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开与赵湘，在文的运动之外兼有道的运动；石介与孙复在文与道的运动之外兼有教的运动。都不是纯粹文的运动。其比较纯粹属于文的运动者，在北宋之初当推王禹偁、穆修与宋祁。王、宋并宗韩愈，而王得其易，宋得其奇，穆修则兼宗韩、柳。就文论文，惟此三家有足述者。王禹偁《送孙何序》云：
天之文，日月五星；地之文，百谷草木；人之文，六籍五常：舍是而称文者，吾未知其可也。咸通以来，斯文不竞，革弊复古，宜其有闻。国家乘五代之末，接千岁之统，创业守文，垂三十载，圣人之化成矣。君子之儒兴矣。然而服勤古道，钻仰经旨，造次颠沛，不违仁义，拳拳然以立言为己任，盖亦鲜矣。（《小畜集》十九）
又其《五哀诗》之一，哀高锡诗有云：
文自咸通后，流散不复雅。因仍历五代，秉笔多艳冶。高公在紫微，滥觞诱学者。自此遂彬彬，不荡亦不野。（《小畜集》四）
则是他对于当时诗文亦颇致不满，亦颇有意于复古。但是他的复古，并不如宋祁这样偏于尚奇。他与宋祁同样的推尊韩愈。他亦说过：“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。”（《答张扶书》）但是他所取于吏部者，并不在其难，并不尚其奇险。所以他又说：
吾观吏部之文，未始句之难道也，未始义之难晓也。其间称樊宗师之文，必出于己，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，又称薛逢为文，以不同俗为主。然樊、薛之文不行于世，吏部之文与六籍共尽。此盖吏部诲人不倦，进二子以劝学者。故吏部曰，吾不师今，不师古，不师难，不师易，不师多，不师少，惟师是尔。（《答张扶书》）
大抵当时自有一辈人对于所谓“古文”不免有些误解，不是以为必须“辞涩言苦，使人难读诵之”；便是以为必须磔裂章句、隳废声韵、破偶而用奇。这在他的意思，认为都不必如此。所以他再说：(www.xing528.com)
夫传道而明心也，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。且人能一乎心，至乎道，修身则无咎，事君则有立。及其无位也，惧乎心之所有，不得明乎外，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，于是乎有言焉；又惧乎言之易泯也，于是乎有文焉。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。既不得已而为之，又欲乎句之难道邪？又欲乎义之难晓邪？必不然矣。
请以六经明之，《诗》三百篇皆俪其句，谐其音，可以播管弦，荐宗庙，子之所熟也。书者，上古之书，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，言古文无出于此，则曰“惠迪吉，从逆凶”，又曰“德日新，万邦惟怀；志自满，九族乃离”。在《礼·儒行》者，夫子之文也，则曰“衣冠中，动作慎，大让如慢，小让如伪”云云者，在《乐》则曰“鼓无当于五声，五声不得不和，水无当于五色，五色不得不彰”。在《春秋》则全以属辞比事为教，不可备引焉。在《易》则曰：“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日月运行，一寒一暑。”（绍虞案此与《易》文次序不同）夫岂句之难道邪？夫岂义之难晓邪？今为文而舍六经，又何法焉！若弟取其《书》之所谓“吊由灵”、《易》之所谓“朋合簪”者，模其语而谓之古，亦文之弊也。（《答张扶书》）
由道的方面言，不需要辞涩言苦的古文；由文的方面言，也并不以属辞比事为可耻，无须乎章句之磔裂。至其《再答张扶书》则言之更明。
仆之前书，欲生之文句易道，义易晓，遂引六经韩文以为证。生继为书启，谓扬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云者，甚乎哉子之笃于道而好于古者也。仆为子条辨之，庶知仆之用心也。
子之所谓扬雄以文比天地，不当使人易度易测者，仆以为雄自大之辞也，非格言也，不可取而为法矣。夫天地，易简者也。测天者，知刚健不息而行四时；测地者，知含弘光大而生万物：天地毕矣，何难测度哉？若较其寻尺广袤而后谓之尽，则天地一器也，安得言其广大乎？且雄之《太玄》，准《易》也。《易》之道，圣人演之，贤人注之，列于六经，悬为学科，其义甚明而可晓也。雄之《太玄》，既不用于当时，又不行于后代，谓雄死已来世无文王、周、孔则信然矣，谓雄之文过于伏羲，吾不信也。仆谓雄之《太玄》，乃空文尔。今子欲举进士，而以文比《太玄》，仆未之闻也。子又谓六经之文，语艰而义奥者十二三，易道而易晓者十七八，其艰奥者非故为之，语当然矣。今子之文则不然，凡三十篇语皆迂而艰也，义皆昧而奥也，岂子之文也，过于六籍邪？若犹未也，子其择焉。
子谓韩吏部曰，仆之为文，意中以为好者，人必以为恶焉，或时应事作俗，下笔，令人惭，及示人，人即以为好者，此盖唐初之文，有六朝淫风，有四子艳格，至贞元、元和间，吏部首唱古道，人未之从，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，下笔自惭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。故吏部有是叹也。今吏部自是者，著之于集矣，自惭者弃之无遗矣。仆独意《祭裴少卿》文在焉。其略云，儋石之储不供于私室，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。此必吏部自惭而当时人好之者也。今之世亦然也。子著书立言，师吏部之集可矣，应事作俗，取《祭裴》文可矣。夫何惑焉！
又谓汉朝人莫不能文，独司马相如、刘向、扬雄为之最。是谓功用深其文名远者，数子之文，班固取之，列于《汉书》。若相如《上林赋》、《喻蜀》、《封禅文》，刘向《谏山陵》，扬雄《议边事》，皆子之所见也。曷尝语艰而义奥乎？谓功用深者，取其理之当尔，非语迂义暗而谓之功用也。生其志之！
此篇文字至为重要，他把一般人对于韩愈文论的误解，均能站在平易的立场，而细为说明。韩愈说过：“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。”又说：“能者非他，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。”（均见《答刘正夫书》）这便是韩门尚奇一派的根据。他并不反对韩愈这种主张，而他却能阐说此意以成为自己的主张，这便是他的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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