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程门弟子与文论

文学观至二程已偏到极点，所以程门弟子之文论，也不用再说；即使再说，这种陈陈相因的话头，我们也可不必重事称引。但在程门弟子中论文之语也有一些重要的地方。即是（1）颇能说明文所以要重道的理由，（2）颇能说明道所能影响于文的地方。

关于第一点，由道学方面言，由儒学方面言，都是一种进步。盖他们以为在道未明以前，则贵体会，贵求之于言意之表，所以不能限于文辞；在道已明以后，则贵力行，贵验之于行动之间，所以又用不到文辞。这样，完全以道为中心，所以对于文的态度，于古人之作则不求诸外而体之于内，于自己之作，则不重在饰，而致力于质，无论在读或作的方面都有重道轻文的需要。

杨时《送吴子正序》云：

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，正人伦，致治之成法也。其文自尧、舜历夏、商、周之季，兴衰治乱成败之迹，求敝通变，因时损益之理，皆焕然可考。网罗天地之大，文理象器幽明之故，死生终始之变，莫不详谕曲譬，较然如数一二，宜乎后世高明超卓之士，一抚卷而尽得之也。予窃怪唐虞之世，六籍未具，士于斯时，非有诵记操笔缀文，然后为学也；而其蕴道怀德，优入圣贤之域者，何其多耶？其达而位乎上，则昌言嘉谟，足以亮天工而成大业；虽困穷在下，而潜德隐行，犹足以经世励俗。其芳猷美绩，又何其章章也！自秦焚诗书，坑术士，六艺残缺。汉儒收拾补缀，至建元、元狩之间，文辞粲如也。若贾谊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相如、扬雄之徒，继武而出，雄文大笔，驰骋古今，沛然如决江汉，浩无津涯，后虽有作者，未有能涉其波流也。然贾谊明申、韩，仲舒陈灾异，马迁之多爱，相如之浮侈，皆未足与议，惟扬雄为庶几于道，然尚恨其有未尽者。积至于唐，文籍之备，盖十百前古。元和之间，韩、柳辈出，咸以古文名天下，然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。自汉迄唐千余载，而士之名能文者，无过是数人，及考其所至，卒未有能倡明道学，窥圣人阃奥，如古人者。然则古之时六艺未具，不害其善学；后世文籍虽多，无益于得也。孔子曰予非多学而识之，予一以贯之，岂不信矣哉！（《杨龟山先生集》二十五）

其《与陈传道序》又云：

予尝谓学者视圣人，其犹射之于正鹄乎？虽巧力所及有中否远近之不齐，然未有不志乎正鹄而可以言射者也。士之去圣人或相倍蓰，或相什伯，所造固不同，然未有不志乎圣人而可以言学者也。自孔子没，更战国至秦，遂焚书坑儒士，六经中绝。汉兴，虽稍稍复出，然圣学之失其传尚矣。由汉至唐，千余岁，士之博闻强识者，世岂无其人耶？而卒未有能窥圣学之堂奥者，岂当时之士卒无志于圣人邪？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！若唐之韩愈，盖尝谓世无仲尼，不当在弟子之列，则亦不可谓无其志也。及观其所学，则不过乎欲雕章镂句取名举而止耳。然则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圣人，而特患乎不知圣人之所以学也。且古之圣人固宜莫如舜也。舜之在侧微，与木石居鹿豕游，固无异于深山之野人也。是岂以文采过人耶？伏羲画八卦，《书》断自《尧典》，当是时，六经盖未有也。而舜之所以圣者果何自哉？夫舜，圣人也，生而知之，无事乎学可也。自圣人而下则未有可以不学者也。舜之臣二十有二人，相与共成帝业者，是果皆生知耶！不然，其何以学也！由是观之，六经虽圣人微言，而道之所存盖有言不能传者，则经虽具犹不能谕人之弗达也。然则圣之所以为圣，贤之所以为贤，其必有在矣。虽然，士之去圣远矣！舍六经亦何以求圣人哉！要当精思之，力行之，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，则庶乎有得矣！若夫过其藩篱，望其门墙，足未逾阈，而辄妄意其室中之藏，则幸而中也难哉！呜呼！今之士未尝以此学也，类皆分文析字，屑屑于章句之末。甚者广记闻，工言辞，欲夸多斗靡而已！是乌用学为哉！（《杨龟山先生集》二十五）

此外如《答吕居仁书》及语录中所言大率此意。这是言道未明以前的工夫。道未明以前，宜知学圣人，更宜知所以学圣人。知所以学圣人矣，更须反之于约，更须求其一贯，更须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而有所得。易言之即重在窥圣人之阃奥，才称为善学。所以不重在分文析字，不重在操笔缀文了。

尹焞，是伊川门下躬行实践之人，故不重在文而重在行。其进《论语状》云：

学贵于力行，不空贵言，若欲意义新奇，文辞华瞻，则非臣所知也。（《和靖集》四）

其《语录》中亦谓“某在经筵进《论语解》，别无可取，只一篇序却是某意。曰学贵力行，不贵空言，若欲意义新奇，文辞华瞻，则非臣所知，此是某意”（《和靖集》六）。可知他的主张尚行而不尚言。

重体会则不局于文辞，尚实行则无须于文辞，所以程门论文，不必诋为玩物丧志，而重道轻文之意，实更为显露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却又颇能说出道所及于文的影响，《尹和靖集》中所载《语录》有下述一则：

先生尝与时敏言，贤欲学文，须熟看韩文公六月念六日白李生足下一书，检之乃《答李翊》。中云：“无望其速成，无诱于势利，养其根而俟其实，加其膏而希其光。”先生之意在此。（《和靖集》七）(www.xing528.com)

程门未尝以文为事，但此节竟有取于韩愈《寄李翊》一书者，良以此数语在昌黎以之学文，在和靖以之学道。道之与文虽有形上形下之分，而其间本是息息相通，所以论文至精微处每近于道，而论道到透澈处亦可通于文。《和靖集》中再有一节云：

冯忠恕曰，先生学圣人之学者也。圣人所言，吾当言也；圣人所为，吾当为也。词章云乎哉！其要有三：一曰玩味，讽咏言辞，研索归趣，以求圣贤用心之精微。二曰涵养，涵泳自得，蕴蓄不挠，存养气质，成就充实，至于刚大，然后为得也。三曰践履，不徒谓其空言，要须见之行事，躬行之实，施于日用，形于动静语默开物成务之际，不离此道。所谓修学，如此而已！所谓读书，如此而已！（《和靖集》八）

他虽则说“词章云乎哉”，但所举出的三端正可以见他们论文的见解。第一项玩味，重在体会，第三项践履，重在实行，这即是我上文所谓他们所以重道轻文的缘故。第二项涵养，则作为学道者之修养可，作为学文者之修养亦可。此所以韩愈论文之语可以通于学道；而此节学道之要，也可通于论文。泥于文以载道之说，固足使文为道的附庸，若能得活看，作为文人之修养，夫又奚不可者！此三项中，自以涵养一项最与论文有关，实则玩味一项亦极重要。盖玩味固适于学道，也适于学文。所谓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者，固可指学道之有所悟入处，而学文固也未尝不有悟入处也。故此三端中只有践履一项才与论文无关。

此意，即可以杨时之说证明之。《龟山集》中《语录》云：

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，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，温柔敦厚尤不可无。如子瞻诗多于讥玩，殊无恻怛爱君之意。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，惟是争气而已。何以事君！君子之所养，要令暴慢衺僻之气不设于身体。（《杨龟山先生集》十）

此即所以说明学道者之涵养，然亦正有补于学文者之涵养。此与古文家之论气不尽同。古文家重在气势之浩瀚，所以有待于激发；道学家重在气息之深醇，所以须资于涵养。激发有待于外界，是由外以壮其内；涵养只体于身心，是充内以发乎外。所谓有德者必有言，如此而已！

杨氏又云：

《狼跋》之诗曰“公孙硕肤，赤舄几几”，周公之遇谤何其安闲而不迫也！学诗者不在语言文字，当想其气味，则诗之意得矣。（《杨龟山先生集》十）

此又所以说明学道者之玩味，然亦正有补于学文者之玩味。这样论文，何等透脱！而一般人定欲一笔抹煞，轻视道学家之论文，抑又何也！

明得程门弟子之论文一方面重道轻文，而一方面却又能论道而通于文，才可知后来朱子论文，有太偏执处，也有颇通达处。盖程与朱之论文主张，其所由转变之故，此实为其中间之枢纽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