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文与道之偏胜与三派分歧

正因“统”的观念之深入于人心，同时，又正因文与道毕竟是两个事物，所以古文家自有其文统的观念，而道学家也自有其道统的观念。人皆知道学家好言道统，而不知古文家也建立其文统。孙樵《答王霖秀才书》云：“樵得为文真诀，于来无择，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，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。”此已俨然有一祖三宗，衣钵传授之意了。宋人文统之说，亦正从此种风气得来。宋初一般人之“统”的观念，大概犹混文与道而言之。到后来，道学家建立他们的道统，古文家建立他们的文统，便各不相谋了。欧阳修《苏氏文集序》云：“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；幸时治矣，文章或不能纯粹，或迟久而不能及，何其难之若是欤！岂非难得其人欤！”（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四十一）曾巩《与王介甫第三书》云：“是道也，过千载以来，至于吾徒，其智始能及之，欲相与守之，然今天下同志者不过三数人尔。”（《元丰类稿》十六）这些话皆有文坛寂寞之感，皆希望有人主盟文坛，而隐隐又有以斯文自任之意。此意在苏氏父子说得更明显。苏洵《上欧阳内翰第二书》云：

自孔子没百有馀年，而孟子生，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。后乃稍阔远，二百馀年而扬雄称于世，扬雄之死不得其继，千有馀年而后属之韩愈氏。韩愈氏没三百年矣，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也。

下文再有“洵一穷布衣，于四子者之文章，诚不敢冀其万一”云云，则可知其所言是专指文统言者。李廌《师友谈记》有一则记东坡谈话云：

东坡尝言文章之任，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，则其道不坠。方今太平之盛，文士辈出，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。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，故不敢不勉。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，亦如文忠之付授也。

此又述当时之传授，俨然有“吾道南矣”的口吻。在此节中所谓“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”云云，或不免李廌伪托东坡之言以自重，但所谓“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”，则欧阳修固早已说过“当放此人出一头地”，又曾说过“更数十年后，世无有诵吾文者”，则知北宋古文家文统的观念，固不仅在继往而也重在开来，正与道学家的道统说同一面目了。道统文统既已建立，固宜其壁垒森严，相互角胜而各不相下了。(www.xing528.com)

古文家与道学家何以必须各立其统系以相角胜呢？则以古文家与道学家虽同说明文与道的关系，而自有其性质上的分别与程度上的差异。我曾说过：“唐人主文以贯道，宋人主文以载道，贯道是道必藉文而显，载道是文须因道而成：轻重之间区别显然。”（《东方杂志》二十五卷一号《文学观念与含义之变迁》）这即是所谓程度上的差异。后来贯道说成为古文家的文论，而载道说则成为道学家的文论，所以这不仅是唐人和宋人文学观之不同，实也是古文家与道学家论点之互异。盖所谓贯道与载道云者，由一方面言，由贯与载的分量上言，固似乎只是程度上轻重的分别；但在另一方面言，道何以能贯，道又何以能载，贯应有可贯之点，载也应有能载之理，则知所贯者与所载者其意义不尽相同，而更有性质上的分别了。朱子说得好：“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，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！文是文，道是道，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，若以文贯道，却是把本为末。以末为本，可乎？”这段话便说明贯道与载道的分别。不过他所说的只能说吾人明了贯道说与载道说之异，却不能使吾人信仰他的话，因为他犹不足以折服贯道说的主张。盖朱子所言，是先戴上了载道的眼镜，所以说以文贯道是把本为末，若使吾人以贯道说为立脚点而言，则正未见其有先后本末之分。吾人须知文学批评中之道的观念，其大部分固是受儒家思想之影响，实则道的含义至不一致，有儒家所言之道，也有释老所言之道，各人道其所道，故昔人之文学观，其于道的问题，虽以儒家思想为中心，而也未尝不受释老言道之影响。此则所谓性质上的分别。盖在韩愈以前，其阐明文与道的关系者有两种主张：其一则偏主于道者，如荀卿、扬雄便是。荀之言曰：“凡言不合先王，不顺礼义，谓之奸言。”（《非相》篇）扬之言曰：“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，恶睹其识道也。”（《法言·吾子》篇）这些话都是偏重在道的方面，而所谓道又是只局于儒家之说者。其又一，则较偏于文，如刘勰便是。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篇云：“文之为德也大矣，与天地并生者何哉？夫玄黄色杂，方圆体分，日月叠璧，以垂丽天之象，山川焕绮，以铺理地之形，此盖道之文也。”又云：“故知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，旁通而无滞，日用而不匮，《易》曰‘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’。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，乃道之文也。”这些话又较重在文的方面，而所谓道又似不囿于儒家之见者。论文而局于儒家之道，以为非此不可作，所以可以云“载”。论文而不囿于儒家之道，则所谓道者，“万物之所然也，万理之所稽也”，“圣人得之以成文章”。（并《韩非子·解老》篇语）此所以文与天地并生，而亦可以云“贯”。朱子局于儒家所言之道，所以说“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”；实则假使以所传之道为万物之情，则知所谓贯道云者正，即刘勰所言“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”。是故言文以明道，则可以包括贯道、载道二者，言载道，则只成为道学家的文论，言贯道，也只成为古文家的文论。只可惜贯道之说虽始于唐人，而唐人之论道，总是泥于儒家之说，所以觉得模糊影响，似乎只以道为幌子，而不能与文打成一橛。至于苏轼，则在道学家看来，本以异端视之者，故其于文与道的观念，转很受庄与释的影响，于是文与道遂相得益彰，不复是离之则双美了。此所以载道说固始于北宋，而贯道说亦完成于北宋。载道说与贯道说同时建立而完成，此又所以壁垒森严而各不相下也。

因文统道统各有其中心主张，所以北宋的文论以古文家与道学家的主张，最足以代表其两极端，至界其间者，则又有政治家的论调。古文家所重在文，道学家所重在道，政治家则以用为目标而不废道与文。这正是刘彝所谓“圣人之道有体、有用、有文”的三方面。

这三派的区分，自有其时代的背景，亦自有其思想的渊源。大抵宋人风气好立门户以为党争。于是关于文论之纷岐，亦俨有党争的色彩。当时有洛、蜀二党，洛党以程颐为之首，蜀党奉苏轼为其魁。而洛党正可为道学家的代表，蜀党亦正可为古文家的代表。至于政治家方面则又有新、旧二党，而实折衷于二者之间。旧党的领袖是司马光，故较偏于道，新党的领袖是王安石，故较偏于文。要之均主于用，而不废道与文。这是此三派所由区分之时代的背景。

又这三派的主张，本亦近于昔人所谓三不朽的意思。欧阳修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云：

其所以为圣贤者，修之于身，施之于事，见之于言，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。修于身者，无所不获，施于事者，有得有不得焉，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。施于事矣，不见于言可也。自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史记》所传，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！修于身矣，而不施于事，不见于事，亦可也。孔子弟子，有能政事者矣，有能言语者矣。若颜回者，在陋巷，曲肱饥卧而已！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，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，以为不敢望而及，而后世更千百岁亦未有能及之者。其不朽而存者，固不待施于事，况于言乎！（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四十三）

此文所言，虽重在德而不在言，实则其见于言者固须重在立言，而修于身施于事者亦不得不附于言以传。因此道学家虽偏于立德，政治家虽主于立功，而也与古文家一样，并有其论文的见解。盖主修于身而复以所明之道以见于言者，道学家之论文主张也。欲施于事而以言济其用者，政治家之论文主张也。欲见于言而藉道德事功为之干者，则又古文家之论文主张也。这实是此三派论文主张较远一些的渊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