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探寻神韵与格调之间的沟通

沧浪论妙悟而结果却使人不悟，论识而结果却使人无识，论兴趣而结果却成为兴趣索然，论透澈玲珑、不可凑泊，而结果却成为生吞活剥摹拟剽窃的赝作。这种错误，这种弊病的症结所在，全由于以神韵说的骨干，而加上了一件格调说的外衣。明代前后七子只见了他的外衣，所以上了他的当；清代王渔洋，去掉了这件外衣，便觉得一变黄钟大吕而为清角变徵之音。所以我说他的论禅与论悟都有神韵与格调二义。于是他的论诗也不免时有牴牾之处。

然则他何以要留着这牴牾之处呢？这即与他的别材别趣与读书穷理之说有关。我们要晓得当时诗禅之说，又开了性灵一派。吴可《学诗诗》云：“学诗浑似学参禅，自古圆成有几联，春草池塘一句子，惊天动地至今传。”龚相《学诗诗》云：“学诗浑似学参禅，语可安排意莫传。会意即超声律界，不须炼石补青天。”这即是诗禅说之走向性灵的结论。杨万里的诗便是如此。而沧浪既不赞成江西诗派，又不赞成江湖诗人。多务使事不问兴致之作既难为正宗，而挟枯寂之胸求渺冥之悟者，也未为高格。论诗到此，便入穷境。毛西河云：“天下惟雅须学而俗不必学；惟典则须学而鄙与閅不必学，惟高其万步，扩其耳目，出入乎黄钟大吕之音须学，而裸裎袒裼蚓呻釜戛即不必学。”（《西河合集序》四十三，《东阳李紫翔诗集序》）西河此论虽为别才而发，但是也正说明了沧浪的意旨。沧浪就因处于这二重时弊之下而欲救正其失，所以一方面主张别材别趣以救江西末流之失，一方面复主张读书穷理，以使所谓别材者不流于粗才，别趣者不堕于恶趣，以救江湖诗人之失。盖此即西河所谓惟雅须学惟典则须学之旨。这样，他只能徘徊于二者之间，而神韵说遂于无意中蒙上了格调的外衣。后人只于“学”与“理”上面作争论之点，全不曾理会到沧浪此意。无论攻击他别材别趣之说者未必能使沧浪心折，即赞成他别材别趣之意者沧浪也未必引为知己。

论到此，我倒觉得袁子才《随园诗话》所论，比较得其真际。他说：

严沧浪借禅喻诗，所谓羚羊挂角，香象渡河，有神韵可味，无迹象可寻，此说甚是，然不过诗中一格耳。阮亭奉为至论，冯钝吟笑为谬谈，皆非知诗者。诗不必首首如是，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。如作近体短章不是半吞半吐；超超元著，断不能得弦外之音、甘馀之味。沧浪之言如何可诋！若作七古长篇，五言百韵，即以禅喻，自当天魔献舞，花雨弥空，虽造八万四千宝塔不为多也。又何能一羊一象，显渡河挂角之小神通哉！总在相题行事能放能收方称作手。（卷八）(www.xing528.com)

此说虽仍认神韵说为《沧浪诗话》的中心思想，不免与沧浪诗旨不尽同，然而他以为神韵说只是小神通，七古长篇五言百韵便无须乎此，则道个正着。沧浪恐怕也正不欲以小神通自限，故其论诗归宗李、杜而不标举王、孟。我常以为沧浪论诗只举神字，渔洋论诗才讲神韵。（见《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》）此虽只是一字之出入，正足见其论诗主旨之不尽同。

沧浪论诗，谓“其大概有二，曰优游不迫，曰沉着痛快”。他所说这两大界限，确可把古今诗体，包举无遗。优游不迫，取出世态度，什么都可放过。沉着痛快，取入世态度，什么都不放过。这二种都是吟咏情性。然而优游不迫的诗，从容闲适，自然与所谓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”者为近。而沉着痛快的诗，掀雷抉电，驱驾气势，虽与“羚羊挂角”的境界为远，然也未尝不可做到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地步。由这种境界言，似乎沉着痛快的诗比较来得更难。所以他说：“诗之极致有一，曰入神。诗而入神，至矣尽矣，蔑以加矣！惟李、杜得之，他人得之盖寡也。”在这一节话中，以入神为诗之极致，原是不错，然而以李、杜为入神，则所指的似乎只是沉着痛快的诗而不是优游不迫的诗。这大概因优游不迫的诗其入神较易，而沉着痛快的诗其入神较难。逸品之神易得，神品之神难求。这即是所谓小神通与大神通的分别。大神通应如天魔献舞，花雨弥空，则固然矣。然而设使八万四千宝塔，堆砌起来，如苏、黄之诗，才情奔放，只见痛快，不同见沉着，仍不能说为入神。其《答吴景仙书》中争辨雄浑与雄健的分别，即在一是沉着痛快，而一是痛快而不沉着的关系。此所以入神之难。李、杜之中，尤其是杜，真能做到这种境界，所以为入神。

他是要以近于小神通的理论而表现大神通，所以他的诗论遂成为神韵与格调二说之沟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