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古文八股化的起源与影响

南宋文论除“道”的问题之外，便是“法”的问题。法是文之末事，所以所讨论的只成为修辞之学与评点之学。修辞之学已与批评无关，评点之学更是章实斋所谓“不可揭以告人，只可用以自志”者，（见《文史通义·文理》篇）论文至此，风斯下矣。

在当时，道学的势力既压倒了古文家，于是道学家便不复以文为事。其比较注意的只有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，然而他们所注意的，也只在作法方面。讨论作法，有时泛论一切可成修辞之学；有时专论一篇只成评点之学。论修辞，尚可单独成书；讲评点，必须附丽选集。所以当时之批评风气，又可于选集中见之。

陈亮字同甫，永康人，《宋史》四百三十六卷有传，所著有《龙川集》。他是永康学派的领袖，其《自题像赞》云：“且说当今之世，孰是人中之龙，文中之虎。”他隐隐以文中之虎自居，可算是比较重视文事的了，然而他所论只限于作法。其《书作论法后》云：“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，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。”（《龙川集》十六）这犹同于一般道学家的见解。至如俞成《萤雪丛说》所引他在太学讲作文之法，如所谓“经句不全两，史句不全三，不用古人句，只用古人意”以及“布置开阖首尾该贯，曲折关键”云云，那便讨论到作法问题了。当时如吕祖谦、唐仲友诸人其议论与眼光也都集中在这一点。

道学家何以会有这般见解呢？那也许受了当时实际问题的关系。尽管道学家轻视文事，然而事实上不能废文，何况再有科举的关系！于是便利用科举上一些捷径式的门径书，窃取此方法以论古文，而古文与时文遂沆瀣一气。所以所谓《古文关键》，所谓《崇古文诀》，所谓《文章轨范》云者，原来与《文旨》、《赋枢》、《诗格》、《诗例》以及《修文要诀》、《文章龟鉴》之属同一作用。宋人诗话渐渐脱离此种门径式的指导，乃不谓宋人论文，反渐渐走上了这条路。

陈骙自序其所著《文则》称：“余始冠，游泮宫，从老于文者问焉。仅得文之端绪；后三年入成均，复从老于文者问焉，仅识文之利病。彼老于文者有进取之累，所有告于我，与夫我所得，惟利于进取。后四年，窃第而归，未获从仕，凡一星终得以恣阅古书，始知古人之作，叹曰：文当如是。”这是他说明以其所得写成《文则》的原因。他虽说《文则》不是为进取之用，然而当时老于文者之谆谆告人确是为进取之助。所以我们可以说《古文关键》一类的书即是《修文要诀》的变相。

陈骙，字叔进，台州临海人，《宋史》三百九十三卷有传。其所著《文则》，虽与评点之学不同，但与文学批评仍无多少关系。《文心雕龙》之论修辞，重在原理；《文则》之论修辞，重在条目，由文学批评而言，已有每况愈下之感。不过他《序》中说明《文则》为书“盖将所以自则也，如示人以为则，则吾岂敢”。是则他尚知道此种说法“不可揭以告人”的。大抵《文则》是章实斋所谓“纂类摘比之书”，《古文关键》则是实斋所谓“标识评点之册”。《文则》所以较胜《古文关键》者在此。(www.xing528.com)

选辑总集而加以评点者，由古文方面言，当始于吕祖谦的《古文关键》。祖谦字伯恭，金华人，《宋史》四百三十四卷《儒林》有传，所著有《东莱集》等。他一生曾选两部总集，在文学批评史上都曾发生相当影响。一部是《宋文鉴》，重质而不重文，是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之所自出；一部即《古文关键》，论辞而不论义，又是楼昉《崇古文诀》之所自出。前者可见道的问题，后者可见法的问题。张云章之序《古文关键》称其“后卷论策为多，又取便于科举，原非有意采辑成书，以传久远”，可知此书确为科举而作。其圈点批抹之法，即是明人评点之学所本。其论文于韩、柳之外兼取欧、曾、三苏诸家，又是明人所定唐宋八家之所本。他于“看文字法”中谓：“第一看大概主张，第二看文势规模，第三看纲目关键，第四看警策句法。”于“纲目关键”中再分别“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，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，如何是抑扬开合处”；于“警策句法”中再分别“如何是一篇警策，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，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，如何是缴结有力处，如何是融化屈折剪裁有力处，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”。这些也是明人评点之学所注意的问题。古文而成为八股化，此书殆为之滥觞。

东莱而后，继之以起的则有楼昉的《崇古文诀》。昉，字旸叔，号迂斋，鄞县人，从东莱于婺，尝以其学教授乡里，所以迂斋论文即衍东莱之余绪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称“其大略如吕氏《关键》”，极是。他与《关键》不同者，不过采取稍广，篇目较多，发明尤精而已。刘克庄序其书称其“逐章逐句，原其意脉，发其秘藏，与天下后世共之。惟其学之博、心之平，故所采掇尊先秦而不陋汉唐，尚欧、曾而并取伊、洛”。（《后村大全集》九十六）这可以说是与《关键》稍异的地方。然而刘克庄《序》所谓：“楼氏以古文倡莆东，经指授成进士名者甚众，其高第为帝者师、天下宰，而迂斋已不及见。”然则此书也终于只成为进取之助而已。

再后一些，则有谢枋得的《文章轨范》。枋得字君直，号叠山。弋阳人。《宋史》四百二十五卷有传。他是徐径皈的门人，也是道学家。他所评注之书如《文章轨范》、《檀弓解注》、《解选唐诗》等，全是一副本领，即其《诗传注疏》也有一些类此的地方。宋人评点之学到他可谓集其大成。其《文章轨范》一书分放胆文、小心文二种，以为“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，由粗入细，由俗入雅，由繁入简，由豪荡入纯粹”，这犹近于东坡所谓“绚烂之后归于平淡”的意思。然其评点批抹的手法，则不出于东坡而出于东莱。王守仁序其书称“古文之奥不止于是，是独为举业者设耳”，所以这也是为举业而设的书籍。

姚瑶之跋《崇古文诀》云：“文者载道之器，……夫能达其辞于道，非深切著明，则道不见也。此文之有关键，非深于文者安能发挥其蕴奥而探古人之用心哉！”这是道学家对评点之学的一种解释。王守仁之序《文章轨范》云：“夫自百家之言兴，而后有六经。自举业之习起，而后有所谓古文。古文之去六经远矣，由古文而举业，又加远焉。士君子有志圣贤之学，而专求之于举业，何啻千里！然中世以是取士，士虽有圣贤之学，尧舜其君之志，不以是进，终不大行于天下。盖士之始相见也必以贽，故举业者，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耳。羔雉之弗饰是谓无礼；无礼，无所庸于交际矣。故夫求工于举业，而不事于古作，弗可工也；弗工于举业，而求于幸进，是伪饰羔雉以罔其君也。”这也可说是道学家对于评点之学的又一种解释。道学家不以文为事，乃其结果与举业生关系，乃其结果成为“不可揭以告人”的评点之学。这不可不谓为奇迹，朱子之讥议古文家，称其只学古人说话声响，乃不谓道学家之于古文，真只从说话声响上钻研，是又岂朱子之所及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