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若虚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权威地位

赵秉文后，在金源文学批评史上，便要推王若虚为最有权威了。若虚，字从之，藁城人，《金史》一百二十六卷《文艺》有传。他是金末最有根柢的学者，所著有《滹南遗老集》，集中有《文辨》四卷，《诗话》三卷，颇多论文论诗之语，而且在这些文辞中间，自有其一贯的主张，当然可以成一权威的批评家，北宋苏氏之学传至金源，在赵秉文则暗袭其说，在王若虚则用以建立其批评，在元好问则用以抒写成作品。“程学盛南苏学北”，翁方纲之说原不是无所见的。

然王氏之文学批评毕竟亦有与苏氏微异之处，盖王氏所得虽出于苏而亦兼近白香山。白、苏之文本有可以相通之处，后世如袁中郎辈即合白、苏而为一者，所以滹南之推尊白、苏，原亦不过启其先声而已。

大概王氏学问渊源以得于其舅周德卿者为多。《金史·文艺传》载周德卿教王氏语云：

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。昂教之曰：“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，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，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。”又云：“文章以意为主，以言语为役。主强而役弱，则无令不从。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，甚者反役其主，虽极辞语之工，而岂文之正哉！”

这些话于其《文辨》、《诗话》中亦载之，盖即王氏论诗论文主旨之所出。周德卿之论文主旨既重在工于内，重在以意为主，所以王氏本之得以沟通白、苏而重在“真”。今录数则如下：

扬雄之经，宋祁之史，江西诸子之诗，皆斯文之蠹也。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，诗则反是矣。（《文辨》四）

郊寒白俗，诗人类鄙薄之：然郑厚评诗，荆公、苏、黄辈曾不比数，而云乐天如柳阴春莺，东野如草根秋虫，皆造化中一妙。何哉？哀乐之真发乎情性，此诗之正理也。（《诗话》上）

本于这种观点，故论诗文不主奇诡，同时又不主藻饰。《诗话》卷上又引其舅氏语云：“雕琢太甚，则伤其全，经营过深，则失其本。”凡尚奇诡者，由经营过深之故；凡主藻饰者，又有雕琢太甚之弊。所以滹南的结论是：“凡为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，平易多于奇险，始为知本。”（《文辨》四）因此可知他的议论全本于周德卿，而周氏之议论恐怕也是针对着李屏山一流人而言的。

看出了他的论文见解，看出了当时的文坛情形，遂知道他于诗宗白、于文宗苏，正是当然的归宿。然则他的议论是否即与公安相同呢？则又不然。（一）王氏是金代特出的学者，诗文之外兼长经史考证之学，故常以经史考证之学为其论文论诗之助，自然不会流于公安之空疏。（二）王氏在赵闲闲、李屏山之后，也不能不受其影响。刘祁《归潜志》称赵氏论诗最细，李氏论文最细，而刘氏则欲兼取其长。现在，滹南虽反对诗法句律之说，然论诗论文也有讲得细的习惯。因此，利用他的学问根柢以讨论诗文之琐屑问题，遂建立了文法学与修辞学。这是他的贡献。

也许有人于此将发生疑问，这是不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呢？我们固可以称他为矛盾，但是在他说来绝不是矛盾。《文辨》卷四有一段极圆通的话：

或问文章有体乎？曰：无。又问无体乎？曰：有。然则果何如！曰：定体则无，大体须有。

这种话我们可以称他为矛盾吗？他本于这种大体须有的标准，所以他的讨论文法，讨论修辞，依旧着眼在一“真”字。(www.xing528.com)

下文，我们再举一些例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有一则云：

“石骀仲卒，有庶子六人，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。五人者皆沐浴佩玉。石祁子曰：‘孰有执亲之丧，而沐浴佩玉者乎？’不沐浴佩玉。”此《檀弓》之文也。今之为文者不然，必曰：“沐浴佩玉则兆，五人者如之。祁子独不可，曰孰有执亲之丧而若此者乎？”似亦足以尽其事，然古意衰矣。

这一节话很得古文家之称许，盖古文家之所谓法，原有一部分是重在用词繁简方面的，但是他则以为不然，“夫文章须求真是而已，须存古意何为哉？”（见《文辨》一）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中也有一则云：

谢希深、尹师鲁、欧阳永叔各为钱思公作《河南驿记》。希深仅七百字，欧阳五百字，师鲁止三百八十余字。欧公不伏在师鲁之下，别撰一记，更灭十二字，尤完粹有法。师鲁曰：“欧九真一日千里也。”

这也是一则古文家所艳称的故事，简而又简，简至无可简，才以为“完粹有法”，而他也不以为然。他以为：“此特少年豪俊，一时争胜而然耳。若以文章正理论之，亦惟适其宜而已，岂专以是为贵哉？”（《文辨》一）此外，如习之论文所举述笑哂之状一例，以为不宜袭用陈言，他则以为不必字字求异至于如此。（见《文辨》三）山谷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，而他则称为剽窃之雄。（见《诗话》下）凡以前文人诗人之所谓法，他均不以为法，他要在文法或修辞方面找到理论的根据，而不要在词句方面定模拟的标准。所以一般人于《史记》中求法，而他以为司马迁之法最疏。《滹南遗老集》中甚至有一卷《史记辨惑》全是指摘《史记》文法疏騫之处。法之名同而其实异，所以滹南所言之文法诗法，尽管入细而并不违真。

《文辨》卷一论扬雄《解嘲》“为可为于可为之时，则从，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，则凶”，论庾信《哀江南赋》“崩于钜鹿之沙，碎于长平之瓦”，以为均不成文理。《文辨》卷三论《欧阳修》用“然”字，用“其”字，用“然其”二字，多乖戾之处。《诗话》卷下，论山谷《闵雨诗》“东海得无冤死妇”，谓“得无”犹“无乃”，欠“有”字之意。山谷《吊邢惇夫诗》“眼看白璧埋黄壤，何况人间父子情”，谓“既下何况字，须有他人犹痛惜之意乃可”。这些都是就文法方面说的。

《文辨》卷一言韩愈《送穷文》以鬼为主名，故可问答往复。扬雄《逐贫赋》，但云“呼贫与语”，“贫曰唯唯”。便觉未妥。又论陶潜《归去来辞》，谓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，有追忆而言之者，今《归去来辞》乃将归而赋，而自问途以下皆追录之语，便觉不合。《诗话》卷下谓荆公“两山排闼送青来”之句，犹不觉诡异，而山谷“青州从事斩关来”，便令人骇愕。类此诸例，又是就修辞方面说的。

由文法与修辞再进一步，于是他想建立文例。《文辨》中类此之例也甚多，如论韩愈《盘谷序》，既称“友人李愿居之”，便不应复用昌黎韩愈字，这是辨称谓之例。如论苏辙《颍滨遗老传》历述平生出处言行之详，且诋訾众人之短，为不合自传之体，这又是辨文体之例。后来潘昂霄的《金石文例》恐怕也受滹南学说的影响。

就上述三项而言，《滹南遗老集》中可以找出不少的例。这些零星札记虽不能在积极方面建设有系统的文法学、修辞学与文章学。然就以前文论诗论言之，求其比较能在这方面注意的，恐怕不得不推滹南为滥觞了。

这样，所以他以经史考证之学论诗文，非惟不觉其窒，抑且弥见其通。他虽长于考证，但决不以考据去穿凿傅会。《诗话》卷上于杜甫诗称李白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一语，把古来凿说一扫而空，以为这是一时事实，不尽可考，即使不知此义，亦无害解诗，此真十分通达之见。《诗话》卷中论东坡“白衣送酒舞渊明”之句，或疑“舞”字太过，《褒溪诗话》特为找出舞字出处，而滹南则以为“疑者但谓渊明身上不宜用耳，何论其所本哉”！这也是何等通达之见。诗本性灵中事，他又何肯在这方面卖弄学问。

他虽长于经史考证之学，而治诗文则尚典实平易，并不在诗文中矜其博瞻；另一方面，他虽尚典实平易，而论诗论文复讲得入细，并不以矜尚自然而说得空疏。他讲“法”而破除以前文人诗人之所谓法，正因“定体则无”之故；他反对昔人之所谓法，而开了后人之所谓例，又因“大体须有”之故。定体则无，大体须有，所以只求真是，而不会坠于古人一隅的偏见。

他没有古今之见，不必开口闭口辄以三百篇十九首为标准（见《诗话》下）；他又没有高下之见，即东坡所谓“赋诗必此诗，定知非诗人”二语也以为有流弊（见《诗话》中）。但是他注意诗之眼目旨趣。他对于一般人之论东坡《和陶诗》，以为有的说他不近，有的说他过之，都是非所当论。他说：“但观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则可矣。”眼目旨趣之何如，确是一个重要的看诗法门，因为此即求真是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