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瑄与陈献章：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两位重要学者

宋、方以后，一般道学家之诗论大都衍其馀绪，陈陈相因，无可论述。求其比较可以特别举出者，则有薛長与陈献章。薛長字德蕴，号敬轩，河津人。陈献章，字公甫，号白沙子，新会人。均载《明史·儒林传》。他们论诗，不若宋、方之偏，其影响所及，反与后来主张师心的公安派为近。诗论之由师古而转为师心，陈白沙便是中间重要的枢纽。

薛長所著有《薛文清集》二十四卷。其《读书录》卷四有《诗评》数则，比较重要。如云：

少陵诗曰：“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。”从容自在，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气象。“寂寂春将晚，欣欣物自私”，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气象。“江山如有待，花柳自无私”，唐诗皆不及此气象。

此以有道为言，虽似偏于道的方面，然以气象言诗，便不纯是道学的见地。形容有道者之气象，形容物各付物之气象，即邵康节所谓“诗写心造化”与“以物观物”之意。道学与诗惟有在此种见地上可以联贯起来。一方面是从容自在、不以物累情，一方面又是悠然自得，不是浮光掠影。做人到此，人品自高，做诗到此，诗品亦绝。因此，他的诗也有陶、韦遗风。（见《四库总目》一七○《薛文清集提要》）此种诗，可以一言契道，而不坠理窟，不落理障，同时也不致破诗人之格。他又说：

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，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也。如《三百篇》、《楚词》、武侯《出师表》、李令伯《陈情表》、陶靖节诗、韩文公《祭兄子老成文》、欧阳公《泷冈阡表》，皆所谓出于肺腑者也，故皆不求工而自工。故凡做诗文皆以真情为主。

论诗以真情为主，可谓更不沾染道学的臭味了。此种论调似较宋濂、方孝孺为通达一些，修正一些。

白沙之学，以虚为基本，以静为门户，是曾点、邵雍一流，所以有人谓其近禅，实则白沙《复赵提学书》中并不承认是禅。不过其学是否近禅，固是另一问题。而其学既以虚静为主，当然影响到诗的作风。《四库总目》称：“其诗文偶然有合，或高妙不可思议；偶然率意，或粗野不可响迩。……盖以高明绝异之姿，而又加以静悟之力，如宗门老衲，空诸障翳，心境虚明，随处圆通，辨才无碍。有时俚词鄙语，冲口而谈；有时妙义微言，应机而发。”（卷一七○）洵为定评。其高妙不可思议者，即王世贞所谓“其妙处超于法与体与题之外”者，偶然读之真可以“或倦而跃然以醒，不饮而陶然以醉”。其粗野不可响迩者，又即王世贞所谓“诗不入法，文不入体，又皆不入题”之意（见《閅州山人续稿》，《书白沙集后》）。盖自宋以后，儒者不留意于文章，于是高自位置，转以能破诗人之格者为风雅嫡派。此种理论，未尝不持之有故，然而终不足以服诗人之心。即因其高处固能别出手眼，脱略凡近，而率意之作，终究不免落禅家偈子。所以白沙之诗，遂亦兼有此两极端的评语。(www.xing528.com)

白沙于《夕惕斋诗集后序》云：“受朴于天，弗凿以人。禀和于生，弗淫以习。故七情之发，发而为诗，虽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。此风雅之渊源也。”（《白沙集》一）此所谓风雅渊源，固是道学家的论诗主张，而诗人之尚平淡、主性灵者亦如此。道学家之诗，虽为诗人所不取，然其议论不可谓不正。诗人之诗，道学家也承认其工，然而有所不足者，正因他饰巧夸富，有媚人耳目的嫌疑。“言为心声”、“诗以言志”，这是任何诗人任何道学家所共同公认的原则。他即在此种共同公认的基地上建立他的诗论。其《认真子诗集序》云：

形交乎物动乎中，喜怒生焉。于是乎形之声，或疾、或徐、或洪、或微，或为云飞，或为川驰。声之不一，情之变也。率吾情，盎然出之，无适不可。（《白沙集》一）

以真情为主而欲率情而言，这原与薛敬轩同样主张。只有此种七情所发之诗，才可以上明三纲、下达五常，小用之而小、大用之而大。妙机所触，天和所发，不计赞毁，亦何论工拙！在人家看到他的诗高下不一，而他只是写他一时灵机，信口言、信手写，根本不顾流俗之毁誉。以至人为至言，诗之妙用至是无穷。所以说：

天道不言，四时行，百物生。焉往而非诗之妙用！会而通之，一真自如，故能枢机造化、开阖万象，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机。若是者可以辅相皇极，可以左右六经而教无穷，小技云乎哉！（《夕惕斋诗集后序》）

本斯以言，似乎白沙之论诗主张与敬轩无大分别。然由二人之诗言，则率意之作敬轩较少，禅褐之语白沙为多。此其故，恐与二人学术有关。敬轩学宗程、朱，故诗有陶、韦遗风；白沙下开阳明，故诗又走入康节一路。程、朱一派的道学家往往推尊渊明，犹不欲破诗人之格。惟以无言自得为宗归于慈湖一派者，无论论学为诗，都重在山峙川流之妙，鸢飞鱼跃之机，于是不暇细择，便有出入规格处了。当时庄定山诗便与白沙同走一路，也即以其为学风气有些相近而已。看出此种关系，然后知道后来公安派虽为诗人，而以兼受李卓吾影响之故，也敢大胆地破诗人之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