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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:探索陆游的第三目

时间:2023-11-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
【摘要】:正令笔扛鼎,亦未造三昧。此诗最为重要,颇足见其论诗主张。这是江西诗人的说法。则又近于道学家的论调了。则又俨有邵康节作诗自适的风度了。此又近于道学家之所谓自然。放翁以后,一灯之传又在戴复古。复古,字式之,天台人,以诗鸣江湖间当时吴子良序其集称“诗之意义贵雅正,气象贵和平,标韵贵高逸,趣味贵深远,才力贵雄浑,音节贵婉畅,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”。石屏诗之作风与其论诗主张,均可于此见之。

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:探索陆游的第三目

陆游,字务观,号放翁,山阴人,《宋史》三百九十五卷有传,所著有《渭南文集》五十卷,《剑南诗稿》八十五卷。他是南宋四大家之一,诗名掩其文名,故其所言,亦以偏于论诗者为多。

放翁诗法传自曾几。《诗人玉屑》载赵庚夫《题茶山集诗》所谓“咄咄逼人门弟子,剑南已见一灯传”者即谓此。而其所作《吕居仁集序》又自称源出居仁。二人皆江西派,所以放翁诗原自江西派入,但他能不袭黄、陈旧格,自辟一宗,故其作风遂与江西派不同。

他何以能如此呢?实则他即循着江西派的理论做去,而再合以道学家的思想而已。江西诗人之论诗,没有不重在自得,也没有不重在自然的。自得与自然,本是江西诗人与道学家论诗之共同之点。而他则循此做去,于是别创诗格,转与江西作风不相类似了。

其《示子遹》一诗自述学诗历程云:

 

我初学诗日,但欲工藻绘。中年始少悟,渐若窥弘大。怪奇亦间出,如石漱湍濑。数仞李、杜墙,常恨欠领会。元、白才倚门,温、李真市侩。正令笔扛鼎,亦未造三昧。诗为六艺一,岂用资狡狯!汝果欲学诗,工夫在诗外。(《剑南诗稿》七十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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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诗最为重要,颇足见其论诗主张。所谓藻绘,所谓怪奇,都是诗内工夫。“汝果欲学诗,工夫在诗外”,即是说学诗不应专致力于这些方面。学诗而专工藻绘,不能谓为自得;学诗而过事怪奇,又不能蕲其自然。所以需要诗外工夫。因此,对于放翁诗论,于其江西诗学之外,更应注意他和道学家思想的关系。

先就其所谓自得者言。放翁《夜吟诗》云:“六十余年妄学诗,功夫深处独心知。夜来一笑寒灯下,始是金丹换骨时。”(《剑南诗稿》五十一)这是江西诗人的说法。后山所谓“学诗如学仙,时至骨自换”,即是此意。寒灯一笑,即是悟境,而金丹换骨又从工夫深处得来,所以顿悟不离于渐修。他又有《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》一首,谓:“我昔学诗未有得,残余未免从人乞;力孱气馁心自知,妄取虚名有惭色。”这是未能自得之时,所以虽有虚名难免惭色。待到“四十从戎驻南郑,酣晏军中夜连日,打毬筑场一千步,阅马列厩三万匹;华灯纵博声满楼,宝钗艳舞光照席,琵琶弦急冰雹乱,羯鼓手匀风雨疾”,这原是与诗不生关涉的境地,可是到此时节,“诗家三昧忽见前,屈、贾在眼元历历;天机云锦用在我,剪裁妙处非刀尺。”(见《剑南诗稿》二十五)那么,正与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而悟笔法,是同样情形。思之思之,鬼神通之,触悟的关捩原不限于一端,夜来一笑,冷汗一身,眼前景物,随处都成悟境,这是江西诗人之所谓悟,所谓自得。至其《示儿诗》云:“文能换骨馀无法,学但穷源自不疑,齿豁头童方悟此,乃翁见事可怜迟。”(《剑南诗稿》二十五)则又近于道学家的论调了。此外,如“万物备于我,本来无欠馀;窭儒可怜生,西抹复东涂”(《和陈鲁山》十诗);又如“文章最忌百家衣,火龙黼黻世不知,谁能养气塞天地,吐出自足成虹蜺”云云(《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》),显然又与道学家之所谓自得同其主张了。其《杂感》五首之一云:“自古文章与命仇,功名身外更悠悠,一从识得元无事,穷死逢人不说愁。”(《剑南诗稿》二十)此非于道有得者谁能如是!放翁是诗人,放翁又岂仅是诗人!

于此,再就其所谓自然者言。其《六艺示子聿》一首云:“沛然要似禹行水,卓尔孰如丁解牛!”(《剑南诗稿》五十四)这即吕本中所谓“只熟便是精妙处”之意。其《读近人诗》云:“琢雕自是文章病,奇险尤伤气骨多。君看太羹玄酒味,蟹螯蛤柱岂同科。”(《剑南诗稿》七十八)此即“工夫深处却平夷”之意。此虽非工力所能致,却除工力外别无致之之道。这是江西诗人的意思。至如《杂兴》四首之一云:“诗人肝肺困雕镌,往往寿非金石坚,我独适情无杰句,化工不忌遣长年。”(《剑南诗稿》七十三)则又俨有邵康节作诗自适的风度了。所以他在《曾裘父诗集序》中以“安时处顺,超然事外,不矜不挫,不诬不怼,发为文辞冲淡简远,读之者遗声利,冥得丧,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”之境为难之尤难。(见《渭南文集》十五)此又近于道学家之所谓自然。

放翁以后,一灯之传又在戴复古。复古,字式之,天台人,以诗鸣江湖间当时吴子良序其集称“诗之意义贵雅正,气象和平,标韵贵高逸,趣味贵深远,才力贵雄浑,音节贵婉畅,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”。包恢序其集称“古诗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,古诗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来,古诗贵乎真而石屏自真中发”,这些话尚不是浮泛的谀辞。石屏诗确能采宋人理致、守唐人格律,如赵汝腾序中所谓“平而尚理,工不求异”者。此种境界,实即由放翁诗论所谓自得与自然得来。所以石屏论诗,也即从此点发挥。其《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》云:“入妙文章本平淡,等闲言语变瑰琦。”(《石屏集》六)也正道着此点。

大抵道学家之诗论与诗人之诗论,折衷调和,自会有此倾向。何况江西诗人的论诗蕲向,原欲于精思研刻之中求其浑成圆熟的呢!石屏有《论诗十绝》,其二绝云:“曾向吟边问古人,诗家气象贵雄浑,雕镂太过伤于巧,朴拙唯宜却近村。”“陶写性情为我事,留连光景等儿嬉,锦囊言语虽高绝,不是人间有用诗。”(《石屏集》七)石屏诗之作风与其论诗主张,均可于此见之。自此以后,论诗主张自然者遂纷纷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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