云:
孔子曰:“夫言岂一端而已。”言者心之变,而文其精者也;文而一端,则鼓舞不足以尽神,而言将有时而穷。《易》有之,“物相杂曰文”,相杂则错之综之而不穷之用出焉。宋王介甫守其一家之说,群天下而宗之,子瞻讥为黄茅白苇,弥望如一,斯亦不足贵已。近代李氏倡为古文,学者靡然从之,不得其意而第以剽略相高,非其族也,摈为非文。噫,何其狭也!譬之富人鼎俎,山贡其奇,海效其错,……叠陈而递进,乃有窭人子者得一味以自多,忘百羞之足御,不亦悲乎?(《澹园续集》二)
此种论调,即后来钱牧斋之所本。盖明清文坛风气之不同,即因一重在文而一重在学的关系。牧斋论调即此种风气转变之关键。焦氏在明以博洽著称,固宜其不为明代习气所染,风气所囿,而论调转与清代为近了。
这又是与公安不得不异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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