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阳修：中国文学批评史

宋初之古文运动，其积极的主张有二：一是明道，一是宗唐。这种宗旨，至欧阳修犹没有变更。其《记旧本韩文后》云：

予为儿童时……得唐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六卷，……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。然予犹少，未能悉究其义，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。是时天下学者，杨、刘之作号为时文，能者取科第擅名声，以夸荣当世，未尝有道韩文者。予亦方举进士，以礼部诗赋为事。年十有七，试于州，为有司所黜，因取所藏韩氏之文，复阅之，则喟然叹曰：“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。”……后七年，举进士及第，官于洛阳，而尹师鲁之徒皆在，遂相与作为古文。因出所藏《昌黎集》而补缀之，求人家所有旧本，而校定之，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，而韩文遂行于世，至于今盖三十馀年矣。学者非韩不学也，可谓盛矣。（《六一题跋》十一）

在这篇文中可以看出他学文的宗旨与经历。他于《韩集》亦只觉“其言深厚而雄博”耳，他的蕲望亦只是“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”。就文论文，似亦并不带什么道的意味。但他在《读李翱文》一篇中云：

最后读《幽怀赋》，然后置书而叹，叹已复读不自休，恨翱不生于今，不得与之交，又恨予不得生翱时，与翱上下其论也。况乃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，莫若韩愈。愈尝有赋矣，不过羡二鸟之光荣，叹一饱之无时尔。推是心使光荣而饱，则不复云矣。若翱独不然。（《六一题跋》十一）

则似乎不止于学文，又不仅以韩愈为止境了。韩愈虽亦“有道而能文”，但其所得于道者，且不如李翱，更何论宋人。欧阳修能觑破这点，所以欲使文与道并重。其于文则取诸韩而近于李，其于道则取诸李而进于韩。此所以古文家之文论又颇多与道学家相近之处，且开道学的风气也。后来桐城派欲合韩、欧、程、朱而为一，实则欧阳修的立身祈向，即欲合韩李而为一者。

因此，其论文主张颇与道学家相近。其《答吴充秀才书》云：

夫学者未始不为道，而至者鲜，非道之于人远也，学者有所溺焉尔。盖文之为言，难工而可喜，易悦而自足。世之学者，往往溺之；一有工焉，则曰吾学足矣。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，曰“吾文士也，职于文而已”。此其所以至之鲜也。昔孔子老而归鲁，六经之作，数年之顷尔。然读《易》者，如无《春秋》，读《书》者如无《诗》（一作“读《春秋》者如无《诗》、《书》”）。何其用功少而能极其至也。圣人之文，虽不可及，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。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，荀卿盖亦晚而有作。若子云、仲淹，方勉焉以模言语，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。后之惑者，徒见前世之文传，以为学者文而已，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。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，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，道未足也。若道之充焉，虽行乎天地，入乎渊泉，无不之也。（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四十七）

又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云：

予读班固《艺文志》、《唐四库书目》，见其所列，自三代秦汉以来，著书之士，多者至百馀篇，少者犹三四十篇，其人不可胜数，而散亡磨灭，百不一二存焉。予窃悲其人，文章丽矣，言语工矣，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，鸟兽好音之过耳也。方其用心与力之劳，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，而忽焉以死者！虽有迟有速，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。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！今之学者，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，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，皆可悲也。

寄吴一书，言溺于文则远于道，谓“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”。此与道学家所谓“有德者必有言”之旨相同。送徐一序，又言重在修于身次则施于事，而不重在见于言；以为凡“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，皆可悲也”。这又与道学家所谓“玩物丧志”之说为近。所以这些俨然都是道学家的口吻。我们如果欲说明欧阳修所言文与道的关系与道学家不同之处，至多只能说：道学家于道是视为终身的学问，古文家于道只作为一时的工夫。视为终身的学问，故重道而轻文；作为一时的工夫，故充道以为文。盖前者是道学家之修养，而后者只是文人之修养。易言之，即是道学家以文为工具，而古文家以道为手段而已。欧阳修《与乐秀才第一书》云：

古人之于学也，讲之深而信之笃。其充于中者足，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。譬夫金玉之有英华，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，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。《易》之《大畜》曰：“刚健笃实，辉光日新。”谓夫畜于其内者实，而后发为光辉日益新而不竭也。故其文曰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”此之谓也。……今之学者或不然：不务深讲而笃信之，徒巧其词以为华，张其言以为大。夫强为则用力艰，用力艰则有限，有限则易竭。又其为辞，不规模于前人，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为，鲜克自立。此其充于中者不足，而莫自知其所守也。（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六十九）

其《答祖择之书》亦云：(www.xing528.com)

学者当师经，师经必先求其意，意得则心定，心定则道纯，道纯则充于中者实，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。（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六十八）

则知彼所谓充实云者不过谓文人的修养，必须下这种基本工夫而已。能下这种基本工夫，则一方面言之有物，一方面识见高卓，能不随时俗之所好，古文家之所取于道者盖如此。他的意思，只欲藉道以为重，并不是重道而废文，他盖以为仅仅尽心于文字间，或巧其言以为华，或张其言以为大，则诚不免散亡磨灭，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，鸟兽好音之过耳耳。观其《唐书·艺文志序》云：“六经之道，简严易直而天人备，故其愈久而益明。其余作者众矣，质之圣人或离或合，然其精深闳博，各尽其术，而怪奇伟丽，往往震发于其间。此所以使好奇爱博者不能忘也。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，岂其华文少实，不足以行远欤！”此正可为吾说作证。欧阳氏更有《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》，于此意说得更畅。

传曰：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。”君子之所学也，言以载事，而文以饰言。事信言文，乃能表见于后世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，故其传尤远。荀卿、孟轲之徒，亦善为言，然其道有至有不至，故其书或传或不传，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。其次楚有大夫者，善文其讴歌以传。汉之盛时，有贾谊、董仲舒、司马相如、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。由此以来，去圣益远，世益薄或衰，下迄周、隋，其间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，然皆纷杂灭裂不纯信，故百不传一，幸而一传，传亦不显，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见而大行也。甚矣言之难行也。（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六十七）

下文再说：“言之所载者大且文，则其传也章；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，则其传也不彰。”则可知古文家之所藉于道德或事功者，不过为易于流传计耳。为流传计，所以仅借道德事功以为重，当然不能废文的工夫了。道学家以文为工具，古文家以道为手段，这是他们的异点。以文为工具，故“文”不必求饰；以道为手段，故“道”必须讲求。此所以道学家的文论异于古文家，而古文家的文论却近于道学家。

抑古文家与道学家文论之区别，犹不仅道的问题已也。古文家以并不废文，而且更重视文，所以犹有讨论文事的地方。这在欧公所论碑志文字，最易看出。他会为《范文正公神道碑》及《尹师鲁墓志》均不满于其子孙，不免增损其文，故其撰《杜祁公墓志》有《与杜䜣书》二通，说明其意。其第一书云：

修文字简略，止记大节，期于久远，恐难满孝子意，但自报知己。尽心于纪录则可耳。……然能有意于传久，则须纪大而略小，此可与通识之士语，足下必深晓此。（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六十九）

其第二书云：

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；皆不节，与人之所难者。其他常人所能者，在他人更无巨美，不可不书，于公为可略者，皆不暇书。然又不知尊意以为何如？苟见信，甚幸。（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六十九）

至其《论尹师鲁墓志》一文，则言之更透澈：

志言天下之人，识与不识，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。则文学之长，议论之高，材能之美，不言可知。又恐太略，故条析其事，再述于后。述其文则曰“简而有法”。此一句在孔子六经，惟《春秋》可当之，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，故虽有法而不简也。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，而世之无识者，不考文之轻重，但责言之多少，云师鲁文章，不合只著一句便了。既述其文，则又述其学曰，“通知古今”，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，惟孔孟也。既述其学，则又述其论议，云“是是非非，务尽其道理，不苟止而妄随”，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。既述其议论，则又述其材能，备言师鲁历贬，自兴兵便在陕西，尤深知西事，未及施为而元昊臣，师鲁得罪，使天下之人，尽知师鲁材能。此三者皆君子之极美，然在师鲁，犹为末事，其大节乃笃于仁义，穷达祸福，不愧古人。其事不可遍举，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。如上书论范公，而自请同贬，临死而语不及私，则平生忠义可知也。其临穷达祸福，不愧古人，又可知也。既已具言其文、其学、其论议、其材能、其忠义，遂又言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。又言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，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，以如此事废死，至于妻子如此困穷，所以深痛死者，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。《春秋》之义痛之益至，则其辞益深，“子般卒”是也。诗人之意责之愈切，则其言愈缓，《君子偕老》是也。不必号天叫屈，然后为师鲁称冤也。故于其铭文，但云：“藏之深，固之密，石可朽，铭不灭。”意谓举世无可告语，但深藏牢埋此铭，使其不朽，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。其语愈缓，其意愈切，诗人之义也。而世之无识者，乃云铭文不合不讲德，不辨师鲁以非罪，盖为前言其穷达祸福，无愧古人，则必不犯法；况是仇人所告，故不必区区曲辩也。今止直言所坐，自然知非罪矣。添之无害，故勉徇议者添之。若作古文，自师鲁始，则前有穆修、郑条辈，及有大宋先达甚多，不敢断自师鲁始也。偶俪之文，苟合于理，未必为非，故不是此而非彼也。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，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，可以互见，不必重出也。皇甫湜《韩文公墓志》，李翱《行状》不必同，亦互见之也。《志》云“师鲁喜论兵”，论兵儒者末事，言喜无害，非嬉戏之戏，喜者好也，君子固有所好矣。孔子言回也好学，岂是薄颜回乎。后生小子，未经师友，苟恣所见，岂足听哉。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，便似孟郊诗，与樊宗师作志，便似樊文：慕其如此，故师鲁之志，用意特深而语简。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，又思平生作文，惟师鲁一见，展卷疾读，五行俱下，便晓人深处。因谓死者有知，必受此文：所以慰吾亡友尔，岂恤小子辈哉！（《六一题跋》十一）

这种论调，根据史家褒贬之法，以为文人镕裁之准，已启后人义法之说。当时王安石《答钱公辅学士书》，苏洵《与杨节推书》，亦皆类此。可知这是古文家极重视的一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