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铨，字邦衡，号澹庵，庐陵人，《宋史》三百七十四卷有传，所著有《澹庵集》。
他在南宋道学家中，时代较早，其论调犹不偏于极端。其论诗论文虽也不离一个“道”字，然而说来却不拖泥带水，没有一般道学家的习气。盖他所说明的仍是文的问题而不是道的问题；易言之，仍是以前古文家所提出的问题而不是道学家所提出的问题。
澹庵论文见解之中心，即在“文非生于有心，而生于不得已”一语。这句话，古文家也说过，诗人也说过，原不是他的创见，不过他能于此涂上一些道的意味，于是虽是古文家的理论而与古文家不同，虽是道学家的思想而说来也比一般道学家为通达。
由“文非生于有心”的问题言，似乎近于道学家所谓“有德者必有言”之意，然而却用以说明韩愈“气盛言宜”的理论，那么，虽主于道而不流于迂腐了。他在《答谭思顺》一文中，因谭氏引及孟子观海难为水、游圣门难为言之论，于是大加发挥：先从海的伟大说明海之难为水之意，再说到圣人之伟大以明圣门之难为言之意。他说：
知海之难为水，则知圣门之难为言，亦犹是矣。今夫源深者流必洪，必至之理也；有德者必有言，亦必至之理也。难为水者，非水之难也，其渊源之大为难；难为言者，非言之难也，其德之盛为难。德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毕浮，德盛则其言也旨必远，理也。昔者孔子道大而德博，其垂世立教，非有心于言也，而能言之类莫能加焉。（《澹庵文集》九）
这一节所说明的是道愈大德愈博则能言之类莫能加。苏老泉以水喻文，固然不错，然而水有大小，不能一概而论，水愈大则变态愈无穷，所以风水相遭，虽是天下之至文，而这至文之成功，仍在于平日之蓄积，仍在于道之大与德之博。那么，“有德者必有言”，便找到根据，而此种根据，不落于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，因为所说明的仍是古文家的理论。
由“文生于不得已”的问题言，似又近于古文家所谓风水相遭之说，然而却仍本于道学家的见地，并不同于古文家的口吻。他再在《灞陵文集序》中说明文皆生于不得已的现象，谓：
凡文皆生于不得已，……其歌也或郁之，其诗也或感之，其讽议、箴谏、讥刺、规戒也或迫之。凡郁于中而泄于外者，皆有不得已焉者也。（《澹庵文集》十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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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再举了好些例，自唐虞三代说起以至孔、孟、屈、荀、韩、柳、李、杜诸人，证明其所作皆出于“放逐厄塞羁愁之思”，而不能自已。此说，固不能算是澹庵的特见，然而他下文却接着说：
然则其何以传道而示后世哉？曰：书所以卫道，而非所以传道也。书者道之文也。韩愈《原道》曰“其文则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”，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道之文也，而不可以谓之道。况诸子百家之书而谓之道，可乎？道之传以人而不以书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神而明之存乎其人。”尧传之舜，舜传之禹，禹传之汤，汤传之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。是传道者以人不以书也。孔子于诗，蔽之以一言，曰思无邪；孟子于《书》之《武成》，止取二三策，是圣贤盖以心传道，而非专取于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文辞而已也。道苟得于心，书虽不作可也，文何有哉！
他谓“书所以卫道，而非所以传道”，“道之传以人而不以书”，于是说到“道苟得于心，书虽不作可也，文何有哉”！这些话便不是古文家的见解。所以此文虽也讲到风水相遭之说，而与苏老泉的结论不同。
风水相遭，他也承认是天下之至文，然而（一）至文之成功，全靠平日的蓄积。同样的风水相遭而姿态有大小之异，则可见道大德博的重要了。（二）因此关系，于是对于至文之观察，不应仅看他一时的变态，更应注意他平时的常态。既知文生于不得已，那么他所表现的原不过应付此一时不得已的情形而已。假使此一时不得已的情形变了一种方式，则所表现的也将随而成为另一姿态，此所以书只是道之文而不可以谓之道。道之传以心而不在文，得其心则常变奇止，触类皆通，不得其心则泥于迹象求之，结果只成为规范模拟之作而已。由前者言，是欲其水之广大；由后者言，又欲看到风未起时的景象。所以虽是风水相遭的比喻，而成为道学家的思想涂泽在古文家的理论上面。
此种见解颇为重要，直是前人所未发。后来楼钥论文，即本胡氏此意以阐发。其《答綦君更生论文书》云：
来书谓长江东流，不见其怪，瞿唐艳滪之所迫束，而有动心骇目之观，诚是也。然岂水之性也哉！水之性本平，彼遇风而纹，遇壑而奔，浙江之涛，蜀川之险，皆非有意于奇变，所谓湛然而平者，固自若也。艳滪之立中流，或谓其乃所以为平，此言尤有深致。……妄意论文者当以是求之，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。唐三百年文章三变而后定，以其归于平也。而柳之厚之称韩文公乃曰文益奇，文公亦自谓怪怪奇奇。二公岂不知此，盖在流俗中以为奇，而其实则文之正体也。……文人欲高一世，或挟战国策士之气以作新之，诚可以倾骇观听，要必有太过处。呜呼，如伊川先生之《易传》、范太史之《唐鉴》，心平气和，理正词直，然后为文之正体，可以追配古作，而遽读之者未必深喜。波平水静，过者以为无奇，必见高崖悬瀑而后快。韩文公之文，非无奇处，正如长江数千里奇险时一间见，皆有触而复发，使所在而然，则为物之害多矣。（《攻愧集》六十六）
此文所言，即本胡氏之意，而发挥得更为透彻。楼钥，本是胡澹庵所赏识的人。隆兴元年，楼钥试南宫，时胡铨为考官，曰此翰苑长才也，所以攻愧之学虽不出于胡氏，而可以受澹庵思想的影响。此种见解的重要，乃在能破古文家好奇的主张。王禹偁之所论也与此同一见地，不过犹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场；必如胡澹庵与楼攻愧之所论，才是道学家的见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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