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熹对古文家攻击与道学大成

朱熹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徽州婺源人，《宋史》四百二十九卷有传。

他是宋代道学家之权威。宋代道学至朱子而集其大成；宋代道学家之文学批评也至朱子而集其大成。濂溪言文以载道，而朱子即阐载道之旨；伊川言作文害道，而朱子亦言逐末之弊。善取诸人以为长，这即是他的文论之特点。他在南宋道学家中可谓能文之士，然而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。他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。以前诸家虽不免都有重道轻文的倾向，尚不致卑视古文。他则似乎修洛、蜀之旧怨，对于古文家颇有不满的论调；尤其对于三苏，三苏中间，尤其对于东坡。

其《答徐载叔》云：“所喻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，此亦救弊之言。然论其极，则古文之与时文，其使学者弃本逐末，为害等尔。”（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》问答二十六）这即是程伊川所谓作文害道的意思。古文家在消极方面总喜欢攻击时文以自高身价，他却把古文看作与时文一样——一样是学者之害。此意，虽本于裴度《寄李翱书》所讥韩愈以文为事的见解，然而在他说来，颇能使古文家丧失其自豪的胆气。

又其《答杨子顺书》云：“世之业儒者既大为利录所决溃于其前，而文辞组丽之习，见闻掇拾之工，又日夜有以渗泄之于其后，使其心不复自知道之在是，是以虽欲慕其名而勉为之，然其所安终在彼而不在此也。”（《文集大全》问答三十）这又与二程以学文为异端云云，是同一见解。古文家在积极方面，又往往标榜明道以自高其身价，而他却揭露其假面具，以为“其所安终在彼而不在此”，这更足使古文家丧失其凭借的根据。

因此，我们研究朱子之文学观，应当知道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，不在能“立”，更在能“破”。我们以前说过，在北宋时期，是道学家与古文家角立的时期，两方面都有第一流的人物，所以各不相下。到南宋，便只见道学家的理论而不见古文家的理论了。这原因，由朱子对于古文家的攻击，恐怕也有关系。

朱子对古文家的理论所以能破，即因他能用清晰的头脑，使古文家与道学家的分野划得很清楚。他先说明古文家与道学家所研究的虽同一对象而方面不同。其《沧洲精舍论学者》一文，称老苏但欲学古人说话声响，称韩退之、柳子厚用力之处也只是要作好文章。（见《文集大全》杂著十）《语类》中谓：“韩退之于大体处见得，而于作用施为处却不晓，……缘他费工夫去作文，而于经纶实务不甚究心，所以作用不得。”（正谊堂本卷八）又谓：“贯穿百氏及经史，乃所以辨验是非，明此义理，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！”（卷八）这些话虽也从二程倒学之说得来，然而他分得更清楚，辨得更严格。他以为这些事根本便不是圣贤事业，古文家把这些事当作圣贤事业，乃是古文家的错误。所以研究的对象虽同，而研究的方面则不同。照古文家所研究的，至多只能学得古人说话声响而已，当然作用不得。

他再说明古文家与道学家所研究的即使是同一对象，同一方面，而所见到的又互异。《语类》中也有论及这方面的话：

或问：“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？”曰：此是说行底，非是说道体。问：“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？”曰：此是说行道而有得于身者，非是说自然得之于天者。（卷八）

《原道》中举《大学》，却不说“致知在格物”一句。苏子由《古史论》举《中庸》“不获乎上”后，却不说“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”二句。这两个好做对。司马温公说仪、秦处，说“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”，却不说“居天下之广居”。看得这样底都是个无头学问。（卷七）

这即说明古文家之所谓道与道学家不同。盖古文家之所谓道，犹是理学未成立前一般人之所谓道，所以重在用而不是讲道体。这种态度与政治家之所言为近，而在纯粹的道学家看来却是无头学问。因为他们皆于性理之学不曾追究到底，不曾求个彻底的明了。因此，也不会建立成哲学。

他再说明古文家与道学家即使所研究的是同一对象，同一方面，而所见到的又相同，然而其方法仍互异。论到此，便是以前所谓“贯道说”与“载道说”的不同。他于《通书》解释载道之义云：

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，故为车者必饰其轮辕，为文者必善其词说，皆欲人之爱而用之。然我饰之而人不用，则犹为虚饰而无益于实。况不载物之车，不载道之文，虽美其饰，亦何为乎？(www.xing528.com)

《语类》中又辨正贯道之义云：

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。曰：“公道好，某看来有病。”陈曰：“文者贯道之器，且如六经是文，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，如何有病？”曰：“不然，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，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！文是文，道是道，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。若以文贯道，却是把本为末。以末为本，可乎？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。”（卷八）

这一节话颇为重要。我尝以为一般古文家与道学家都说道充则文自至、理明则文自精，然而总觉阐说得不甚分明，即因不曾从载道与贯道的分别细细体会，即因忽略了朱子所说的这一些话。

讲到此，不得不略述朱子之哲学。朱子哲学即重在说明理、气的关系。他把形而上之道谓之理，形而下之器谓之气。（见《文集大全》问答二十九《答黄道夫书》）这般说，似乎分别理、气为二。然而却又说：“理又非别为一物。即存乎是气之中。”（《语类》一）则似又合理、气为一。那么，理、气究竟是一是二呢？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》说得好：“依逻辑言，理虽另有一世界；就事实言，则理即在具体的事物之中。”（页九○四）我们假使用他这种思想以说明他的文学观，那就容易明白。上文所引他的“文所以载道”之说，似乎犹分文、道为二，然而这不是朱子的意思。在朱子虽承认文与道的分别，却又以为“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”，“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”。那么，文与道又岂可以别之为二！朱子在《读唐志》一文中即说明此意。

欧阳子曰：“三代而上，治出于一，而礼乐达于天下：三代而下，治出于二，而礼乐为虚名。”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。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，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。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，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！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。如天有是气，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；地有是形，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。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，则其著见于外者，亦必自然条理分明、光辉发越而不可掩。盖不必托于言语，著于简册，而后谓之文；但自一身接于万事，凡其语默动静，人所可得而见者，无所适而非文也。（《文集大全》杂著六）

此文所说，粗粗一看，似乎也是王充文见实露之说，似乎也是韩愈“实之美恶，其发也不掩”之说，似乎也是欧阳修“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”之说，然而王、韩诸人都找不到理论上的根据，所以只用根深叶茂为喻。实则由根深叶茂之义求之，只是充足内容的意思，与道学家所说似乎犹隔一层。道学家以理为生物之本，以气为生物之具，所以说：“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，必禀此气，然后有形。”（《答黄道夫书》）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由气所造成的。有此气自会造成各种的形。所以说：“如天有是气，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。”这即是说圣人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，则当然会著见于外。此种意思，犹与王充、韩愈、欧阳修诸人所言相近。然而我们应该注意，不要忽略了他另一个比喻，即是“地有是形，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”。必须更有这一个比喻，然后才能说明何以“著见于外者，亦必自然条理分明、光辉发越而不可掩”。必须能在这方面说明，然后所谓“有德者必有言”，才能找到理论上的根据。盖道学家以气为材料，理为形式。“此具体的世界为气所造作，气之造作必依理。如人以砖瓦木石建造一房，砖瓦木石虽为必需，然而必须先有房之形式，而后人方能用此砖瓦木石以建筑此房。砖瓦木石，形下之器，建筑此房之具也；房之形式，形上之理，建筑此房之本也。及此房成，而理即房之形式，亦在其中矣。”（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九○四页）这样，所以文之内容基于气，而文之形式莫非理。理、气合一，故可说“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”，故可说“文只是吃饭时下饭耳”。因此，“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出于二”。我们以前论朱子批评贯道之说谓为不得要领，那是为要申述苏东坡的文论不得不如此，并非即以朱子的见解为不然。我们对于各家意见的论述，都客观地加以阐说，不以己意为抑扬。所以现在讲到朱子的时候，也不得不为朱子的理论作一番申述。

我们知其所“破”，然后也能知其所“立”。他正因视文章为小伎（见《答汪叔耕书》），故以为文要明白、要自然。《语类》中说“圣人之言坦易明白”，“文章须正大，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”，“古人文笔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，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”。（均见卷八）这即是朱子论文的标准。此种讲法，仍可于其思想方面看出一贯的关系。他一方面以为由气造成这些形，所以他说：“欧公、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，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。”又说：“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，不可架空细巧。”（《语类》八）这是他所以不要着意作文章，但须明理的缘故。理精了后，文字自会典实。只有自家所见不明，所以不敢深言。这是他主张明白和自然的理由之一。

他另一方面，又以为明白自然不是恁地说将去，原来自有个典型在。《语类》有云：“前辈云文字自有稳当底字，只是始者思之不精。又曰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。”（卷八）这所谓天生成腔子，即是一个典型的形。他一样要用那合用底字，稳当底字；他一样想铺排得恁地安稳；他也要用那些琢磨工夫与文人一样。人家看了这些话头，假使以为朱子自相矛盾，那便大误。明白这些，然后知道朱子虽主自然，而其批评东坡文字不合典型的地方，也不为无理由。《语类》八记直卿与朱子同看东坡所作《温公神道碑》，直卿问：“大凡作这般文字，不知还有布置否？”曰：“看他也只是据他一直恁地说将去，初无布置。如此等文字方其说起头时，自未知后面说甚么。”随以手指中间曰：“到这里自说尽无可说了，却忽然说起来。如退之、南丰之文却是布置。某旧看二家之文，复看坡文，觉得一段中欠了句，一句中欠了字。”因此，知道东坡所自矜的“行乎其所不得不行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”的行文乐趣，在朱子看来，正是“一直恁地说将去，初无布置”，正还不免“一段中欠了句，一句中欠了字”。坡虽多才，似乎对这“天生成腔子”犹未贴切。这又是他所以主张明白自然而还要自然得平正的理由。

这即是所谓：“既有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，则其著见于外者，亦必自然条理分明、光辉发越而不可掩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