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回与中国文学批评史

方回字万里，号虚谷，歙县人，宋景定壬戌别省登第，官提领池阳茶盐，迁知严州，入元为建德路总管。所著有《桐江集》八卷，《桐江续集》三十七卷；其论诗者有《文选颜鲍谢诗评》四卷，《瀛奎律髓》四十九卷。方氏诗论具见于此四书中，而《瀛奎律髓》尤为重要。其《自序》云：“所选，诗格也；所注，诗话也，学者求之，髓由是可得也。”因此，方氏诗论之髓，亦可于是书求之。

然而，即就《瀛奎律髓》一书而言，一般人的毁誉亦太不一致。吴之振序此书称其学术之正，诠释之善，论世则使作者之心千载犹见，评诗则使风雅之轨后学可寻，推尊备至，极言其不可废。而纪昀于《瀛奎律髓刊误序》则又谓其选诗之弊有三：一曰矫语古淡，一曰标题句眼，一曰好尚生新；论诗之弊亦有三，一曰党援，一曰攀附，一曰矫激。诋誐攻击又不遗余力。实则都不免失之过偏。惟近人方孝岳所著《中国文学批评》一书，较能阐述虚谷论诗之旨，而此书也以这一章为较佳。

方孝岳氏称虚谷为宋末诗学界的大批评家，虽稍溢量，而谓其批评大致不背于南北宋多数诗人的观念，因称之为江西派的护法，而且也是江西派的救弊者，说得也尚中肯。他再举出一祖三宗之说以见与《江西宗派图》的不同；举出格调高胜之说以见学杜之方。于是得到结论，以为“方回确是江西派之起衰者”。一方面驳纪昀之说，一方面为方回迴护，论断亦尚谨严。所以我们于此，不想再说雷同的话。

我们要注意的乃是他如何建立这样的诗论。现在先就他的学诗经历言之。方氏集中有两篇文说得很明白。一篇是《送俞唯道序》（《桐江集》），又一篇是自撰《桐江续集序》（《桐江续集》三十二）。在此二文，可以看出他的诗先学张文潜，再学王安石，又次学苏舜钦、梅尧臣，而出入于杨万里与陆游。其后始归到江西派，“束之以黄、陈之深严，而参以简斋之开宏”。于是于诗始有所悟。最后，自言“于子朱子有得，追谢尾陶，拟康乐，和渊明，亦颇近矣”。那么，又关涉到他的学问问题。所以我们再应一看虚谷之所学。其《桐江续集序》中再论及读书之法，谓“五经一圣之言以为律令，九贤之言以为格式”。“五经者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三礼》也。一圣者，孔子也；九贤者，周之四子颜、曾、思、孟，宋之五子周、二程、张、朱也。”那么，他又俨然成一道学界了。在此文中他以为“读书有法，作诗无法”。以前所谓学诗经历，都不成为作诗之法。只有“读书之法，即所谓作诗之法”。所以我们研究虚谷诗论，更应着眼在这一点。他的批评固然不背于南北宋多数诗人的观念，实在也不背于南北宋多数道学家的观念。固然，由方回人品言之，则如纪昀所谓“是依附名誉之私，非别裁伪体之道”，也不为诬。不过现在专就其文学批评而言，不妨宽恕一些。

因此，虚谷诗论所谓“格高”之说，可以有诗人的看法，同时也可以有道学家的看法。

由诗人的看法言，则“格高”二字诚是吕居仁所不曾说到。不过，我们应得追问何以江西派的建立者不提到此，而江西派的救弊者独拈出此。我以为这当是受《沧浪诗话》的影响。他受到沧浪所谓第一义的暗示，于是随其癖好，便以第一义归诸江西诗，而创所谓格高之论了。固然，“近世无高学，举俗爱许浑”，陈后山早已说过。虚谷之攻击四灵与许丁卯体，即可视为衍后山之馀绪。然而，如其《跋许万松诗》所谓“犹之奕然，师第一手不能过其师，必为第二手，苟仅师所谓第二手者必更低一着”（《桐江集》四），显然是受沧浪的影响。又如《律髓》卷一论选诗条例亦有“正法眼藏”之语，显然又是运用《沧浪诗话》中的术语。《沧浪诗话》之与江西诗虽处敌对地位，却不妨仍有相互的影响。

此是虚谷所以提出“格高”二字的原因。然而虚谷对于格高二字的解释，则依旧是江西诗人的见解，并不同于沧浪的见解。盖虚谷之所谓格高，即后山之所谓换骨。高格是换骨以后的境界，而不是沧浪所说的气象。后山诗云：“学诗如学仙，时至骨自换。”这两句话，我们以前论述后山诗论时，没法加以解释，因为也不需要加以解释。现在若用虚谷格高之论，以解释后山这两句话便很容易明白。《后山诗话》“宁拙毋巧，宁朴毋华，宁粗毋弱，宁僻毋俗”云云，固有语病，然而不能不承认这是江西诗人的话。因为虚谷所谓格高，即从拙朴粗僻上面产生的，不过说得更为圆到透澈而已。纪昀《瀛奎律髓刊误序》说虚谷“以生硬为高格，以枯槁为老境，以鄙俚粗俗为雅音，名为尊杜，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”。这即因不曾以换骨之说解释“格高”，所以不能明白。以“格高”解释换骨，而换骨之层次乃显；以换骨解释“格高”，于是所谓拙朴粗僻者也不致引起人家的误会。

于是，可一读虚谷之《程斗山吟稿序》。他说：

□（当是“老”字）杜□□（当是“上元”二字）元年庚子年四十八，至成都，大历元年丙午年五十四，至夔州。山谷论老杜诗，必断自夔州以后。试取其庚子至乙巳六年之诗观之，秦陇剑门，行旅跋涉，浣花草堂，居处啸咏，所以然之，故如绣如画。又取其丙午至辛亥六年诗观之，则绣与画之迹俱泯。赤甲白盐之间，以至巴峡洞庭湖湘潭，莫不顿挫悲壮，剥浮落华。今之诗人未尝深考及此。善为诗者，由至工而入于不工，工则粗，不工则细；工则生，不工则熟。（《桐江集》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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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推尊老杜夔州以后之作，本是山谷之说。山谷《与王观复书》云观杜子美到“夔州后诗，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，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”（《豫章黄先生文集》十九）。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，原自经过绳削的工夫，不过到此地步则不烦绳削而已。山谷之所谓绳削，即虚谷之所谓绣画。必烦绳削而后合者所以有绣画之迹；不烦绳削而自合者，则绣与画之迹俱泯。这是超于工以后的不工，所以说“工则粗，不工则细，工则生，不工则熟”。到此地步即所谓换骨。虚谷所谓“愈老愈剥落”者指此。因此，所谓拙朴粗僻者，原是巧后之拙，华后之朴，细后之粗，熟后之僻。这样讲来，原不妨以粗拙为正面的主张。方孝岳乃谓“断没有以粗拙做正面的主张的道理”，似未理会此点。包恢云：“磨砻去圭角，浸润着光精。”又云：“寻常容易，须从奇崛艰辛而入。”道学家重在冲淡之境，所以如此说。江西诗人力矫时人软熟之习，所以又如此说。“易地则皆然矣”，读古人书，原不宜执着以求的。

于是所谓格之高卑，可得而论。虚谷之意盖以为仅取工丽者为格之卑，越过此境，进到超于工丽，乃为高格。工丽易到，超于工丽则不易到。他所以反对四灵而推崇江西，即在这一点。其《过李景安论诗为作长句》云：“姚合许浑精俪偶，青必对红花对柳，儿童效之易不难，形则肖矣神何有！”（《桐江续集》十四）流俗之诗纵使工丽，有何可取。故其《秋晚杂书三十首》中有云：“永嘉有四灵，词工格乃平，上饶有二泉，旨淡骨独清。”所谓二泉，即赵章泉与韩涧泉，都是做江西诗的。四灵作风与江西的分别，即在这上面。虚谷《读张功父南湖集诗序》论及杜诗也说明此点。

三百五篇，有丽者，有工者，初非有意于丽与工也。风赋比兴，情缘事起云耳。而丽之极，工之极，非所以言诗也。老杜七言律诗……不丽不工，瘦硬枯劲，一干万钧，惟山谷、后山、简斋得此活法，又各以其数万卷之心胸气力，鼓舞跳荡。初学晚生，不深于诗，而骤读之，则不见奥妙，不知隽永，乃独喜许丁卯体，作偶俪妩媚态。予平生不然之，而江湖友朋，未易以口舌争也。

所以由诗人之看法言，所谓格高，有学问的关系。必须有数万卷之心胸气力，鼓舞跳荡，然后才能如此。彼江湖四灵不能为五七言古诗，不能读破万卷，仅仅堆砌一些风云月露、冰雪烟霞、花柳松竹、莺燕鸥鹭等诗料字面，当然不能为高格了。“举世无高见，斯文有正音，稍工仍要拙，宁古不为今。”（《桐江续集》八）这是他《赠孙元京》诗中的话。他原不妨以古拙为高格。

由道学家的看法言，则格高又有人品的关系。其《送胡植芸北行序》论江湖之弊谓“务谀大官，互称道号，以诗为干谒乞觅之赀。败军之将，亡国之相，尊美之如太公望、郭汾阳，刊梓流行，丑状莫掩”（《桐江集》一）。这即是关于人品的问题。其《孙元京诗集序》云：“人品高，胸次大，学问深，笔力健，咸于此乎见之。”（《桐江续集》三十二）又云：“诗如奕棋，如挽弓，高一着者决定高一着，臂力弱者，虽欲强进分寸不可也。”是则格之高卑，又不仅仅在学问一端，后山换骨之说又不足以当之了。真德秀云：“夫必至宝之器而后能受至洁之物。”然则格之高，乃是由于“君身有仙骨”，更何待于换。

《诗思》云：“肯令一字俗，已拚百年穷。”（《桐江续集》八）《读子游近作》云：“孰肯剖肠湔垢滓，始能落笔近风骚。”（同上）《次韵孙元京见过言诗》云：“欲疗《左》盲治《穀》废，合除白俗扫元轻。”（《桐江续集》十六）他于诗病，第一要去俗字。涉于浅露固俗，即以工丽相矜也是俗，至攀附大官、以诗为奔走之具则更俗。因此宁愿矫激。“词涉富贵则排斥立加，语类幽栖则吹嘘备至”，在他的诗论体系上本是当然的情形，而纪昀却以此为《瀛奎律髓》之病，可知言不由衷，人品不能副其所言，那么即使言有可取，也将遭人之非难的。

因此，他于古今诗人最推陶、杜。杜是江西诗派之所出，陶又是道学家之所崇，惟此二人最为格高，其余诸家，只是兼取而已。《诗思》云：“老子持公论，评诗众勿惊。更无双子美，止有一渊明。乡接东坡和，肩随太白名。吾尝图画像，释菜四先生。”又云：“万古陶兼杜，谁堪配飨之。赦还儋耳海，谪死瘴城宜。无已玉堂冻，去非榕岭驰。更添韩与柳，欲筑八贤祠。”（《桐江续集》二十八）据此所言，可知谓虚谷诗学仅主一祖三宗之说者为一偏之见了。其《七十翁吟七言十绝》之一云：“诗备众体更须熟，文成一家仍不陈。晚悔昨非思改纪，规随养气省心人。”（《桐江续集》二十二）然则虚谷且有由诗文以入理学的倾向哩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