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巩与刘弇-中国文学批评史

所谓古文家之文论，只有欧阳一派足以当之，固也。然即在欧阳一派中，其主张也微有差异。三苏用力于文者多，曾巩致力于道者深。这种分别，在刘壎《隐居通议》中早已言之。其“合周程欧苏之裂”条云：

永嘉有言：“洛学起而文字坏。”此语当有为而发。闻之云卧吴先生曰，“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、程、欧、苏之裂”。又言：“先儒谓欧文粹如金玉，又以为有造化在其胸中，而未有以道视之者。然《答吴充秀才》一书则其知道可见矣。南丰说理则精于其师，如曰及其心有所得而下二三百言，非所诣之至何以发明透彻！东坡雄伟固所不逮，伊、洛微言，或有未过也。”予详此言似谓欧、曾可以周、程，而苏自成一家，未知然否？（卷二）

又“南丰先生学问”条云：

濂洛诸儒未出之先，杨、刘昆体固不足道，欧、苏一变文始趋古，其论君道国政民情兵略无不造妙，然以理学或未之及也。当是时独南丰先生曾文定公，议论文章根据性理。论治道则必本于正心诚意，论礼乐则必本于性情，论学则必主于务内，论制度则必本之先王之法。其初见欧阳公之书，有曰：“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，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。”又曰：“趋理不避荣辱利害。”其卓然绝识，超轶时贤。先儒言欧公之文，纡余曲折，说尽事情。南丰继之加以谨严，字字有法虔。此朱文公评文专以南丰为法者。盖以其于周程之先，首明理学也。（卷十四）

所以由文学批评而言，曾与欧近，而与三苏实远。曾氏论文，殆无不可以看作欧阳文论之发挥者。欧阳修论文以为充于中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。于是曾巩本之拈出“气”字。其《读贾谊传》一文谓：

余读三代两汉之书，至于奇辞奥旨，光辉渊澄，洞达心腑，如登高山，以望长江之活流，而恍然骇其气之壮也。故诡辞诱之而不能动，淫辞迫之而不能顾，考是与非若别白黑而不能惑，浩浩洋洋，波彻际涯，虽千万世之远，而若会于吾心。盖自喜其资之者深，而得之者多也。既而遇事辄发，足以自壮其气。觉其辞源源来而不杂，剔吾粗以迎其真，植吾本以质其华，其高足以凌青云、抗太虚而不入诡诞，其下足以尽山川草木之理、形状变化之情而不入于卑污。及其事多，而忧深虑远之激托有触于吾心，而干于吾气，故其言多而出于无聊，读之有忧愁不忍之态，然其气要为无伤也。

“资之者深而得之者多”，则自然足以“自壮其气”，自然“其辞源源来而不杂”，此即欧阳所谓“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”的意思。苏辙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以为“文者气之所形”，亦本此意言者。

欧阳修于史传碑志之文，又曾提出义法的问题。这在曾巩《南齐书目录序》中亦颇说明此意。

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，而为法戒，则必得其所言，而后能传于久，此史之所以作也。然而所托不得其人，则失其意，或乱其实，或析理之不通，或设辞之不善，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，将暗而不章，郁而不发，而梼枕嵬琐奸回凶慝之形，可幸而掩也。尝试论之，古之所谓良史者，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，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。何以知其然耶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，有微妙之德，使由之者不能知，知之者不能明，以为治天下之本，号令之所布，法度之所设，其言至约，其体至备，以为治天下之具。而为《二典》者，推而明之，所记者独其迹耶！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。小大精粗，无不尽也。本末先后，无不白也。使诵其说者，如出乎其时，求其指者，如即乎其人。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，道足以适天下之用，智足以通难知之意，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？则方是之时，岂特任政者，皆天下之士哉？盖执简操笔而随者，亦皆圣人之徒也。两汉以来，为史者去之远矣。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，秦火之余，因散绝残脱之经，以及传纪百家之说，区区掇拾，以集著其善恶之迹，兴废之端，又创已意，以为本纪、世家、八书列传之文，斯亦可谓奇矣。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，是非颠倒，而采摭谬乱者，亦岂少哉！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，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，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，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？夫自三代以后，为史者如迁之文，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材，非常之士也。然顾以谓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，何哉？盖圣贤之高致，迁固有不能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，以故不得而与之也。（《元丰类稿》十一）(www.xing528.com)

这样讲道，便不致如道学家之拘泥迂腐。必圣人之徒，才足以明圣贤之高致而达其情，才足使小大、精粗、本末、先后无不尽且白，而并传其深微之意。此则古文家之所以重在明道，而所谓义法之法，又必根据乎义也。法近于文，义近于道，故本此意以推到碑铭，于是他又谓：

夫墓志之著于世，义近于史，而亦有与史异者。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，而铭者，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，惧后世之不知，则必铭而见之，或纳于庙，或存于墓，一也。苟其人之恶，则于铭乎何有，此其所以与史异也。其辞之作，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，生者得致其严。而善人喜于见传，则勇于自立。恶人无有所纪，则以愧而惧。至于通材达识，义烈节士，嘉言善状，皆见于篇，则足为后法惊劝之道，非近乎史，其将安近！及世之衰，人之子孙者，一欲褒扬其亲，而不本乎理，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。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，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，书其恶焉，则人情之所不得，于是乎铭始不实。后之作铭者，当观其人，荀托之非人，则书之非公与是，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。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，至于里巷之士，莫不有铭，而传者盖少，其故非他，托之非人，书之非公与是故也。然则孰为其人，而能尽公与是欤，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。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，则不受而铭之，于众人则能辨焉，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，有意奸而外淑，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，有实大于名，有名侈于实，犹之用人，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、议之不徇，不惑不徇，则公且是矣。而其辞之不工，则世犹不传，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。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无以为也。岂非然哉！（《寄欧阳舍人书》）

“畜道德能文章”是古文家欧、曾一派论文的中心主张。当时欧阳修为人撰志铭，即本此主张，曾巩不过深明此意，故得代为说出耳。必畜道德者始能“辨之不惑、议之不徇”；而析理能通，设辞能善者，自足以发难显之情。此虽不言贯道，而实是贯道了。

当时为曾氏之学者，有刘弇。弇字伟明，安福人，与曾巩同乡。所著有《龙云先生文集》，中多与曾氏论文之书，其主张亦最与曾氏为近。曾氏论文，拈出“气”字，重在壮其气，而不欲伤其气，刘氏《上运判王司封书》亦云：

匹夫无故杀人于道，有折之者必屈，不善用气也。童子立至，孟贲惧焉，气足故也。弱赵之璧，抵强秦之府，垂入者数矣，相如一睨柱之顷，而赵则反璧，而秦则不敢售欺。曹沫三丧地于齐，剑锋未揣其咽，而向所负者按籍不失锱铢。气之不可不恃也如此！然又有甚乎此者，其文章欤！其气完者其辞浑，其气削者局以卑。是故排而跃之，非怒张也；缀而留之，非惧胁也；道纵捷发，非吝而骄也；纡余不肆，非惫而痿也：时出冷汰以示其清，别为庞浑以示其厚，如将不得已以示其平，无适而不在于理以示其专，破觚扫轨以示其数鼓而不竭也。丹雘绩绘以示其朝彻而更新也。有毅然不可犯，如汲直之面折者。有时女守柔，如回车以避廉颇者。有省语径说，如曾子之守约者。有洒落快辨，无敢校对，如季布之呵曹武阳者。故曰文章以气为主，岂虚言哉。孔子之气，周天地，该万变，故六经无余辞焉。而其小者犹足以叱夹谷之强齐。孟子芥视万钟，小晏婴管仲，而其自养则有所谓浩然者，故其书卒贻后世。语赋者莫如相如，相如似不从人间来者，以其慕蔺也。语史者莫如子长，瑰玮豪爽，视古无上者，以其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嶷，浮沅湘，以作其气也。唐之文子，固无出退之者，其入王庭凑军也，视若轩渠乳儿，则足以知其气矣。若夫持正褊中，禹锡浮躁，元稹缘宦人取宠，吕温茹便僻规进，而宗元戚嗟于放废之湘南，皆其气之不完者。故其文章终馁于理，亦其势然也。（《龙云先生文集》十八）

此文阐说尚气之旨，以及气与理之关系，均与曾氏《读贾谊传》一文相同。即其论道，亦与曾氏《南齐书目录序》相似。如《上知府曾内翰书》云：

盖尝以谓使真理不言而喻，妙道无迹而行，则世复何赖于言，而言亦无以应世矣。惟其形容之不能写，精微之不能尽，中有以类万物之情，外有以贯万物之变，旁有以发其耳目之聪明，而截然自造于性命道德之际。此言之所以不可已，而文章所为作也。（《龙云先生文集》二十一）

这不即是曾氏所谓“明足以周万事之理，道足以适天下之用，智足以通难知之意，文足以发难显之情”之意吗？若由地域而言，则欧、曾与刘弇的文论，正可称之为江西文派的文论，周必大作《龙云集序》，称其足继欧阳修之后，而上接韩文，虽未免推许逾量，然就江西文人言之，弇实足继欧、曾之后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