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学家之论诗，至二程可谓偏于极端了。他们是主张不欲作诗的。程颐云：
某素不作诗，亦非是禁止不作，但不欲为此闲言语。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，如云“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”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！某所以不常作诗。（《二程遗书》十八）
至其所以不欲作诗之故，亦与其不欲用力于文章一样。他说：
学时须是用功，方合诗人格。既用功甚妨事。古人诗云“吟成五个字，用破一生心”；又谓“可惜一生心，用在五字上”。此言甚当。
则知其对于作诗作文，均以玩物丧志视之。邵雍是为诗而不守诗人的格，二程是因为要守诗人的格而不为诗。
不过，他们虽不作诗而颇能认识诗的性质。正因他们对于诗的性质认识清楚，所以才能善于用诗。《伊川经说》卷三有云：
诗者言之述也，言之不足而长言之，咏歌之所由兴也。其发于诚感之深，至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，故其入于人也亦深，至可以动天地感鬼神。
这虽即是《诗大序》中的老话，但对于诗的性质和功能，却说得正着。盖道学家尽管不作诗，而于诗却体会有得。《程氏外书》（十二）引《上蔡语录》云：
伯醇常谈诗，并不下一字训诂，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，便教人省悟。又曰古人所以贵亲炙之也。
明道先生善言诗。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，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，便使人有得处。
以这种玩味的读法，当然能别有会心了。昔人只是泥于词句，故其读诗与用诗，至多亦不过是断章取义。但在道学家则是用“兴于诗”的方法以读诗者，所以能取欣赏的态度，体会有得了。
不过道学家之读诗与一般人之纯取欣赏的态度者犹有一些分别。这个关系即因道学家的态度始终不离尚用的观念之故。《近思录》（三）载程颐语云：
今人不会读书。如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”，须是未读诗时，不达于政，不能专对，既读诗后，便达于政，能专对四方，始是读书。“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。”须是未读诗时如面墙；到读了后便不面墙，方是有验。
他处处要得到“兴”的结果，而且要得到“兴”的良好的结果，故其论诗亦始终离不开一个“善”字。程颢云：
学之兴起莫先于诗。诗有美刺，歌诵之以知善恶治乱兴废。（《二程遗书》十一）
程颐云：
兴于诗是兴起人善意，汪洋浩大皆是此意。
游酢《论语杂解》之解“兴于诗”章云：(www.xing528.com)
兴于诗，言学诗者可以感发于善心也。如观《天保》之诗，则君臣之义修矣；观《棠棣》之诗，则兄弟之爱笃矣；观《伐木》之诗，则朋友之交亲矣；观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之风，则夫妇之经正矣。昔王裒有至性，而弟子至于废讲《蓼莪》，则诗之兴发善心，于此可见矣。而以考其言之文为兴于诗，则所求于诗者外矣；非所谓可以兴也。然则“不学诗无以言”，何也？盖诗之情出于温柔敦厚，而其言如之。言者心声也，不得其心，斯不得于言矣。仲尼之教伯鱼，固将使之兴于诗，而得诗人之志也。得其心斯得其所以言而出言有章矣。岂徒考其文而已哉！
均是着眼在“善”的方面。所以最后归宿，是要人的诗化。程颐云：
兴于诗者，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，有“吾与点也”气象。（《程氏外书》三）
程颢云：
学者不可不看诗。看诗便使人长一格价。（《近思录》三）
这才尽“兴”的能事。这才到善于用诗的最高点。
道学家之诗论所以常为后人——尤其在近世——所诟病者，大概是在这一点。然而道学家所取的玩味欣赏的态度，尽管偏于用，主于善，毕竟也有相当的成功。
其一，在解义。《伊川经说》（三）《诗解》云：
古人之学由诗而兴，后世老师宿儒尚不知诗义，后学岂能兴起乎？世之能诵三百篇者多矣！果能达政专对乎？是后之人未尝知诗也。
诗义不明则不能使人兴起，于是才感到解义之必要。而一方面体会有得，也自觉别有新义，不得不举以示人。于是一般道学家遂纷纷别撰诗说，而宋儒说诗遂与汉儒异趣了。此后至朱子之《诗集传》而集其大成，成为解诗之别一派，不可谓不是这种主张有以促成之。
其又一，在合乐。《近思录》（十一）录二程语云：
明道曰，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，欲且教之歌舞。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。如《关雎》之类，正家之始，故用之乡人，用之邦国，日使人闻之，此等诗其言简奥，今人未易晓，欲别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，令朝夕歌之，似当有助。
伊川曰，天下有多少才，只为道不明于天下，故不得有所成就。且古者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，如今人怎生会得！古人于诗，如今人歌曲一般，虽闾巷童稚，皆习闻其说而晓其义，故能兴起于诗。后世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，怎生教得学者！是不得兴于诗也。古礼既废，人伦不明，以至治家皆无法度，是不得立于礼也。古人有歌咏以养其性情，声音以养其耳目，舞蹈以养其血脉，今皆无之，是不得成于乐也。
他们都有诗乐离析之憾。本来由于音乐的变迁，在后头实在没法使古诗复有歌唱的可能。但因注意到这一点，自然能使（1）诗之通俗化；——对于古诗则解其义，对于当时的诗则使成浅近易晓的歌曲。（2）诗之歌化；——采用古诗应用的方法，使之歌咏以养其性情。这均是用诗的极妙方法，后来明朝人的论戏，看作有关教化的事务，即是从这种见解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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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李东阳《怀麓堂诗话》：“唐人不言诗法，诗法多出宋，而宋人于诗无所得。”吴乔《围炉诗话》（五）：“唐人工于诗而诗话少，宋人不工诗而诗话多。所说常在字句间。”袁枚《随园诗话》（八）：“宋人之诗可存，宋人之话可废。”
(2) 案《渔隐丛话》所引原序题宣和五年十一月朔，且有“不愿行于时也”之语。今所传抄本虽有序，题绍兴辛巳长至日，其文亦嫌自许过甚，疑出后人增易。
(3) 盖较抄本少寄赠门中、下二卷。
(4) 可参阅第三章一节“金针诗格”条。
(5) 按陈鹄《西塘集·耆旧续闻》二称吕居仁云“学诗须熟看老杜、苏、黄，亦先见体式，然后遍考他诗，自然工夫度越过人”。盖即此节而易其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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