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明之交：中国文学批评史

明承宋、元二代之后，其文学背景也兼受两方面的影响。宋人沉溺于道学的氛围中间，其思想与生活态度是主敬而严肃的，是主静而节欲的，故其文学风气恒趋向于正统的方面；元人生长于文艺的园地中间，其思想是颓废的，其生活是纵欲的，故其文学风气又趋向于新兴的方面。在中国历史上颓废思想最为流行的时期，除了晋代以外，没有再像元代这般强烈了。不过因为晋人清谈是思想上的问题，易为人所注意，而元人的颓废，仅表现于文学作品中间而且是新兴的文学作品中间，所以易为一般人忽视而已。赵显宏《殿前欢曲》云“胡寻些东与西，拼了个醒而醉，不管他天和地”；吴仁卿《拨不断曲》云“闲后读书困后吟，醉时睡足醒时饮，不狂图甚”，可谓颓废到极点了。马九皋《蟾宫曲》云“天地中间物我无干，只除是美酒佳人意颇相关”；无名氏《水仙子曲》云“一日一个浅斟低唱，一夜一个花烛洞房，能有得多少时光”，又可谓放纵到极点了。以前的文人谁敢这样大胆地露骨地说，尤其是在南宋。而在元代的散曲中间则类此之例真举不胜举。在这两极端的情形之下，到了明代当然不能不兼受其影响。所以在这两般潮流中的文人不是守旧复古以正统自居，便是标新立异，较富革命的精神。这在明代的文学与文学批评中极明显的可以看出此分野。至于此二种潮流交织的关系，那也是随处可以看出的。

明代学风也是偏于文艺的，可是又不像元代这般颓废和放纵。这好似由西晋名士的狂放行为转变而为东晋名士的风流态度。所以元人的风气与道学冲突，明人的风气便与道学不相抵触。所谓二种潮流交织的关系，正可于此看出。因此，明代文学上的复古潮流，只成为文章体制与技巧之复古，而不是思想上的复古。正因此种复古运动都由文人主持，所以所注意的也只在文章形貌的方面。

又正因明代学风偏于文艺的缘故，于是“空疏不学”四字，又成为一般人加于明代文人的评语。由于空疏不学，于是人无定见，易为时风众势所左右。任何领袖主持文坛，都足以号召群众，使为其羽翼；待到风会迁移，而攻谪交加，又往往集矢于此一二领袖。所以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。其原因即由空疏不学，而只在文艺上讨生活的缘故。范景文《葛震甫诗序》云：“余尝笑文人多事，坛坫相高，其意莫不欲尽易昔人所为，独雄千古；不知矫枉有过，指摘适滋。往者代生数人，相继以起，其议如波；今则各立门庭，同时并角，其议如讼。拟古造新，入途非一；尊吴右楚，我法坚持。彼此纷嚣，莫辨谁是。”（《范文忠公文集》六）这不是当时整个文坛的缩影吗？(www.xing528.com)

在此种流派互争的风气之下，再加以趋古、趋新二种潮流，于是明代文坛是丹非素，出主入奴，攻击诋誐，演成空前的热闹。其学古者，或宗秦汉，或宗唐宋，或宗六朝，各有宗主之不同；其趋新者，或受时文之影响以新变为趋时；或受小说戏曲之影响，以生动为极则，又常与学古一派立于对峙的地位。正因其易成风气，所以转目成陈，也容易使人增其厌恶。方其初起，未尝不足以矫正时弊，一新耳目；迨门户既立，依傍既多，其流弊或转甚于前。此起彼仆，徒增文坛的纠纷而已，然而文学批评中偏胜的理论，极端的主张，却因此而盛极一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