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载：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第一目

我们论到道学家之诗论先须注意到几个特殊之点：（1）不重在作诗而重在知诗或论诗。（2）其于作诗亦不重雕琢而重在自然。（3）其于知诗论诗又不重在作法，不泥于体制，而重在原理的根本的探索。这三点是道学家对于诗的态度。所以有时推到极端，也不作诗，也不论诗，而重在用诗。

北宋时，张载、邵雍与二程恰恰可以代表这三方面。张载重在知诗，二程主于用诗，而邵雍则不废吟咏，所以又颇论及作诗的态度。

知诗之说，大抵出于孟子论诗之绪馀，固然不是当时道学家的特见。然而道学家亦颇能发挥，颇能补充。孟子说：“说诗者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谓得之。”这种说法，经汉人一用，便成为穿凿附会。他们以为惟委曲解诗，才为以意逆志。这不能不说是汉儒的错误。宋人解诗与汉儒异，但其所用的方法，也仍是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。用同样的方法，而有不同的结果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在张载《经学理窟》（一）“诗书”条中说得好：

古之能知诗者，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。夫诗之志至平易，不必为艰险求之。今以艰险求诗，则已丧其本心，何由见诗！

原来汉、宋儒者的解诗，同样用以意逆志的方法，不过一则艰险求之，一则平易求之而已。汉人以艰险求诗，所以多穿凿；宋儒以平易求诗，所以又一反汉人的见解。说是凿空，同样的是凿空。后来清儒只知扬汉抑宋，于汉人所说则阐扬之不遗余力，而巧为圆谎；于宋人所言则排斥之不遗余力，而诋为臆说，真不免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了。真不能惊诧于泥古之见之入人之深了。(www.xing528.com)

孟子又说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：是尚友也。”这些话经汉人一用，于是有《诗谱》。《诗谱》说明诗的时地关系，本没有什么坏处，可是《诗谱》的根据，是在于《诗序》，《诗序》所言既未能尽信，则《诗谱》所说，虽欲求知源流清浊之所处与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，恐亦不免错误了。宋人解诗虽也用同样的方法，便不是这般拘泥求之。他说得很通达。他只言其大概而不凿指事实，所以较鲜流弊。张载《经学理窟》（二）“礼乐”条中有云：

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淫之乐，何也？盖郑卫之地滨大河沙，地土不厚，其间人自然气轻浮；其地土苦不费耕耨，物亦能生，故其人偷脱怠惰弛慢颓靡。其人情如此，其声音同之。故闻其乐能使人如此懈慢。其地平下，其间人自然意气柔弱怠堕，其土足以生。古所谓息土之民不才者也。

他从一般人的禀赋方面说，他从一般人的气质方面说。以环境论诗，以气质论世，当然不会有汉儒穿凿之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