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论四六的法性与变体

论四六，更偏于法的问题。因为四六在当时只是日常的应用文，正如洪迈《容斋三笔》所谓“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”。所以论四六的态度也与论古文不同。论古文尚可涉及道的问题，论四六则不过摘举隽语、标示作法、商讨体格，或讲述源流诸端，要之都不外技巧的问题。故由文学批评而言，关于四六的议论也不关重要。

当时骈文之适于应用者有二种：一是用于诏、制、判、牍或表、启，这是四六的正体；一是用于制举，即是所谓律赋，可称之为四六的变体。在当时的四六话中，无此分别，故现在论四六，也偶有涉及赋体的地方。

宋人论赋之书如宋子京《赋诀》、吴处厚《赋评》、马偁《赋门鱼钥》诸书多不传。其论赋比较详悉者当推北宋的秦观。秦氏论赋虽无专著，但在李廌《师友谈记》中记述很详。李廌谓“少游论赋至悉，曲尽其妙，盖少时用心于赋，甚勤而专”。所以少游所言，也可为宋人赋论的代表。不过他所说的只是“斗难斗巧斗新”的炼句工夫而已，“只以智巧饤饾为偶俪而已”。所以此事在文章家毕竟为至浅。然而运事炼句之法，又在文章家为至难。刘克庄之《宋希仁四六序》云：“作四六，如抡众材而造宫，栋梁榱桷用违其材，拙匠也；如和五味而适口，盐酸甘苦各执其味，族庖也。炼字如铸金，一分铢未化，非良冶也；成章如织素，一经纬不密，非巧妇也。”（《后村大全集》九十七）这些话也正与秦少游论赋之旨相合。正因其难，所以犹有讨论的需要。(www.xing528.com)

秦观以后，在宣和间有王铚的《四六话》。铚字性之，汝阴人，自称汝阴老民，绍兴初为枢密院编修官。其人虽至南宋尚存，但其书成于宣和四年，仍是北宋的著作。不过他开此风气，于是南宋间如谢伋的《四六谈麈》、杨渊道的《云庄四六余话》，纷纷而出；此外如王应麟的《辞学指南》以及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亦多论四六之语，所以后人再从《容斋随笔》中辑出《容斋四六丛谈》。但是这些书都重在摘举隽语，商讨作法，与文学批评不生什么关系。

叶适论《宏词》谓：“自词科之兴，其最贵者四六之文，然其文最陋而无用；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，……其人已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，而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于区区之曲艺，则其患又不特举朝廷之高爵厚禄以与之而已也。”（《水心文集》三）这是道学家对于四六的看法。那么，即“斗难斗巧斗新”的技巧也不足贵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