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克庄及其著作《后村大全集》相关介绍

刘克庄，字潜夫，号后村，莆田人，以荫入仕，官至龙图阁直学士，谥文定，所著有《后村大全集》，内有《后村诗话》分前、后、续、新四集，但其论诗精义却不在诗话之中。

后村与沧浪同时，而论诗宗旨颇不相同。当时诗禅之说至为流行，有何秀才者筑诗禅方丈，后村题之以诗，谓“能将铅椠事，止作葛藤看；坏衲蒙头易，玄机得髓难”（《后村集》八）。这尚是普通酬应之语，至题之以文，谓“诗家以少陵为祖，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；禅家以达摩为祖，其说曰不立文字。诗之不可为禅，犹禅之不可为诗也”。则已把诗与禅分别而言了。下文再说：“夫至言妙义固不在于语言文字，然舍真实而求虚幻，厌切近而慕阔远，久而忘返，愚恐君之禅进而诗退矣。”（《后村集》九十九）显然颇有规戒之意，而谓论诗不应合以禅义了。这是他们根本不同的一点。盖沧浪仅仅是诗人，而后村则曾受业于真德秀，也是理学一路，当然不会赞成以禅喻诗的。

由这一点的不同，于是沧浪论诗尚兴趣，重气象，而后村论诗重内容，讲品德。其《诗话》中论诗之语往往以此为标准；即如汉魏诗在沧浪以为“词理意兴，无迹可求”，“气象浑沦，难以句摘”者，而后村则于魏武《短歌行》、魏文《善哉行》以及苏、李、嵇、阮、曹植诸人之作，莫不离开了诗之本身而推究到当时之境地与品德之高下。这可知其着眼之点，绝不与沧浪相同。

然而说后村为纯粹的道学家亦未尽然。真德秀作《文章正宗》时以诗歌一门属之后村，后村所取，如汉武《秋风辞》及三谢之诗，真氏多删之，后村意不谓然。即此很可看出他的见解与真氏不同。我们可以说他是道学家中之诗人而诗人中之道学家。

因此，我们对于后村的认识，应分别在此两方面看之。然而所谓分别去看，只是为说明的方便，并不是说诗与道学在其思想体系上成为冲突的现象。他虽不如邵康节这般专做性理诗，而在他整个的人生方面，诗与道学并不是不能相容的事物。

他何以会如此呢？现在先从道学方面说：后村虽曾受业于西山，然而论其学术源流，则似乎不出于西山。《宋元学案》之于后村，不以列入西山真氏学案表中，而以列入艾轩学案表中的退庵家学，可谓独具卓识。南宋许多道学家往往轻视文事，独艾轩一派，比较犹以文艺见长。（艾轩姓林名光朝，字谦之，莆田人，所著有《艾轩集》。）后村《艾轩集序》称其“学力既深，下笔简严，高处逼《檀弓》、《榖梁》，平处犹与韩并驱”（《后村集》九十四）。所以艾轩之于诗文，颇加锻炼之功，与一般道学家不同，此意，在《竹溪诗序》中说得更明白：

唐文人皆能诗，柳尤高，韩尚非本色。入宋则文人多，诗人少，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，集各有诗，诗各自为体，或尚理致，或负材力，或逞辨博，少者千篇，多者万首，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，非诗也。……乾淳间，艾轩先生始好深湛之思，加锻炼之功，有经岁累月缮一章未就者；尽平生之作不数卷，然以约敌繁，密胜疏，精掩粗，同时惟吕太史赏重，不知者以为迟晦。（《后村集》九十四）

艾轩的作风如此，所以艾轩一派的作风也无不如此。后村是退翁之子，宾之之孙。宾之名夙，与弟朔并授业艾轩之门，所以后村的家学渊源，也出自艾轩一派。我们即使承认后村曾受西山的影响，但也不能不承认后村之于诗，当受艾轩的影响。何况他的诗再受叶水心的赏识，水心一派也是当时道学家中以诗文著名的。这是他所以以道学家而兼诗人的原因。

于次，再从诗人的方面来看。他自述其学诗历程云：“初余由放翁入，复喜诚斋，又兼东都南渡江西诸老，上及于唐人大小家数，手抄口诵。”（《后村集》九十六刻《楮集序》）根据这一节话，可知他之于诗是由宋人入手，而进窥到唐，并不同沧浪这般，主张工夫从上做起的。他曾说过：“谓诗至唐犹存则可，谓至唐而止则不可。本朝诗自有高手。李、杜，唐之集大成者也，梅、陆，本朝之集大成者也。”（《后村集》九十九，《跋李贾县尉诗卷》）此种见解便与沧浪绝对不同。此中关系，恐怕又受放翁、诚斋的影响。我们看他《病起》十首之九有云：“诚叟、放翁几日死，着鞭万一诗肩随。”（《后村集》三十五）倾倒之忱，于此可见。放翁论诗很受道学家的影响，我们以前已经说过。诚斋论诗虽未必如放翁之严正，然其立身大节，也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于杨、陆二人有很公平的批评。他说：“以诗品论，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；以人品论，则万里倜乎远矣。”（卷一百六十）所以后村自言受杨、陆二公的影响。便知其诗不仅以求合诗人之格为完事。诗外大有事在，这又是他所以在诗人中间可以称道学家的原因。

由后村之道学渊源言，有工于诗之可能；由后村之学诗历程言，又有深于道之可能。他是在此种关系之下以成其二重人格者。至于此二重人格如何能调和，如何能建立他的思想体系，则在后村诗论中又很巧妙地提出两项问题。其一，是对于诗人的修养问题，其又一是对于诗之家数的问题。由前者言，虽论诗人，而关于诗之品德，故可容道学的见地；由后者言，虽论诗之内容，而又有关工力，故不妨仍本于诗人的见地。这样说，所以诗与道学在他的思想体系上并不是不能相容的事物。

现在，先论他关于诗人修养的问题。其《瓜圃集序》称翁定诗多有益世教，凡傲慢、亵狎、闺情、春思之类无一字一句及之，这已偏重在世教的关系了。他再说明其故，称翁氏“晚为洛学，客游所至，必交其善士，尤为西山真公所知”（《后村集》九十四）。然则诗人之修养，正不必离开道学的熏陶。

诗人之修养何以与道学的熏陶相合，即因诗人的品格，有些与道学家的品格相类。其《题傅自得文卷》云：“夫人皆为文，文不能皆奇，由俗学窒之，俗虑汩之耳。迂则不俗，不俗则奇，非极天下之迂，不能极天下之奇。……迂者去富贵利达常远，而去淡泊枯槁常近也。”（《后村集》一百）此意，在他集中时常提到。他以为诗人必须有这不求闻达的意念，不为俗虑所搅扰，然后才能成为诗人。此种修养，即是道学家乐道安贫的态度，而诗人也正须如此。因此，他有个偏见：“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”；“诗必天地畸人山林退士，然后有标致，必空乏拂乱，必流离颠沛，然后有感触。”（见《后村集》一百九，《跋章仲山诗》）此种见解，固似稍偏，然而却为诗人立了一种品德，坚了一些自信力。他很不赞成诗人奔走公卿之门，以得达官显人之品评为荣幸。他《跋章仲山诗》、《跋刘澜诗集》、《跋毛震龙诗稿》、《跋梅窗程公坦诗卷》（均见《后村集》一百九）或明言，或暗讽，都逗露这种意思。“雅得这般俗”，他大概最痛恨这一辈风雅俗士。

他《跋方蒙仲诗》，称蒙仲诗“趣味清深，态度高雅，以圣贤自准的，不谐媚于世俗也；以名教自熏沐，不流连于光景也。事有可疑，虽断编阙简，千岁之远，必欲研寻也。理有未然，虽浮名虚誉，一世所宗，不肯随和也。经训之获富于菑畬，箪瓢之奉贵于冕辂，可谓有为士之乐，知读书之味者矣”（见《后村题跋》二，不见集中）。这大概可算他诗人之理想的标准了。有为士之乐，则不汩于俗虑，知读书之味，则不窒于俗学。宁静淡泊，这才合诗人的格，然而所谓以圣贤自准的，以名教自熏沐，却又合道学家之格。(www.xing528.com)

于次，再看他对于诗之家数的问题。其《跋表弟方遇诗》以为意胜于语，拙多于巧，固然高出当时一般诗人了，然而真要为大作者，而不为小小家数，则必须“语意俱到，巧拙相参”（《后村集》一百），于这些话中便可知其不废修辞的技巧，并非如邵康节这样以“所作不限声律”为高了。所以他说：“近世贵理学而贱诗，间有篇咏，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。”（《后村集》一百十一，《恕斋诗存稿跋》）这样说来，所以仅工语句者，在诗人中只为小家数，而专重用意者，有时且不成为诗，必须意胜而语工，才成为大家数。巧中带拙，拙中有巧，诗与理学便合而为一了。不仅如此，即对于纯粹性灵之作，他也未能满意。其《韩隐君诗序》云：“资书以为诗失之腐，捐书以为诗失之野。”（《后村集》九十六）诗又何尝可以废书与废学！他分诗为二种：“以情性礼义为本，以鸟兽草木为料，风人之诗也；以书为本，以事为料，文人之诗也。”（《后村集》一百六，《何谦诗跋》）而在他呢，要能以意为匠，使书与料皆为之役，这才是他理想的标准。这才是所谓大家数。

因此，他对于四灵诗之不满，只在工于律体而不能为大篇。沧浪所不满于四灵者是气象，他所不满的是学力，所以沧浪走上镜花水月一路，而他则以为“有天资，欠学力，一聊半句偶合则有之，至于贯穿千古，包括万象，则非学有所不能”（《后村集》一百六，《题赵孟侒诗》）。他屡批评当时诗坛的风气：

近岁诗人惟赵章泉五言有陶、阮意，赵蹈中能为韦体。如永嘉诗人极力驰骤，才望见贾岛、姚合之藩而已。（《后村集》九十四，《瓜圃集序》）

古人之诗，大篇短章皆工，后人不能皆工，始以一联一句擅名。顷赵紫芝诸人，尤尚五言律体。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，更增一字，吾末如之何矣。（同上，《野谷集序》）

近时诗人竭心思搜索，极笔力雕镌，不离唐律，少者二韵或四十字，增至五十六字而止。前辈以此擅名，后生歆慕，人人有集，皆轻清华艳，加露蝉之鸣木杪，翡翠之戏苕上，……虽穷搜索之功，而不能掩其寒俭刻削之态。（《后村集》九十七，《晚觉翁稿序》）

近时小家数不过点对风月花鸟，脱换前人别情闺思，以为天下之美在是，然力量轻，边幅窘，万人一律。（同上，《听蛙诗序》）

他于诗中也说：“蛩鸣竞起为唐体，牛耳谁堪主夏盟。”（《后村集》十一，《题永福黄生行卷》）“竞为蛙蚓号鸣态，乌睹龙鸾夭矫姿。”（同上，《题黄瀛父近诗》）这都是不满四灵的论调。因此，他对于小家数大家数之分别，不在其气象，而在其气魄与才力。他说：“世间小家数，不瘦失之寒，都未饱鲸脍，徒然烹虮肝。”（《后村集》二十五，《题近稿》）他又说：“肯学小儿烹虱胫，要看大手拔鲸牙。”（《后村集》三十三，《题林文之诗卷》）所以他以为“融液众作而成一家之言，必有大气魄；陵暴万象而无一物不为吾用，必有大力量”。（《后村集》一百九，《陈秘书集句诗跋》）由大气魄大力量言，所以论诗与论文一样，一样重在气。他说：“昔之评文者曰文以气为主，又曰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；……窃以为集中无韵之作，言之短长者也；有韵之作，声之高下者也。”（《后村集》九十七，《诗境集序》）论气到此，他竟以韩愈论古文的话，以之论诗了。于诗论气，在沧浪看来以为大忌，而他却以为大家数的本领，正在于此。他再有一比喻，谓：

丹家冲漠自守，专固不怠，一旦婴儿成□门开，足以不死矣，此养内丹者之事，癯于山泽之仙也。若夫大丹则异于是。传方诀必有师，安炉灶必有地，致久永必有赀，又必修三千功行以俟之。及真成也，笙鹤幢节本不期而至。王乔骖乘，韩众执辔，翱翔太清而朝于帝所，此天仙也。异乎前之癯于山泽者矣。余以其说推之于诗，凡大家数擅名今古，大丹之成者也；小家数各鸣所长，内丹之成者也。（《后村集》九十六，《王与义诗序》）

这样，所以后村论诗不局一格。由沧浪之说推之，可以落于王、孟家数，内丹之成者也；由后村之说推之，可以进为李、杜，大丹之成者也。

他是在这样情形之下，以调剂融会诗人与道学家之意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