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德秀与魏了翁：中国文学批评史

凡是历史上的人物，其重要性即在继往而开来。朱子之集大成乃是承前的；朱子之影响乃是启后的。现在，即就朱子所不甚注意的文学批评而言，也可看出此关系。因此，再一讲朱子一系中真德秀与魏了翁二人之文论。

真德秀，字景元，更字景希，浦城人，学者称西山先生，《宋史》四百三十七卷《儒林》有传。西山之学出于詹体仁，而詹氏为朱子门人，所以西山可称是考亭嫡传。

真氏文论之重要，在其所选《文章正宗》一书。《文章正宗》以选择过严，持论过偏，颇为后人诟病，然此书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相当影响，也是事实。刘克庄《题郑宁文卷》，述真氏论文宗旨有“书如《逐客》犹遭绌，辞取‘横汾’亦恐非”之语，自注云：“西山先生编《文章正宗》，如《逐客书》之类，止作小字附见；内诗歌一门初委余裒集，余取《秋风辞》，西山欲去之，盖其议论森严如此。”据是，可知此书真是道学家论文标准的代表作。

真氏之学谨守门户，当然愈走愈偏。他的批评标准，以为文人无行则言亦不足取，于是不免以人废言；又以为内容苟有补世教，则辞即不工也在所取，于是又不免以用存言。他在《文章正宗》的序上说：

正宗云者，以后世文辞之多变，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。……夫士之于学，所以穷理而致用也。文虽学之一事，要亦不外乎此。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实用为主。其体本乎古，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。否则辞虽工，不录。

此种意义，在他的文集中也可以看出。其《跋欧阳四门集》云：“自世之学者离道而为文，于是以文自命者，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，工骚者有登墙之丑，能赋者有涤器之镻。”（《真西山文集》三十四）这即因德行不加修镽，内容有害义理，所以不足取。其《跋彭忠肃文集》云：“汉西都文章最盛，至有唐为尤盛，然其发挥义理有补世教者，董仲舒氏、韩愈氏而止尔。……至濂洛诸先生出，虽非有意为文，而片言只辞，贯综至理，若《太极》、《西铭》等作直与六经相出入，又非董、韩之可匹矣。”（《真西山文集》三十六）这即因其明义理、切世用，所以为最高。此种批评标准真可谓一偏之见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之论《文章正宗》谓：“四五百年以来，自讲学家以外，未有尊而用之者，岂非不近人情之事，终不能强行于天下欤？”这是很公平的论调。

然而，我们不能遽止于是，我们得追究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不近人情的事。这在真西山虽不曾说明，而魏鹤山似乎替他说明此需要。真西山说：“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。”这句话说得简单一些。魏鹤山有一篇《唐文为一王法论》，其言云：

任斯道之托以统天下之异，则不可无以尊其权。天下惟一王之法，最足以一天下之趋向。……君子任斯道于一身，以正天下之不正，裁节矫揉而不使之差跌于吾规矩准绳之所不能制，则一王之法岂独有天下者司之，而斯文独无之哉！……有韩子者作，大开其门以受天下之归，反刓划伪，堂堂然特立一王之法，则虽天下之小不正者，不于王，将谁归！史臣以唐文为一王法，而归之韩愈之倡。是法也，惟韩愈足以当之。（《鹤山大全文集》一百）

然则真西山辑《文章正宗》的宗旨，乃是欲以“一天下之趋向”，乃是欲以“正天下之不正”。盖在当时，古文家已不能与道学家分庭抗礼，所以道学家再要利用其权威，以扫荡文坛。于是于建立道统之外，再要建立道学家的文统。《文章正宗》之产生，即可作如是观。南宋有费衮《文章正派》十卷，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。此书虽不传，顾名思义，当也与《文章正宗》是同类的书。不过费氏《梁谿漫志》常引东坡言论，其所见或足以代表古文家的见地。那么真氏之别选此集，也非得已了。

魏了翁，字华父，号鹤山，临邛人，《宋史》四百三十七卷《儒林》有传，所著有《鹤山集》。(www.xing528.com)

鹤山思想比西山为缜密，故能在这方面组成一个系统。他说明文与道的关系，以为“辞根于气，气命于志，志立于学。气之薄厚，志之小大，学之粹驳，则辞之险易正邪从之。”（《鹤山大全文集》五十六，《攻愧楼宣献公文集序》）这即是他文论的系统，此意他屡屡提到。他于《游诚之默斋集序》中曾说：“文乎文乎，其根诸气，命于志，成于学乎？”（《鹤山集》五十四）他于《浦城梦笔山房记》中又说：“夫才命于气，气禀于志，志立于学者也。”（《鹤山集》四十九）他再于《杨少逸不欺集序》中说：“辞虽末技，然根于性，命于气，发于情，止于道，非无本者能之。”（《鹤山集》五十四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他文论的中心。

真西山也讨论到这些问题，但说来单纯一些，不似鹤山之复杂有条理。西山讲到气与志的关系，谓：“学者若能立志以自强，则气亦从之不至于怠惰。”（见《问志气》）讲到气与辞的关系，又承认贯休所谓“乾坤有清气，散入诗人脾”之语（见《跋豫章黄量诗卷》），这犹与鹤山的见解相同。至讲到学的问题，便与鹤山有些出入。其《志道字说》云：“昔者夫子以天纵之圣，犹必十五而志于学；盖志者进德之基，若圣若贤莫不发轫乎此志之所趋。”则是说志足以支配学。其《日湖文集序》云：“是故致饰语言不若养其气，求工笔札不若励于学。气完而学粹，则虽崇德广业亦自此进，况其外之文乎？”则又是说学足以左右辞。所以由西山之系统言之，则为：

由鹤山之系统言之，则为：

因此，由西山之理论言之，志以道为鹄的，辞即道之流露，是彻头彻尾的文道合一说。由鹤山之理论言之，只是说明何以辞有易险邪正，何以辞之易与正者胜险与邪者，以及说明如何注重根本修养，以使其辞之易与正而已。

先言文与气与志之关系。他一方面说辞根于气，一方面又说才命于气、性亦寓于气，盖他以为气之厚薄与正偏（见《游诚之默斋集序》），即是才性与志之关系。由先天言则是才性，由后天言则是志。这样，故可由气质的意义一变而为气节的意义。他于《杨少逸不欺集序》中说：

人之言曰，尚辞章者乏风骨，尚气节者窘辞令。某谓不然。……唐之辞章称韩、柳、元、白，而柳不如韩，元不如白，则皆于大节焉观之。苏文忠论近世辞章之浮靡无如杨大年，而大年以文名，则以其忠清鲠亮，大节可考，不以末伎为文也。眉山自长苏公以辞章自成一家，欧、尹诸公赖之以变文体，后来作者相望，人知苏氏为词章之宗也，孰知其忠清鲠亮，临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，此苏氏之所以为文也。

次言文与志与学之关系。气命于志，即是孟子所谓“夫志，气之帅也”之意。至于如何持其志，鹤山以为应归功于学。他说：“气命于志，志不立则气随之；志成于学，学不讲则志亦安能立。”（《游诚之默斋集序》）有志以为之上的话头，但他认为道学派的文人所必不可缺的修养。此意，在《浦城梦笔山房记》中说得最明白：

圣人之心，如天之运纯行不已，如川之逝不舍昼夜，虽血气盛衰所不能免，而才壮志坚，纯终弗贰，曷尝以老少为锐惰，穷达为荣悴者哉？灵均以来，文词之士兴，已有虚骄恃气之习；魏晋而后，则直以纤文丽藻，为学问之极致。方其年盛气强，位亨志得，往往时以所能，哗世眩俗。岁慆月迈，血气随之，则不惟形诸文词，衰飒不振，虽建功立事，蓄缩顾畏，亦非复盛年之比。此无他，非有志以基之，有学以成之，徒以天资之美、口耳之知，才驱气驾而为之耳。如史所书任彦升、丘灵鞠、江文通诸人皆有才尽之叹，而史于文通末年，至谓梦张景阳夺锦、郭景纯征笔，才不逮前。夫才命于气，气禀于志，志立于学者也，此岂一梦之间他人所得而予乎？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，而它人亦可以夺之乎？（《鹤山集》四十九）

文人有老去才尽之叹，而道学家则有老当益壮之慨。此关键，即在修养的关系。有修养，则气非虚气，非客气，所以为正为厚；而形之于辞，自非一梦之所可予夺了。学所以知道，志所以求知道，气所以培养此所知之道而使人涵泳于道，辞所以阐发此所知之道而使文准绳于道。所以这样从志与学以讲文，则文偏于道，无宁视为当然的了。由道学的见解以论文，由文学的广义以论文，我觉得此说为比较通达而圆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