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介与孙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重要作用

由于明道，于是连带的再言致用。这又开政治家的论文主张了。柳开《上王学士第四书》云：

文籍之生于今久也矣。天下有道则用而为常法，无道则存而为真物，与时偕者也。夫所以观其德也，亦所以观其政也，随其代而有焉，非止于古而绝于今矣。（《河东集》五）

此言实合唐代韩愈、柳冕二家而为一。“观德”、“观政”实开道学政治两派的主张。盖时人之所谓道，本多重在应用。观孙复《答张浻（一作“洞”）书》可知：

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大易》、《春秋》皆文也。总而谓之经者也。以其终于孔子之手，尊而异之尔。斯圣人之文也。后人力薄不克以嗣，但当左右名教，夹辅圣人而已。或则发列圣之微旨，或则名诸子之异端，或则发千古之未寤，或则正一时之所失，或则陈仁政之大经，或则斥功利之末术，或则扬贤人之声烈，或则写下民之愤叹，或则陈天人之去就，或则述国家之安危，必皆临事摭实，有感而作，为论为议，为书、疏、歌、诗、赞、颂、箴、铭、解、说之类，虽其目甚多，同归于道，皆谓之文也。（《孙明复小集》二）

此亦文以明道之旨，而所谓道颇有“用”的意义。所以说：“文者道之用也，道者教之本也。”这两句即是文以致用的主张。所以又说：“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，而成之于言。得之于心者明诸内者也，成之于言者见诸外者也。明诸内者故可以适其用；见诸外者故可以张其教。”这种论调当然偏于教化了。

这种意思，至石介而益显。石介在这个运动中间，较为重要，因为他有极大的破坏的力量，他有摧陷廓清的功绩。他有几篇《怪说》。其《怪说上》攻击释、老，《怪说中》攻击杨、刘。攻释、老，所以为道的运动；攻杨、刘，又所以为文的运动，而同时也兼有道的运动在内。其言云：

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，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，于是盲天下人目，聋天下人耳，使天下人目盲，不见有周公、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文中子、韩吏部之道；使天下人耳聋，不闻有周公、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文中子、韩吏部之道。俟周公、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文中子、吏部之道灭，乃发其盲，闻其聋，使天下惟见己之道，惟闻己之道，莫知其他。

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！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，聋天下人耳，使天下人目盲，不见有杨亿之道；使天下人耳聋，不闻有杨亿之道。俟杨亿道灭，乃发其盲，闻其聋，使目惟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文中子、吏部之道，耳惟闻周公、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文中子、吏部之道。

周公、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文中子、吏部之道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也，“三才”、“九畴”、“五常”之道也。反厥常，则为怪矣。夫《书》则有尧、舜《典》，皋陶、益、稷《谟》，《禹贡》，箕子之《洪范》；《诗》则有大、小《雅》，《周颂》，《商颂》，《鲁颂》；《春秋》则有圣人之经；《易》则有文王之《繇》，周公之《爻》，夫子之《十翼》。今杨亿穷妍极态，缀风月，弄花草，淫巧侈丽，浮华纂组，刓锼圣人之经，破碎圣人之言，离析圣人之意，蠹伤圣人之道；使天下不为《书》之《典谟》、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，《诗》之《雅》、《颂》，《春秋》之经，《易》之《繇》、《爻》、《十翼》，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，缀风月，弄花草，淫巧侈丽，浮华纂组，其为怪大矣！（《石徂徕集》下）

又其《与君贶学士书》云：“自翰林杨公唱淫词哇声，变天下正音四十年，眩迷盲惑，天下瞆瞆晦晦，不闻有雅声。尝谓流俗益弊，斯文遂丧。”这些都是攻击杨、刘二氏之论。盖他反对“穷妍极态，缀风月，弄花草，淫巧侈丽浮华纂组”的文章，所以要重在道。他所说明文与道的关系，也与孙复相类。其《送龚鼎臣序》云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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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阳龚辅之学为古文，问文之旨。鲁人石介对曰：夫与天地生者，性也；与性生者，诚也；与诚生者，识也。性厚则诚明矣，诚明则识粹矣，识粹则其文典以正矣。然则文本诸识矣。圣人不思而得，识之至也；贤人思之而至，识之几也。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言而为中，动而为法，不思而得也。孟、荀、扬、文中子、吏部，勉而为中，制而为法，思之而至也。至者，至于中也，至于法也。至于中，至于法，则至于孔子也。至于孔子而为极焉，其不至焉者，识杂之也。甚者为杨墨，为老庄，为申韩，为鬼佛，识杂之为害也如此。（《石徂徕集》下）

又《与张秀才书》云：

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所以为文之道也，由是道则圣人之徒（一作“中国之人”）矣。离是道，不杨则墨矣，不佛则老矣，不庄则韩矣。足下为文始宗于圣人，终要于圣人，如日行有道，月行有次，星行有躔，水出有源，亦归于海，尽为文之道矣。（《石徂徕集》上）

这些话不过是孙复“文者道之用，”一语的注脚。至其所谓道，则亦偏在教化方面。其《上赵先生书》云：

介近得姚铉《唐文粹》及《昌黎集》，观其述作，……必本于教化仁义，根于礼乐刑政，而后为之辞。大者驱引帝皇王之道施于国家，教于人民，以佐神灵，以浸虫鱼；次者正百度，叙百官，和阴阳，平四时，以舒畅元化，缉安四方。今之为文，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，对偶的当而已；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，声律调谐而已。雕锼篆刻伤其本，浮华缘饰丧其真，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，则缺然无髣髴者。

又《上蔡副枢书》云：

今之时弊在文矣！夫有天地故有文。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；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；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；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；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。”文之所由生也。“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；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文之所由见也。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”文之所由用也。三皇之书，言大道也，谓之《三坟》；五帝之书，言常道也，谓之《五典》；文之所由迹也。四始、六义存乎《诗》，典、谟、诰、誓存乎《书》，安上治民存乎《礼》，移风易俗存乎《乐》，穷理尽性存乎《易》，惩恶劝善存乎《春秋》，文之所由著也。文之时义大矣哉！故《春秋传》曰：“经纬天地曰文。”《易》曰：“文明刚健。”语曰：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”三王之政曰：“救质莫若文。”尧之德曰：“焕乎其有文章。”舜则曰：“濬哲文明。”禹则曰：“文命敷于四海。”周则曰：“郁郁乎文哉。”汉则曰：“与三代同风。”故两仪，文之体也，三纲，文之象也；五常，文之质也；九畴，文之数也；道德，文之本也；礼乐，文之饰也；孝悌，文之美也；功业，文之容也，教化，文之明也；刑政，文之纲也；号令，文之声也。圣人，职文者也，君子章之，庶人由之。具两仪之体，布三纲之象，全五常之质，叙九畴之数。道德以本之，礼乐以饰之，孝悌以美之，功业以容之，教化以明之，刑政以纲之，号令以声之。灿然其君臣之道也，昭然其父子之义也，和然其夫妇之顺也。尊卑有法，上下有纪，贵贱不乱，内外不渎，风俗归厚，人伦既正，而王道成矣。今夫文者，以风云为之体，花木为之象，辞华为之质，韵句为之数，声律为之本，雕为之饰，组绣为之美，浮浅为之容，华丹为之明，对偶为之纲，郑卫为之声，浮薄相扇，风流忘返，遗两仪、三纲、五常、九畴而为之文也。弃礼乐、孝悌、功业、教化、刑政、号令而为之文也。圣人职之，君子章之，庶人由之，君臣何由明，父子何由亲，夫妇何由顺，尊卑何由纪，贵贱何由叙，内外何由别，而化日以薄，风日以淫，俗日以僻，此其为今之时弊也。（《石徂徕集》上）

此则又以文化为文，所以又是孙复“道者教之本”一语的注脚。若使柳开所言为道学家文论之先声；则石介所言亦政治家文论之先声。其后熙宁间，刘彝述其师胡瑗之学云：“臣闻圣人之道有体、有用、有文。君臣、父子、仁义、礼乐，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。诗书、史传、子集，垂法后世者其文也。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。国家累朝取士，不以体用为本，而尚声律浮华之词，是以风俗偷薄。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，尤病其失，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。”他所谓明体是道学家之所务，达用是政治家之所主。故知明体达用以成其文，正是宋初共同的风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