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表元与袁桷-中国文学批评史

戴表元，字帅初，一字曾伯。奉化人，宋咸淳中登进士乙科，元大德中以荐除信州教授，调婺州，移疾归。事迹具《元史·儒学传》。所著有《剡源集》。宋濂序其集云：“濂尝学文于黄文献公，公于宋季辞章之士乐道之而弗已者，惟剡源戴先生为然。”（《宋学士全集》六）顾嗣立《元诗选小传》称“宋季文章，气萎門而词骫骳，帅初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”，所以他在元初文坛，也有很重要的地位。

戴氏论文，犹与宋代道学家之主张不甚异。至其论诗，似乎比较重要，因为他能转变宋诗风气，提出复古主张而为明诗先声的缘故。

大概戴氏论诗之主张唐音，有两种原因：一是由于道学家之废诗不为；又一是由于诗人之溺于时风众势而不知自拔。

道学家之瞧不起诗，大概真如戴氏所说：“异时搢绅先生无所事诗，见有攒眉拥鼻而吟者，辄靳之曰，是唐声也，是不足为吾学也。吾学大出之，可以咏歌唐虞，小出之，不失为孔氏之徒，而何用是啁啁为哉！”（《剡源集》八，《张仲实诗序》）道学家的一股酸劲，一种傲态，全从这几句话里流露出来。因为道学家取这种态度，激得诗人又起而相抗，“于是性情理义之具，哗为讼媒而人始骇矣”。戴氏习闻此种争论，而觉其无聊，所以以为“姑无深诛唐乎”？唐诗虽异于古，然亦不必以诗为病。以诗为病，而诗道遂益以不振。他于《陈晦父诗序》说当时风气，谓：“所见名卿大夫，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，其得之之道，非明经则词赋，固无有以诗进者。间有一二以诗进，谓之杂流，人不齿录。”（《剡源集》九）然则，即就科举的风气而言，已足使诗道不振了。

他再在《洪潜甫诗序》中说明宋诗所以不能复于唐音之故：

始时汴梁诸公言诗，绝无唐风，其博瞻者谓之义山，豁达者谓之乐天而已矣。宣城梅圣俞出，一变为冲淡，冲淡之至者可唐，而天下之诗于是非圣俞不为。然及其久也，人知为圣俞，而不知为唐。豫章黄鲁直出，又一变而为雄厚，雄厚之至者尤可唐，而天下之诗于是非鲁直不发。然及其久也，人又知为鲁直而不知为唐。非圣俞、鲁直之不使人为唐也，安于圣俞、鲁直而不自暇为唐也。迩来百年间，圣俞、鲁直之学皆厌，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，一变而为清圆。清圆之至者亦可唐，而凡枵中捷口之徒，皆能托于四灵，而益不暇为唐。唐且不暇为，尚安得古！（《剡源集》九）

是则宋诗风气之愈转愈下，即因溺于时风众势，奉时人为宗主的缘故。所以他既以为不必以诗为病，则欲振诗道，当然非宗古不可了。

这种主张，由前言，与沧浪为近；由后言，又与明代七子相类。然而他可以启七子之先声而不致造成七子之流弊者，则以他根本不要在批评上有什么主张；因此，也不主一格。

他在《许长卿诗序》中说：“无味之味食始珍，无性之性药始匀，无迹之迹诗始神。”（《剡源集》九）这似乎也近神韵之说，然而他以为这种无迹之迹是不能言的。能到这种境界的不必说，能说的又不必能到。他在《季时可诗序》中自述其经历云：“余自五岁受诗家庭，于是四十有三年矣，于诗之时事忧乐险易老犀疾徐之变，不可谓不知其既，然而不能言也。夫不能言而何以为知诗，然惟知诗者为不能言也。”（《剡源集》八）此所以他不欲立一格，建一法以绳人。

因此，他所谓复古，也有一种很通达的看法。其《余景游乐府编序》谓：(www.xing528.com)

词章之体累变，而为今之乐府，犹字书降于后世，累变而为草也。草之于书，乐府之于词章，礼法士所不为。余于童时，亦弃不学，及后有闻，乃知二艺者，本为不悖于古。而余所知，特未尽也。今夫小学之家，钩毫布画，一人意而创之，千万人楷而习之者，世之所谓正书，而古法之坏，则自夫正书者始也。放焉而为草，草之自然，其视篆相去，反无几耳。（《剡源集》九）

那么，所谓复古，原不必一定泥于体制形貌之间，只须不失古意便得，何必一定在旧瓶里装旧酒！这也是他高出明代前后七子的地方。

戴表元以后，传其学者有袁桷。桷，字伯长，鄞人，少从戴表元、王应麟、舒岳祥诸遗老游，学问渊源具有所自，尤其是论诗主张，殆与戴氏全同。其《戴先生墓志铭》中述戴氏之学云：“先生力言后宋百五十余年，理学兴而文艺绝。永嘉之学，志非不勤也，挈之而不至，其失也萎。江西诸贤力肆于辞，断章近语，杂然陈列，体益新而变日多。”（《清容居士集》二十八）此言，正指出了当时诗风转变之故。“理学兴而艺学绝”，是宋诗不振之一因；“体益新而变日多”，是宋诗不振之又一因。前一因可以废诗不为，即有为之者，可不合诗人之格；后一因则弃坏绳墨，新变日多又可以破坏诗之旧格。所以他们虽没有定一格以绳人，而影响所及，末流所趋，自会走上格调的道路。

袁氏之学虽没有什么新义，然于诗风之转变也不为无功。他集中如《乐侍郎诗集序》、《书括苍周衡之诗篇》及《题闵思齐诗卷》诸文之反对道学诗，犹是继承戴氏之说，可不论述。至其说明风雅二体之不同，而以和平之诗格为得性情之正，则与戴氏之说稍有不同，可说是继戴氏以后加以阐发的一点。他于《书鲍仲华诗后》极称其诗语完气平，而合于理之正，有似于欧阳修的风格。后来宋诗之变，即因不似欧诗之故。此种关系，他以为即因于风雅二体之不同。他以为风则不妨悲愤怨刺而远于和平，雅则必须舂容怡愉以和平为尚，（见《清容集》四十九）所以他论诗又忽于风而重在雅。他于《跋吴子高诗》论及风雅之流变云：“黄初而降，能知风之为风，若雅颂则杂然不知其要领；至于盛唐犹守其遗法而不变，而雅颂之作得之者十无二三焉。”（《清容集》四十九）他盖以为建安、黄初之作尚近于风。齐梁以后，风亦衰歇，即唐宋复古仍是得于风者多而得于雅、颂者少。因此，他要进一步以复到雅。怎样复呢？于是他再分别风雅之体云：“曷为风？黄初建安得之；雅之体，汉魏乐府诸诗近之。”（《清容集》四十八，《书程君贞诗后》）以汉魏乐府诸诗为近于雅之体，那么明人复古，每以拟古乐府冠诗集之首，也可谓受袁氏此说之影响了。

然而，“雅也者，朝廷宗庙之所宜用”（见《书程群贞诗后》），轻风而重雅，似亦不能得诗之全，于是于风之体取其不径陈直露者，取其悲愤怨刺之作而同时复能情致婉缛者。于是，于唐人诗中无宁取李义山的诗。他说：

玉溪生往学草堂诗，久而知其力不能逮，遂别为一体，然命意深切，用事精远，非止于浮声切响而已也。自西昆体盛，襞积组错，梅、欧诸公，发为自然之声，穷极幽隐，而诗有三宗焉。夫律正不拘，语腴意赡者，为临川之宗。气盛而力夸，穷抉变化，浩浩焉沧海之夹碣也，为眉山之宗。神清骨爽，声振金石，有穿云裂竹之势，为江西之宗。二宗为盛，惟临川莫有继者，于是唐声绝矣。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，其发为声诗，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，而眉山、江西之宗亦绝。永嘉叶正则始取徐、翁、赵氏为四灵，而唐声渐复。至于末造，号为诗人者，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，力孱气消，规规晚唐之音调，而三宗泯然无余矣。夫粹书以为诗，非诗之正也；谓舍书而能名诗者，又诗之靡也。若玉溪生，其几于二者之间矣。（《清容集》四十八，《书汤西楼诗后》）

他从宋诗的源流说起，觉得欧公之诗为功魁罪首。欧诗本于和平之心发为自然之音自是长处，然而宋诗之变，实自欧始。所以他穷本溯源，而复推崇玉溪生之诗。盖玉溪生诗之长，正在一方面悲愤怨刺，而一方面不径陈直露，他利用用事之巧、獭祭之工，以使直为讪侮之语，不见其冷嘲热骂之意。语腴意赡，不致为苏、黄之变格，也不致为四灵之风云月露一无寄托。至于禅人偈语的说理诗，则更不用说了。欲复唐音，此尚是一条正道。李东阳《怀麓堂诗话》云：“元诗浅，去唐却近。”即是此种关系。元诗纤丽的作风，恐亦受此种批评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