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王世贞与袁中郎的相似之处

王世贞，字元美，太仓人，与弟世懋并以诗文为世重，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，晚年渐造平淡，所著有《閅州山人四部稿》等。《明史》二百八十七卷《文苑》有传。

张汝瑚之为《王閅州传》称：“先生少时才情意气皆足以绝世，为于鳞七子辈捞笼推挽。门户既立，声价复重，譬乘风破浪，已及中流，不能复返。迨乎晚年，阅尽天地间盛衰祸福之倚伏，江河陵谷之迁流，与夫国事政体之真是非，才品文章之真脉络，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于纷浓繁盛之时，故其诗若文尽脱去牙角绳缚，而以怡淡自然为宗。”这诚是事实，而且亦不是张氏一人之私言。不过，我们于此要更进一步，说明元美才情本不与于鳞相同。此种异趣之处即在少时已如此，不必至晚年而始显。汪道昆之序其《四部稿》称：“于鳞于古为徒，其书非先秦两汉不读，其言非古昔先王不称。元美于书无所不读，于体无所不谙。……大较于鳞之业专，专则精而独至，元美之才敏，敏则洽而旁通。”据是，可知李、王才情本不相同。

因此，他的诗论虽仍是格调说，然于正之外兼承认变。他欲于第一义之诗取其格，于第一义以外之诗博其趣，这便与北地（李梦阳）、历下（李攀龙）稍有出入。此义见其所撰《艺苑卮言》。他说：

世人选体，往往谈西京、建安，便薄、陶谢，此似晓不晓者。毋论彼时诸公，即齐梁纤调，李杜变风，亦自可采。贞元而后，方足覆瓿。大抵诗以专诣为境，以饶美为材，师匠宜高，捃拾宜博。（《卮言》一）

他论选体而兼及李、杜，便与高谈汉魏者不同。“师匠宜高，捃拾宜博”，这在格调说中已可谓变了。不仅如此，他再序慎子正的《宋诗选》，谓：

自北地、信阳显弘正间，古体乐府非东京而下至三谢，近体非显庆而下至大历，俱亡论也。二季（宋元）繇是屈矣。吴兴慎侍御子正，顾独取《宋诗选》而梓之，以序属余。余故尝从二三君子后，抑宋者也。子正何以梓之，余何以从子正之请而序之？余所以抑宋者，为惜格也。然而代不能废人，人不能废篇，篇不能废句，盖不止前数公（指欧、梅、苏、黄）而已。此语于格之外者也。今夫取食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比之，奚啻食色重。夫医师不以参苓而捐溲勃，大官不以八珍而捐胡禄障泥，为能善用之也。虽然，以彼为我则可，以我为彼则不可。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，将善用宋者也。（《弇州山人续稿》四十一）

在此文中，虽仍不废格调派的主张，不变格调派的立场，然而既可用宋，就没有不读唐以后书这般严格了。李维桢《宋元诗序》谓：“顷自二三大家，王元美、李于田、胡元瑞、袁中郎诸君以为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，何可废也，稍为摘取评目。”（《大泌山房集》九）便可知由这一点言，王世贞与袁中郎并没有什么分别。

因此，他论学古，常讲到离合问题。如其《李氏拟古乐府序》云：“夫合而离也者，毋宁离而合也者，此伯承旨也。”（《四部稿》六四）又《艺苑卮言》云：“法合者必穷力而自运，法离者必凝神而并归。合而离，离而合，有悟存焉。”（卷一）这些话中，都可看出他学古的标准。离合问题本不始于閅州，其语实本于何景明“意象应曰合，意象乖曰离”二语。由这方面言，王与何的意见为近，盖所谓舍筏登岸，本不应以模拟为事。何之与献吉，与王之与于鳞，颇有些类似，都想从格调入，而不一定从格调出。所以他《与吴明卿书》曾说：“不佞伤离，于鳞伤合。”（《四部稿》一二一）同道异趋，这便是何、王高处。

王氏诗论，可以说是格调派之转变者。王氏之解释格调，是：“才生思，思生调，调生格。诗即才之用，调即诗之境，格即调之界。”（《艺苑卮言》一）他说明格调之别，原由于才思之关系，此便是献吉、于鳞之所未发。有此探源穷本之论，那么拘泥于形貌求之，当然虽合而实离了。

然则，閅州的主张是如何呢？他是以格调说为中心，而朦胧地逗出一些类似性灵说与神韵说的见解，所以只是格调说之变。关于第一义之悟，他是承认的，而且是赞同的。他说：

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，吾始甚狭之，今乃信其然耳。记闻既杂，下笔之际，自然于笔端搅扰，驱斥为难。（《艺苑卮言》一）

于是他取第一义的佳作，“熟读涵泳之，令其渐渍汪洋，遇有操觚，一师心匠，气从意畅，神与境合，分途策驭，默受指挥”，这是所以要学第一义诗的理由。他再说：“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，然使招之而后来，麾之而后却，已落第二义矣。”（均见《艺苑卮言》一）讽诵之久，神与古会，于是操觚之时，亦气从意畅，神与境合，虽出于古而依旧一师心匠。这即是随园所谓不使古人白昼现形的意思，所以我说有些类似性灵说的见解。

不仅如此，他于《徐汝思诗集序》再说明诗必盛唐之旨。他说：

夫近体为律，夫律法也，法家严而寡恩；又于乐亦为律，律亦乐法也，其翕纯皦绎，秩然而不可乱也。是故推盛唐。盛唐之于诗也，其气完，其声铿以平，其色丽以雅，其力沉而雄，其意融而无迹，故曰盛唐其则也。（《四部稿》六五）(www.xing528.com)

据此理由，他不赞成一般“窃元和、长庆之馀似而祖述之”的人，因为“气则漓矣，意纤然露矣，歌之无声也，目之无色也，按之无力也。”（见同上）这也是取则第一义诗的理由。然而称到盛唐之诗，其意融而无迹，那便很带些神韵的意味了。《艺苑卮言》中再有一节说到学古而化的境界，谓：“西京、建安，似非琢磨可到，要在专习凝领之久，神与境会，忽然而来，浑然而就，无歧级可寻，无色声可指。”（《卮言》一）那更是类似神韵说的地方。

因为他有些近性灵说的见解，故其学古与于鳞不同。他于《答周俎书》中曾说明此义。他说：

始仆尝病前辈之称名家者，命意措语，往往不甚悬殊，大较巧于用寡而拙于用众。故稍反之，使庀材博旨，曲尽变风变雅之致，如是而已。至于山川土俗，出不必异，而成不必同，务当于有物有则之一语而会。昨者莅魏，行戍燕赵，其地莽苍磊块，故于辞慷慨多节而清厉。寻转治武林、吴兴间，其所遇清嘉而丽柔，故其辞婉而柔当于致。足下见仆魏诗而怪之，或见仆吴篇而合也。虽然，仆所不自得者，或求工于字而少下其句，或求工其句而少下其篇，未能尽程古如于鳞耳。（《四部稿》一二八）

作风须随境而变，这便是性灵派的主张。他《与徐子与书》谓：“自楚蜀以至中原，山川莽苍浑浑，江左雅秀郁郁，咏歌描写须各极其致。吾辈篇什既富，又须穷态极变，光景常新。……时名易袭，身后可念。”（《四部稿》一一八）这真是沉痛自悔的话。我们读閅州之诗，如《小伊州》、《书庚戌秋》事诸首，颇有晚唐风格，此外，有近白香山者，有近李义山者，与盛唐声调颇不相似。“时名易袭，身后可念”，恐怕是他从格调说转变之主要原因。其《金台十八子诗选序》云：“夫诗，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。其精神发于协气，而天地之和应焉；其精神发于噫气，而天地之变悉焉。”（《四部稿》六十五）又《章给事诗集序》云：“自昔人谓言为心之声，而诗又其精者。予窃以诗而得其人。……后之人好剽窃馀似，以苟猎一时之好，思踳而格杂，无取于性情之真，得其言而不得其人，与得其集而不得其时者，相比比也。”（《四部稿》六十九）这简直是性灵派的主张了。得其言而不得其人，与得其集而不得其时，这是后人诟病《四部稿》者，乃不谓于《四部稿》中竟有此语。

因为他有些近于神韵说的见解，故其论诗又与献吉不同。献吉之序徐昌谷诗称其大而未化，而閅州则谓：“昌谷之所不足者，大也，非化也。昌谷其夷、惠乎？偏至而之化者也。”（《四部稿》六十八，《青萝馆诗集序》）因此，他所谓化，亦与渔洋之见为近，而与献吉为远。《艺苑卮言》云：

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，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。此是法极无迹，人能之至，境与天会，未易求也。有俱属象而妙者，有俱属意而妙者，有俱作高调而妙者，有直下不偶对而妙者，皆兴与境诣，神合气完使之然。（卷一）

则于格调之中隐寓神韵之意。所以《艺苑卮言》之论五言绝句谓：“绝句固自难，五言尤甚，离首即尾，离尾即首，而要腹亦自不可少。妙在愈小而大，愈促而缓。吾尝读《维摩经》得此法，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诸天宝座，丈室不增。诸天不减，又一刹那定作六十小劫。须如是乃得。”（卷一）此种议论，已早抉发渔洋诗论之妙了。渔洋《香祖笔记》极称閅州“朦胧萌拆，情之来也；明隽清圆，词之藻也”数语（见卷八），亦即因其论诗宗旨有相似而已。又閅州称李白、王维、杜甫三家之诗“真是三分鼎足，他皆莫及也”（《读书后》三），这即后来渔洋推摩诘为诗佛之先声。二王诗论之相同多如此。

不过閅州总想巧于用众，所以仍落格调一派。他一方面说昌谷偏至而之化，一方面却说“昌谷偏工虽在至境，要不得言具体，何能化乎”（《四部稿》一二一，《与吴明卿书》）；这不能不说是閅州受病之处。《四部稿》中诸体俱备，众格兼罗，大则大矣，而不能胜渔洋者正坐此。渔洋曾说过：“工于五言不必工于七言，工于古体不必工于近体。”（《居易录》十四）昌谷、渔洋正以偏拈一格见长，而閅州议其偏至，这即是格调与神韵论诗宗旨的分别。因此，渔洋之论王、孟，以为孟不如王者，其病在俗（见《渔洋诗话》及《香祖笔记》八），而閅州则以为由于才短（见《四部稿》六十四《谢茂秦集序》）。这即因二人立场不同，渔洋主神韵而閅州主格调的缘故。

明白这些关系，然后知道人以剽窃模拟病李、王者，而閅州却正不以剽窃模拟为然。如云：

剽窃模拟诗之大病，亦有神与境触，师心独造，偶合古语者，……不妨俱美，定非窃也。其次裒览既富，机锋亦圆，古语口吻间若不自觉。……近世献吉、用脩亦时失之，然尚可言。又有全取古文，小加裁剪，……已是下乘，然犹彼我趣合，未足致厌。乃至割缀古语，用文已陋，痕迹宛然，……斯丑方极。模拟之妙者，分歧逞力，穷势尽态，不唯放手，兼之无迹，方为得耳。若陆机《辨亡》、傅玄《秋胡》、近日献吉“打鼓鸣锣何处船”语，令人一见匿笑，再见呕哕，皆不免为盗跖、优孟所訾。（《艺苑卮言》四）

今天下人握夜光，途遵上乘，然不免邯郸之步，无复合浦之还，则以深造之力微，自得之趣寡。诗云，“有物有则”，又曰，“无声无臭”，……然则情景妙合，风格自上，不为古役，不坠蹊径者，最也。随质成分，随分成诣，门户既立，声实可观者，次也。或名为闰继，实则盗魁，外堪皮相，中乃肤立，以此言家，久必败矣。（《艺苑卮言》五）

他也正看到格调派的流弊，徒摹声响，不见才情，所以他要有些转变。后人只知閅州自悔其所作《卮言》，而不知即就《卮言》论之，其论调本不偏于一端。钱牧斋《列朝诗集》谓：“今之君子，未尝尽读閅州之书，徒奉《卮言》为金科玉条，之死不变，其亦陋而可笑矣。”（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上）然则死奉《卮言》者，其病根仍在不善读《卮言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