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维桢，字本宁，京山人，有《大泌山房集》一百三十四卷。《明史》二百八十八卷《文苑》有传。
他觉得诗道至广，未可偏主一端。偏主一端，过则为病，所以说：“丰赡者失于繁猥，妍美者失于儇佻，庄重者失于拘滞，含蓄者失于晦僻，古淡者失于枯槁，新特者失于穿凿，平易者失于庸俚，雄壮者失于粗厉。”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二十一，《雷起部诗选序》）他又觉得诗才互异，未可兼并古人。兼并古人，合则两伤。所以又说：“格由时降而适于其时者善；体由代异而适于其体者善。乃若才，人人殊矣，而适于其才者善。孟、韦之清旷，沈、宋之工丽，不相入而各撮其胜，贪而合之则两伤矣。拾遗圣于律而鲜为绝，供奉圣于绝而鲜为律。瑜不掩瑕，瑕不掩瑜，讳而兼之则均病矣。宗庙朝廷闺闱边塞，异地；礼乐军戎庆吊离合，异事；庄严凄惋发扬纡曲，异情；杂而施之，则失伦矣。”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二十一，《亦适编序》）此种主张即后来钱牧斋之所本。李氏以是修正七子之论调，钱氏则以是攻击七子之主张。时代不同，态度互异，实则渊源所自，仍是七子馀派之绪论。入室操戈，在学术界中正多这些相似的例。
在当时，公安、竟陵之气焰方张，七子之馀风渐泯，是非得失，亦以争辩而归于论定。所以李氏对于七子之主张自不能不加修正。然而修正尽管修正，立场总是不变，于是一方面虽采用公安派的主张，而一方面总不满公安、竟陵的作风。他于《邵仲鲁诗草序》中说：
嘉隆间称诗者必则古昔，如故国旧家，守其先世之遗，无敢失坠，故诗与开元、大历相上下。自顷好奇者学怪于李长吉，学浅于白居易，学僻于孟郊，学涩于樊宗师，学浮艳于《西昆》，而诗之体敝矣。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二十三）
他于《吴韩诗选题辞》中又说：
七子没垂三十年而后生妄肆诋诃，左袒中、晚唐人，信口信腕，以为天籁元声。殷丹阳所胪列野体、鄙体、俗体，无所不有。寡识浅学，喜其苟就，靡然从之。诗道陵迟，将何底止！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一三二）
他于《二酉洞草序》甚至出以戏谑的态度说：
杜少陵，读书万卷，下笔有神，……而孤陋寡闻之士，以为诗本性情，眼前光景口头语，无一不可成诗。……“无书不读”，昔人以为美事，而今人中分之而相谑。执是谑以衡人，病“无书”者十九，病“不读”者十一，若之何能为少陵诗也。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二十）
他于《朱脩能诗跋》中甚至以骂詈的态度说：
今为诗者，仿古人调格，摘古人字句，残膏馀沫，诚可取厌。然而诗之所以为诗，情景事理，自古迄今，故无二道。惟才识之士，拟议以成变化，臭腐可为神奇，安能离去古人，别造一坛宇耶？离去古人而自为之，譬之易四肢五官以为人，则妖孽而已矣！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一二九）
这都是攻击公安、竟陵的论调，而于公安为尤甚。(www.xing528.com)
然则他如何采用公安派的主张以建立诗论呢？他认为：
夫诗有音节抑扬开阖，文质浅深，可谓无法乎？意象风神，立于言前，而浮于言外，是宁尽法乎？师古者有成心，而师心者无成法。譬之驱市人而战，与能读父书者，取败等耳。（《大泌山房集》十九，《来使君诗序》）
今学诗者工摹拟而非情实，善雕镂而伤天趣，增蛇足、续凫胫，失之弥远。抑或取里巷语，不加修饰润色，曰此古人之风，可以被弦管金石也。敝帚自享，均以供识者嗢噱而已。（同上，《绿雨亭诗序》）
今诗之弊约有二端：师古者排而献笑，涕而无从，甚则学步效颦矣；师心者冶金自跃，覂驾自骋，甚则驱市人野战，必败矣。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一三一，《书程长文诗后》）
七子与公安互有流敝，他于这方面原看得很清楚。七子之弊，在模拟、在法古。何况末流承风，变本加厉，安得不暴露其弱点，而招致世人之攻击！他于《吴汝忠集序》中论七子学古之病云：“其气不得靡，故拟者失而粗厉；其格不得逾，故拟者失而拘挛；其业不得俭，故拟者失而庞杂；其语不得繁，故拟者失而诡僻。”（《大泌山房集》十二）可知这原是法古者必有的现象。七子末流有此缺点，诚是事实，然而不可因噎废食，遽谓学诗不妨无师承；更不可矫枉过正，以为作诗不必有法度。因此，取法于古，仍是李氏积极的主张。不过法古也有限度，过此限度，便非合作。师古、师心，本是互有流弊。必须一方面能合先民法度，一方面又能自成一家之言；一方面是匠心而出，一方面又法古而通，这才达到理想的标准。于是他便在此二者之间，成一折衷的论调。即是：“取材于古而不以摹拟伤质；缘情于今而不以率易病格。”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二十一，《方于鲁诗序》）他便是在这种关系上以采用公安派的主张，以修正七子之理论。实则他的修正七子之说，与其谓本于公安，无宁谓仍本于七子。作诗以道性情，李梦阳早已讲过；学古重在舍筏，何景明便是如此。李氏所论仍不外在这两方面发挥而已。我们上文说过，作风犹可以偏诣，理论必求其圆到。这正如六朝之时，作者多溺于时风不能自拔，而批评家则力挽颓习，反足为后来古文家之先声。所以李氏所取性灵之说，可以谓本于公安，也可以说仍出于七子。
惟其如此，所以他的诗论成为折衷调和的主张，自来主性灵说者，每轻视说理用事。而他则以为：“夫有别才别趣，则必有正才正趣。理学何所不该，宁分别正！”而且“理之融浃也，趣呈其体；学之宏博也，才善其用。才得学而后雄，得理而后全；趣得理而后超，得学而后废”。（均见《大泌山房集》一三一，《郝公琰诗跋》）才学理趣正是相得益彰，何尝不相关涉！所以他愤慨地说：“诗何病于理学，理学何病于诗，而离之始双美，合之则两伤！固哉今之为诗也。”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二十二，《刘宗鲁诗序》）这即是与“公安”不同的地方。
他从格调说转变而修正之，以为格调说本身不误而其弊在学者之误。学者“步趣形骸，割裂饾饤，口实法古而去古弥远，害古弥甚”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二十一，《阎汝用诗序》），所以不是古之不当法，乃是所以法古者未得其道。“古之学以积习，今之学以躐等。古之学以涵养，今之学以捃摭。古之学以潜修，今之学以夸诩。是故骛博不免杂，信古不免袭，偏嗜不免固，而诗与学俱病矣。”（同上，《陈宪使诗序》）学之不得其道，所以格调说会有这些弊病。
他又对性灵说而纠正之，以为性灵固属重要，然何能废法，何能废学。其《彭飞仲小刻题辞》云：“昔信阳有舍筏之喻，盖即济而后可以无筏，未有无筏而可以济者。”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一百三十二）其《张司马集序》又云：“夫诗文虽小道，其才必丰于天，而其学必极于人。就其才之所近而辅之以学，师匠高而取精多，专习凝领之久，神与境会，手与心谋，非可袭而致也。”（《大泌山房集》十一）这样讲，由才言，是敛才就范；由学言，又所谓水到渠成。于是才与法交相为用，而不相为病。
他是这样集大成的，所以性灵格调可以兼收并取，我们不妨再引一些他的话以实我论。
景傅于情，声谐于调，才合于法，蹊径绝而神采流，风骨立而态韵胜。（《大泌山房集》十九，《董司寇诗集序》）
触景以生情，而不迫情以就景；取古以证事，而不役事以骋材；因词以定韵，而不穷韵以累趣；缘调以成体，而不备体以示瑕。（同上，《青莲阁集序》）
法不隐才，采不废质，取态浓淡之间，而见巧虚实之际。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二十三，《吴凝父稿序》）
这种标准，即是后来钱牧斋论诗之所本，然而牧斋却用以攻七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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