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第一目张栻

张栻，字敬夫，号南轩，少从胡五峰游，后与朱子切磋，朱子亦最叹服，学者称南轩先生，《宋史》四百二十九卷《道学》有传。他的论诗见解虽不甚多，但颇能完成其理论的体系。盛如梓《庶斋老学丛谈》有一节云：

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。先生曰：“诗人之诗也，可惜不禁咀嚼。”或问其故？曰：“非学者之诗。学者诗读着似质，却有无限滋味，涵泳愈久，愈觉深长。”又曰：“诗者纪一时之实，只要据眼前实说。古诗皆是道当时实事，今人做诗多爱装造语言，只要斗好，却不思一语不实，便是欺。这上面欺，将何往不欺。”

这是他论诗主张之仅见者。在这里，他所说的话虽不多，却很重要。他分诗为诗人之诗与学者之诗；他又分诗为今人之诗与古人之诗。今人之诗，只是诗人之诗而已，是他所不能满意的。学者之诗，则是想做到古人之诗。所以他论诗的标准即着重在这两种。他以为诗不妨作，只是要作读着似质而有无限滋味的学者之诗，只是要作纪一时之实、据眼前实说的诗。这已在道学家的诗坛上建立了比较建设的诗论了。“这上面欺，将何往不欺”，他竟用正心诚意的见解，搬移到诗坛上来。诗人之论诗，也有主张真实的，但是何尝有这般讲法！

不仅如此，其《论语解》解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二语，也纯粹本于理学的见地。他说：

哀乐，情之为也，而其理具于性。乐而至于淫，哀而至于伤，则是情之流而性之泪矣。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发不逾节，性情之正也；非养之有素者其能然乎？《关雎》之诗，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至于钟鼓乐之、琴瑟友之，所谓乐而不淫也；哀窈窕、思贤才，至于寤寐思服、展转反侧，所谓哀而不伤也。玩其辞义者，可不深体于性情之际乎。

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二语，昔人也多引用过，解释过，但在一般诗人看来，大率以为说得蕴藉，说得含蓄而已。在南轩则以为这上面是不能欺的。这上面不欺，那么所谓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云者，即在平时涵养性情，发不逾节的工夫，而不关措辞的蕴藉与含蓄。这样，所以他解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”句，也以为本于性情之正，故能如是。他说：“诗三百篇美恶怨刺虽有不同，而其言之发皆出于恻怛之公心，而非有他也。故思无邪一语可以蔽之。”他又竟用道学家性善的话头，应用到诗坛上了。

作诗者，应以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为标准，才成为学者之诗；读诗者，更应平心易气，反复涵泳，以深求其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之旨，才得了解古人之诗。其《孟子说》中论《凯风》、《小弁》二诗，差不多可以为这一篇的实例。

其事异，故其情异；其情异，故其辞异。当《小弁》之事而怨慕不形，则其漠然而不知者也；当《凯风》之事而遽形于怨，则是激于情而莫遏也。此则皆为失亲亲之义而贼夫仁矣。……由《小弁》之所存则为天理，由高子之所见则为人欲，不可以不察也。诗三百篇夫子所取，以其本于情性之正而已，所谓“思无邪”也。学者读诗平心易气，诵咏反复，则将有所兴起焉。不然，几何其不为高叟之固也。

由《小弁》之所存则为天理，由高子之所见则为人欲，以人欲观诗，则不易了解而每流于“固”。《论语解》中解“兴”、“观”二字云：“兴谓兴己之善，观谓观人之志。”照此说来，必须能兴己之善，才足以观人之志，而观人之志，即所以兴己之善。所以必以作诗的标准为读诗之标准，才能没有“固”的流弊。故其解《孟子》“以意逆志”之说云：(www.xing528.com)

文者，错综其语以成辞者也。以文害辞，谓泥于文而失其立辞之本也；以辞害意，谓执其辞而迷其本意之所在也。故必贵于以意逆志。以意逆志者，谓以其意之见于辞者，而逆夫其志之存于中者，如此则其大旨可得也。

如此解诗，究竟是不是——或能不能——真得诗人之本意，那是另一问题；但在道学家说来，总算是能建立着系统的诗论了。所谓涵养德性，所谓发而皆中节，所谓天理人欲，一切理学上的话头，都能搬引到诗论上来，似乎是前此所未见。

后来发挥此种见解者便是家铉翁。铉翁字则堂，眉山人，宋亡，不仕，《宋史》四百二十一卷有传，所著有《则堂集》。《四库书目提要》称其“籍隶眉山，于苏轼为里人，又广汉张栻亦其乡人，故文中颇有称述东坡、南轩之处”。此言极是。如其《品堂记》（《则堂集》一）论画尚神，即是东坡之学；《志堂说》论诗发挥在心为志之旨，也即南轩的主张。如云：

昔日读诗，深有味于《诗序》“在心为志”之旨。以为在心之志，乃喜怒哀乐欲发而未发之端，事虽未形，几则已动，圣贤学问，每致谨乎此，故曰“在心为志”。若夫动而见于言，行而见于事，则志之发见于外者，非所谓在心之志也。是以夫子他日语门弟子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无邪之思，在心之志，皆端本于未发之际，存诚于几微之间。迨夫情动而言形，为雅、为颂、为风、为赋、为比、为兴，皆思之所发，志之所存，心之精神实在于是，非外袭而取之也。序诗者即心而言志，志其诗之源乎？本志而言情，情其诗之派乎？自心而志，由情而诗，有本而末，不汩不迂，盖门人高第，亲得之圣师而述之于序，非后儒所能到也。……诗人之诗所以嗟叹咏歌，不知手之舞、足之蹈，亦由气统乎志，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，非由外也。是故善观诗者，观其辞之洋溢畅达，而知其气之充周；观其辞之雅正温纯，而知其气之安定；观其乐而不淫、哀而不伤、怨而不怒，而知其气之循轨而有节。由学问操存，有以主乎其内也。《诗序》、《孟子》，其相为发明欤？（《则堂集》三）

这即本于南轩以意逆志之说而发挥者，他本于汉人之诗论而加以宋人的解释，于是《诗序》、《孟子》亦可相为发明。这样，虽尽是道学家的话头，而绝不觉其迂腐。下文他再说到志之发乃有多歧之异。

志乎道德者，在心之志也；伊、傅、周、召、颜、曾、思、舆隐见不同，而其志乎道德则无不同也。彼志乎功名，志乎富贵，则管、晏、申、商之所谓志，中无所守，沦而入于他歧者也。所贵在心之志操之而存，如水之有本，自源徂流，行地万里，一本而已。溢而为潢汙，别而为沟渎，是岂水之正哉？（同上）

于是说到志之发仍有其标的，于是再说明其弟祖仁匾其读书室曰“志堂”，而他则命为“则堂”之故。他以为“志之所至，则亦至焉，则之所止，志亦在焉”，“何志而非则之所存”，“何则而非志之所在”，于是他弟兄命堂之故相得益彰，而《诗序》所谓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者，也得到一种新的解释了。后人的文学批评，虽尽是摭拾一些传统的话头，但是往往可以另外给以一种新的解释。这便是他的长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