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切学说有他的短处，也自有他的长处。沧浪诗论，虽开了前后七子的风气，以致为人诟病，然而照他这样熟参之结果，而产生所谓“金刚眼睛”，也自有他的贡献。这即是对于体制之辨与对于家数之辨。固然体制家数之辨也颇为钱牧斋所反对，然而此即现代所谓风格，于文学批评上并非一无用处。
论诗体，冯班于《严氏纠谬》中也举出不少错误，甚至说沧浪“胸中不通一窍，不识一字，东牵西扯而已”。枝枝节节举出许多小疵病而加以攻击，实在不免过于苛刻。王渔洋《分甘馀话》称为风雅中的罗织经，诚是很幽默的批评。沧浪之论诗体，分“以诗而论”、“以人而论”诸目，虽则名称都是沿袭旧有，然而从这方面以建立诗评，不能不说是他的特识。如他说：
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，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，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。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。
唐人命题言语，亦自不同。杂古人之集而观之，不必见诗，望其题引，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。
大历之诗，高者尚未失盛唐，下者渐入晚唐矣。晚唐之下者，亦堕野狐外道鬼窟中。
诗有词理意兴，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，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，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，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。
这些批评，都是着重在时代方面。后人论诗，严唐宋之界，而于唐诗，复严初、盛、中、晚之别，都是受他的影响。钱牧斋因反对明诗风气，于是并此种分别而抹煞之，也是矫枉过正。固然，牧斋所举出的许多例外，似乎也有事实上难以厘分时代之处，然而沧浪也早已说过：“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，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，要当论其大概耳。”沧浪原不过就一时代大概的风气而言，何曾教人死看着来！
沧浪评诗的标准，除时代关系而外，也更重在个性的分别。他说：
五言绝句，众唐人是一样，少陵是一样，韩退之是一样，王荆公是一样，本朝诸公是一样。(www.xing528.com)
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，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。太白《梦游天姥吟远离别》等，子美不能道；子美《北征》、《兵车行》、《垂老别》等，太白不能作。
少陵诗法如孙吴，太白诗法如李广。
李、杜数公如金鳷擘海，香象渡河，下视郊、岛辈直虫吟草间耳。
玉川之怪，长吉之瑰诡，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。
高、岑之诗悲壮，读之使人感慨；孟郊之诗刻苦，读之使人不欢。
这些话又是就各人的风格说的。无论是以时而论或以人而论，在他说明这些抽象的风格，都是从具体的言语内容，各方面体会出来。具体的言语内容等等，都是有迹可求的；有迹可求，而他寻求的方法与态度，却不泥于迹而超于迹。所以他所得到的，是一个朦胧的印象。这即是他所谓“气象”，而现在所谓风格。（《吕氏童蒙训》所举老杜、东坡、鲁直句法，《诚斋诗话》所论李、杜、苏、黄诗体，皆已开沧浪先声。）
他的本领，即在能识这种气象。他自负谓能于数十篇隐匿姓名的诗中，分别得体制，这即是他善观气象的本领。此种本领全自熟参得来。他说：“读骚之久方识真味，须歌之抑扬，涕洟满襟，然后为识《离骚》。”又说：“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，有金石宫商之声。”必须讽咏之久，而且讽咏时又须随其神情以为抑扬，这正是后世古文家所谓“以声求气”的方法。所以看出“坡谷诸公之诗，如米元章之字，虽笔力劲健，终有子路未侍夫子时气象，盛唐诸公之诗，如颜鲁公书，既笔力雄壮，亦气象浑厚”。这些辨析，确是“参诗精子”得来，谓为实证实悟，也不为夸。
所觉得有一些缺憾的，乃是于辨尽诸家体制之后，再加一句“不为旁门所惑”的话。既不要为旁门所惑，那么，大家走康庄大道足矣，为什么再要后人辨什么诸家体制。钱牧斋说：“俾唐人之耳目蒙冪于千载之上，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。”（《唐诗鼓次序》）沧浪论诗的结果，真有这种弊病。
就因沧浪太要夸耀自己的特识，而对人取一种教训的态度，所以他不但误了人家，也且误了自己。他说：“诗之是非不必争，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，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，则真古人矣。”沧浪诗之所以“徒得唐人体面者”，正在于此。这句话，不知误了明代多少诗人。
吴大受《诗筏》云：“严沧浪云，‘唐人与宋人诗未论工拙，直是气象不同’。此语切中窍要。但余谓作诗未论气象，先看本色，若货郎效士大夫举止，暴富儿效贵公子衣冠，纵气象有一二相似，然村鄙本色自在。宋人虽无唐人气象，犹不失宋人本色。若近时人气象非不甚似唐人，而本色相去远矣。”这些话，即所以补救气象之说的弊病。
徐增《而庵诗话》有云：“夫诗一字不可乱下，禅家着一拟议不得，诗亦着一拟议不得。禅须作家，诗亦须作家。学人能以一棒打尽从来佛祖，方是个宗门大汉子。诗人能以一笔扫尽从来窠臼，方是个诗家大作者。可见作诗除去参禅，更无别法也。”乃不谓沧浪以参禅诗论，反偏偏落了昔人窠臼。照这样讲，以禅论诗的结果，无宁归到性灵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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