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-释子之文论及其代表作品

当时文论除古文家、道学家、政治家之外，更有异军突起别成一支者则为释子之文论。释子固不重在讨论文事，然而也有足述者，则契嵩之《镡津文集》与德洪之《石门文字禅》可以为其代表。契嵩字仲灵，自号潜子，藤州镡津人，与欧阳修等同时，故其论文主张，非特可以代表释家一派，抑且可以影响到后来的古文家与道学家各方面。

契嵩的论文主张具见于《纪复古》及《文说》二文。其《纪复古》云：

章君表民，以官来钱唐。居未几，出欧阳永叔、蔡君谟、尹师鲁文，示予学者。且曰今四方之士，以古文进于京师，崭然出头角，争与三君子相高下者，不可胜数。视其文，仁义之言炳如也。予前相与表民贺曰，本朝用文已来，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！此圣君之德，而天下之幸也。退且思之：原古文之作也，所以发仁义而辨政教也。尧、舜、文、武，其仁义至，其政教正。孔子以其文奋而扬之，后世得其法焉。故为君臣者有礼，为国家者不乱。方周道衰，诸侯强暴相欺，上下失理，孔子无位于时，不得行事，故以之用褒贬、正赏罚，故后世虽有奸臣贼子，惧而不敢辄作。及战国时，合从连衡之说以倾天下，独孟轲、荀况，以文持仁义，而辨政教。当时虽不甚振，而学者仰而知有所趣。汉兴，贾谊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扬雄辈，以其文倡之，而天下和者响应。故汉德所以大，而其世所以久也。隋世王通，亦以其文继孔子之作。唐兴，太宗取其徒，发而试之。故唐有天下大治，而韩愈、柳宗元复以其文从而广之，故圣人之道益尊。今诸儒，争以其文奋，则我宋祖宗之盛德鸿业益扬，天子之仁义益著，朝廷之政教益辨。（《镡津文集》七）

其《文说》云：

章表民始至自京师，谓京师士人高欧阳永叔之文，翕然皆慕而为之，坐客悦听。客有一生遽曰，文兴，则天下治也。潜子谓客曰，欧阳氏之文，言文耳；天下治，在乎人文之兴。人文资言文发挥，而言文借人文为其根本。仁义礼智信，人文也；章句文字，言文也。文章得本，则其所出自正，犹孟子曰“取之左右逢其原”。欧阳氏之文，大率在仁信礼义之本也，诸子当慕永叔之根本可也。胡屑屑徒模拟词章体势而已矣。周末、列国、嬴秦时，孰不工文！而圣人之道废，人文不足观也，盖其文不敦本乃尔。孔子无位，其道不行，病此不得已，徒以六经春秋之文载之以遗后世。故曰，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圣人岂特事其空文乎？君臣、父子、师徒、朋友，其文词有本，仁义礼信蔼然，天下不治，未之有也。《易》曰，观乎人文，则天下化成，岂不然哉？坐客闻吾说，皆愕然不辩。（《镡津文集》七）

这些论调，很同情于当时的古文运动；而且不仅如此，更欲进而为道的运动与政教的运动。所以他以为“原古文之作也，所以发仁义而辨政教也”。为要“发仁义”，所以以为文章自有根本，不能徒事空文。为要“辨政教”，所以又以为天下之治在乎人文而不在言文。其论仁义与文之关系云：

吾闻君子之学欲深探其道；深探欲其自得之也。于道苟自得之，则其所发无不至也。所谓道者，仁义之谓也，仁义出乎性者也。人生纷然莫不有性，其所不至于仁义者，不学故也。学之而不自得者，其学浅而习不正故也。夫圣与贤，其推称虽殊，而其所以为圣贤者岂异乎哉！其圣者得之于诚明，而贤者得之于明诚。诚也者生而知之也，明也者学而知之也，及其至于仁义一也。表民其学切深，于道有所自得，故其文词之发也懋焉。韩子所谓“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也”。（《与章表民秘书书》）

这些话我觉得比道学家更透澈。又其论《人文》云：

曰何谓人文乎？曰文武王之道也。文武相济以贲人道，故曰人文也。文者，德也；武者，刑也。德以致大业，刑以扶盛德。德其至也，刑其次也。会文武者，所以以文总之，故曰人文也。（《镡津文集》六）

又云：

人文至焉，言文次焉。以言文而验其人，人其廋哉？以人文而验其世，世其廋哉？故人文者，天下之道之所存焉；言文者，圣贤之志之所寓也。先天下而后圣贤者，圣贤发已矣，天下至公也，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。孰曰言文，其无用乎？（《镡津文集》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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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话，我亦觉得比政治家更切实。所谓传统的文学观，不谓竟于释子的文集见之。我觉得契嵩在当时学术上的地位，在当时比欧阳修诸人实更重要，在《镡津文集》中很可看出阳儒阴释的道学之渊源所自，固不仅其论文主张兼有古文家、道学家、政治家诸种之长已也。

其后德洪（一名惠洪）论文，便颇近禅家机锋，成为纯粹释子之文论了。其《堕庵铭》云：

心非言传，则无方便；以言传之，又成瑕玷。（《石门文字禅》二十）

这种态度便是禅家的态度。又其《昭默禅师序》云：

李北海以字画之工而世多法其书。北海笑曰，学我者拙，似我者死。当时之人不知其言有味，余滋爱之。盖学者所贵，贵其知意而已！至于踪迹绳墨，非善学者也。（《石门文字禅》二十三）

这种方法，也是禅家所持的方法。故其自述作诗文之态度云：

予非有意于工诗文，夙习洗濯不去。临高望远，未能忘情，时时戏为语言，随作随毁，不知好事者皆能录之。（《题自诗》）

予于文字未尝有意，遇事而作，多适然耳。譬如枯株，无故蒸出菌芝。（《题珠上人所蓄诗卷》）

这种态度也与三苏之不敢有作文之意相同。所以他也最称颂东坡之文，以为：“非语言文字也，皆理故也。自非从般若中来，其何以臻此！”宋祁《云门录序》云：“忘言之言，未始有言也；可道之道，未始有道也。”（《宋景文集》四十五）他论释子之文，犹且持此种态度，有这种论调，何况这本是释子之文论呢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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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 《邵氏闻见录》：“本朝古文柳开、仲涂，穆修、伯长首为之倡。”《朱子言行录》：“韩、柳之文因伯长而后行，国初知者有柳开。”

(2) 亦见《石门文字禅》卷二十七。

(3) 辙孙籀所记《栾城遗言》谓：“公解孟子二十馀章。读至浩然之气一段，顾籀曰，五百年无此作矣。”可知他着眼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