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秉文与李之纯：雷希颜附、中国文学批评史

金代文学，不脱北宋之窠臼，其文论也不外北宋的问题。不仅如此，因其在北宋范围内互有宗主，反形成了派别，分立着壁垒。早一些的，有赵秉文与李之纯的对立；后一些的，有王若虚与雷希颜的对立。

赵秉文，字周臣，号闲闲老人，滏阳人，《金史》一百十卷有传，所著有《滏水集》等。他是金代第一流的作家，其地位好似欧阳修之在北宋，岿然为一代宗主。论其学术文章的成就，尚不应有如此崇高的地位，然而他竟能如此者，则以（一）兼采古文与道学之长，（二）兼宗欧阳修与苏轼之文。这样，虽无特殊的成绩，也就不妨为一代宗主了。

赵氏《滏水集》中诸文，如《原教》、《中说》、《诚说》等篇，都是论道之作。盖他在此时风众势之下，不能自外。《刘祁归潜志》称王郁论为文“欲取韩、柳之辞，程、张之理合而为一”（卷三），正指出了当时一般人共同的要求。赵氏此种倾向，也即代表了此种风气。

因此，闲闲的论文主旨不能离道，如《复李天英书》、《答麻知几书》诸文皆然。其于北宋文人只推尊欧阳修而不甚及三苏，也是此意。其《竹溪先生文集引》云：“亡宋百馀年间唯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，丰而不馀一言，约而不失一辞。”（《滏水集》十五）又其于《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碑》中论及文章之正，亦只举汉代与韩、欧为言，可知其宗主之所在了。可是很奇怪，在这两篇文中所说的论文见解，却是苏氏之学。他于《竹溪先生文集引》中说：“文以意为主，辞以达意而已。古之人不尚虚饰，因事遣辞，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，间有心之所不能言者，而能形之于文，斯亦文之至乎？譬之水不动则平，及其石激渊洄，纷然而龙翔，宛然而凤蹙，千变万化不可殚究，此天下之至文也。”这不即是苏老泉《仲兄文甫说》，所谓风与水相遭而成天下之至文之意吗？他于《党公碑铭》中又说：“文章非能为之为工，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，非要之必为奇，要之不得不然之为奇也。”（《滏水集》十一）这又不是东坡《江行唱和集叙》中所说的话吗？盖他的论文主张，本是重在集大成的。其《答李天英书》谓：“尽得诸人所长，然后卓然自成一家，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，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。”（《滏水集》十九）此即自言集大成之旨。其之无特点在此，文学批评之无特点亦在此。——虽则他不失为一代宗主。

赵秉文欲兼擅昔人之长，而实则有得于苏，所以郝经《题闲闲画像》即有“金源一代一坡仙”之语，于是李之纯便以宗黄山谷之故而与之对立。

李之纯，号屏山，其集虽不传，但其论文主张犹可考知一二。他似乎深受黄山谷的影响，故与闲闲之宗苏不同。今就刘祁《归潜志》中选录几则，以见他们论调之互异。如：

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，每曰“当别转一路，勿随人脚跟”，故多喜奇怪。然其文亦不出《庄》、《左》、柳、苏，诗不出卢仝、李贺。晚甚爱杨万里诗，曰：活泼刺底人难及也。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，则曰：“文章不可执一体，有时奇古，有时平淡，何拘。”李尝与余论赵文曰：“才甚高，气象甚雄，然不免有失枝堕节处，盖学东坡而不成者。”赵亦语余曰：“之纯文字止一体，诗只一句去也。”（一云“诗只一向去也”）又赵诗多犯古人语，一篇或有数句，此亦文章病。屏山尝序其《闲闲集》云：“公诗往往有李太白、白乐天语，某辄能识之。”又云：“生为男子，不食人唾后，当与之纯天英作真文字。”亦阴讥云。（卷八）

兴定、元光间，余在南京从赵闲闲、李屏山、王从之、雷希颜诸公游，多论为文作诗。赵于诗最细，贵含蓄工夫，于文颇粗，止论气象大概。李于文甚细，说关键宾主抑扬，于诗颇粗，止论词气才巧。故余于赵则取其作诗法，于李则取其为文法。

在此两则中可知赵、李之异，在李尚奇怪，赵尚平易；李主一体，赵主集成；李矜独创，赵犯古语；李论文细而论诗粗，赵论诗细而论文粗。所以李氏论旨与苏远而与黄近，因为都是力矫平熟一路。黄山谷诗：“听他下虎口著，我不为牛后人。”此即李氏所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之所本。赵秉文《复李天英书》即商量到此。其言谓：

足下立言措意，不蹈袭前人一语，此最诗人妙处，然亦从古人中入。譬如弹琴不师谱，称物不师衡，工匠不师绳墨，独自师心，虽终身无成可也。（《滏水集》十九）(www.xing528.com)

他的意思是谓可以不从古人出，但是应从古人入。屏山论诗正与相反。李天英受了屏山的影响，其诗也以诡奇为工，故闲闲论其诗云：

然此迄令大成，不过长吉、卢仝，合而为一，未能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，非所望于吾友也。昔人有吹箫学凤者，凤鸣不可得闻，时有枭音耳。君诗无乃间有枭音乎？向者屏山尝语足下云：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矣。理诚有之，仆亦云然。李公爱才，然爱足下之深者，宜莫如老夫。愿足下以古人之心为心，不愿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，如世轻薄子也。（《滏水集》十九）

在此文中，也可见赵、李二人论调不同，所以所赏互异。他称李天英诗为枭音，可见对长吉一派之不能满意。现在我们虽不能确知屏山、天英诸人之议论如何，然而当时长吉一派之能自成一种风气，则是事实。观赵衍《重刊李长吉诗集序》所言：“龙山先生为文章，法六经，尚奇语，诗极精深，体备诸家，尤长于贺。”则知刘仲尹（龙山）是提倡长吉的。他再说：“浑源刘京叔为《龙山小集叙》云：《古漆井》、《苦夜长》等诗，雷翰林希颜、麻征君知几诸公称之，以为全类李长吉。”则知刘祁（京叔）、雷希颜、麻知几又全是倾向长吉的。他再说：“及龙山入燕，吾友孙伯成从之学；余继起海上，朝夕侍侧垂十五年。”则知孙伯成、赵衍也都属于长吉一派的。赵衍在此文末，再附带一句谓：“至有博洽书传，而贺集不一过目为可惜也。”这恐怕是有所指的，或者便是指斥赵秉文、王若虚一辈人了。

稍后，王若虚与雷希颜之争，又继之以起。王若虚的文论当于另一章述之，但对于王、雷相争的一段故事，不姑在此一说。《归潜志》中也有两节记此一重公案：

王从之则议论文字有体致，不喜出奇，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，尤以助辞为首，与屏山之纯学大不同。尝曰：“之纯虽才高，好作险句怪语，无意味。”亦不喜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云失支堕节多。……千古以来，惟推东坡为第一。……雷则论文尚简古。全法退之，诗亦喜韩，兼好黄鲁直新巧。每作诗文好与朋友相商订，有不安相告，立改之，此亦人所难也。

正大中，王翰林从之在史院领史事，雷翰林希颜为应奉兼编修官，同修《宣宗实录》。二公由文体不同，多纷争。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，雷尚奇峭造语也。王则云：“《实录》止文其当时事，贵不失真，若是作史则又异也。”雷则云：“作文字无句法。委靡不振，不足观。”故雷所作，王多改革。雷大愤不平。语人曰：“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。”王亦不屑。王尝曰：“希颜作文好用恶硬字，何以为奇。”雷亦曰：“从之持论甚高，文章亦难止以经义科举法绳之也。”

《归潜志》中明言王氏推尊东坡，雷氏好黄鲁直，那么可知赵、李之争犹是苏、黄二派旁面的冲突，到王、雷之争，那便成为苏黄正面的冲突了。此种各奉宗主以相诋誐，与北朝邢、魏之依附沈、任，同一情形。这固是无聊的举动，不关重要。不过我们知道有此一重公案则对于《滹南遗老集》中论史之攻击宋祁，与《诗话》之尊苏抑黄，便知是有为而发，比较易于了解其意旨之所在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