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灵派和中国文学批评史

南宋诗风之一反江西风气者，又有所谓四灵派。四灵者，徐照，字道晖，一字灵晖；徐玑，字文渊，一字致中，号灵渊；翁卷，字续古，一字灵舒；赵师秀，字紫芝，号灵秀，皆永嘉人，故称永嘉四灵。四灵为诗，刻意雕琢，一反江西生硬拗折之风，所以人皆谓其宗主晚唐。方回《送罗寿可诗序》谓诗学晚唐，非始四灵，宋初九僧之作即是晚唐体，不过“嘉定而降，稍厌江西，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耳”（见《桐江续集》三十二）。是则江西之诗原由厌薄晚唐而起，而四灵之诗复由厌薄江西而起，补偏救弊，则四灵诗纵使有破碎尖酸之病，在文学史上自有其价值。

实则，四灵诗犹不仅宗主晚唐。赵汝回之序《瓜庐诗》（《南宋群贤小集》本）明明说“永嘉徐照、翁卷、徐玑、赵师秀乃始以开元、元和作者自期，治择淬炼，字字玉响”；明明说“永嘉陋晚唐不为，语不惊人不止，而后生常则其步趋謦欬，扬扬以晚唐夸人，此人所不悟也”。然则四灵何尝仅主晚唐。四灵之重要，乃在使人知道宗主唐音，所以在文学批评史上也自有其价值。

盖四灵诗既反江西作风，势必另辟田地，创造一种新的境界。宋诗既为唐诗之变格，变而生弊，则当然复主唐音，所以江西尚力，四灵便尚韵；江西尚学，四灵便尚才。易言之，宋诗自苏、黄以后渐成为文人之诗，而四灵则复返为诗人之诗。韩子苍《陵阳室中语》已说过：“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，然谓其非诗不可，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，止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。”（《隐居通议》十引）不谓四灵诗风之理论，乃在江西诗人口中说出。可惜四灵只欲返为诗人之诗，仅仅从事创作而不顾及理论，这是我们所引为憾事的。后来《沧浪诗话》虽亦主唐音，但与四灵主张又各异其趣了。

惟一可视为四灵本人所说的话，惟见于韦居安《梅磵诗话》中。韦氏谓：“杜小山尝问句法于赵紫芝，答之云，但能饱吃梅花数斗，胸次玲珑，自能作诗。”此种妙语，正与汪彦章问徐师川作诗法门，师川告以“即此席间杯拌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……以意剪裁之”是同样的不着边际。然而一个正代表着四灵的诗论，一个正代表着江西的诗论。戴式之之《哭赵紫芝诗》云：“东晋时人物，晚唐家数诗。”（《石屏诗集》二）四灵风格，正因近于东晋人物所以有饱吃梅花的主张。若在江西诗人，则只须饱经人事或饱参作家足矣。四灵诗格所以不同江西作风者在此。

又四灵之起，除一反江西作风以外，同时也矫正当时道学家的作风。道学之诗疲软直率，立论虽高而诗格实下，所以当时道学界中的文人如叶水心辈便啧啧叹赏四灵之诗。道学家说理，而四灵写景，道学家直率，而四灵雕琢。徐玑之《书翁卷诗集后》云：“磨砻双鬓改，收拾一编成。”四灵对于作诗之苦心，于兹可见。所以四灵于另一方面，复一变儒者之诗而返为诗人之诗。

赵汝回之序《云泉诗》（《南宋群贤小集》本）似即说明此意。他说：(www.xing528.com)

世之病唐诗者，谓其短近，不过景物，无一言及理。此大不然。诗未有不托物，而理未有出于物之外。古人句在此而意在彼，今观三百篇，大抵鸟兽草木之间，不可以是訾也。而人之于诗，其心术之邪正，志趣之高下，气习之厚薄，随其所作，无不呈露。如少陵之诗而得其为忠，太白之诗而得其为豪，郊、岛之诗寒苦而其器必隘，韦、白之诗蕴藉而其情必远，自然而然，初非因想而生见者。……故作诗贵识体，尤在养性，不养性则无本，不识体则无法。永嘉自四灵为唐诗，一时水心首见赏异，四人之体略同而道晖紫芝，其山林闺阁之气，各不能掩。

这可以说是四灵派诗所以多流连光景之作的原因。恋事适自缚，说理适自障，于是遂只偏于咏情性写生态了。清远空灵之格，确可以药江西拗涩之病与道学平腐之习，可惜他们取径太狭，规模不弘，所以虽足转移一时风气，而阅时未久，诗人学者又齐加纠弹了。

然而，《沧浪诗话》却即在此种关系下产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