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开与赵湘及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

自韩愈倡文道并重之说，于是后来的古文家往往论文主道，而蕲义理词章之合而为一。所以宋初柳开、穆修诸人之古文运动，实在也即是道学运动。易言之，宋初一般人之论文，不仅为此后古文家论文主张之所本，也且为道学家政治家论文主张之所出。表面上是古文运动，骨子里早开道学的风气。我们试看柳开初名肩愈字绍先（一作“绍元”），即知其以韩、柳为宗而以斯文自任。后来易名为开，字仲涂，其意以为“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，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，必欲开之为其涂矣，使古今由于吾也。……吾欲达于孔子者也”（见《河东集》卷二《补亡先生传》）。则知其又以斯道自任。所以我以为宋初的文论，是文与道共同的运动。

柳开是这个运动中最早也最有力的一个人。他的重要即在提出积极的主张，即在竭力提倡文与道的运动。石介《与君贶学士书》云：“唐去今百馀年，独崇仪克嗣吏部声烈，张景仅传崇仪模象。”又云：“道至重也，孔子下千有馀年，能举之者，孟轲氏、荀卿氏、扬雄氏、文中子、吏部、崇仪而已。”他竟以柳开嗣韩愈，亦可知柳开在这个运动中的重要了。其《应责》一文说明其为古文的理由完全由于道。其言云：

子责我以好古文。子之言何谓为古文。古文者，非在辞涩言苦，使人难读诵之，在于古其理，高其意，随言短长，应变作制，同古人之行事：是谓古文也。子不能味吾书，取吾意，今而视之，今而诵之，不以古道观吾心，不以古道观吾志，吾文无过矣。吾若从世之文也，安可垂教于民哉！亦自愧于心矣。欲行古人之道，反类今人之文，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，可乎哉！苟不可，则吾从于古文。……吾之道，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道；吾之文，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文也。子不思其言，而妄责于我。责于我也即可矣？责于吾之文与道也，即子为我罪人乎？（《河东集》一）

其《上王学士第三书》说得更偏。如云：

文章为道之筌也，筌可妄作乎？筌之不良获斯失矣。女恶容之厚于德，不恶德之厚于容也。文恶辞之华于理，不恶理之华于辞也。（《河东集》五）

这竟以道为本，以文为末，以道为目的，以文为手段；俨然是后来道学家文以载道的口吻了。当时赵湘也有这样主张。其《本文》篇云：(www.xing528.com)

灵乎物者文也，固乎文者本也。本在道而通乎神明，随发以变，万物之情尽矣。……若伏羲之卦，尧舜之典，大禹之谟，汤之誓命，文武之诰，公旦、公奭之诗，孔子之礼乐，丘明之褒贬，垂烛万祀，赫莫能灭。非固其本，则湮乎一息焉。一息之湮，本且摇矣，而况枝叶能为后世之荫乎？而况能尽万物之情乎？周礼之后，孟轲、扬雄颇为本者，是故其文灵且久。太史公亦汉之尤者也。扬雄呼其文为实录，道之所推耳。又曰：“若孔门之用赋者，则贾谊升堂，相如入室，奈孔门之不用乎。”然则扬子之言非不用也。本有所不固尔。传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大哉夫子之言皆文也，所谓不可得而闻者本乎道而已矣。后世之谓文者，求本于饰，故为阅玩之具。竞本而不疑，去道而不耻，淫巫荡假，磨灭声教，将欲尽万物之情性，发仁义礼乐之根蒂，是郤克为长万之行，吾不见其易也。

或曰：古之文章所以固本者，皆圣与贤。今非圣贤，若之何能之？对曰：圣与贤不必在古而在今也。彼之状亦人尔。其圣贤者心也。其心仁焉，义焉，礼焉，智焉，信焉，孝悌焉，则圣贤矣。以其心之道发为文章，教人于万世，万世不泯，则固本也。

今学古之文章而不求古之仁义之道，反自谓非圣贤不能为之，是果中道而废者，果贼于儒术者，为蠹教之物者。

古之人将教天下，必定其家，〔将定其家，〕（绍虞案武英殿本《南阳集》无此四字，疑是脱误，今补。）必正其身，将正其身，必治其心，将治其心，必固其道。道且固矣，然后发辞以为文，无凌替之惧，本末斯盛。虽曰未教，吾必谓之教矣。如不能是，不若盲瞆之夫也。盲瞆者不学圣人之道，罔然无所知识，虽无所知，犹不为儒术之残贼，不为圣教之罪人矣。吁嗟〔本〕（原无“本”字疑脱，今补。）如是之不固也，其幸未混于禽兽尔。而况能教人耶？而况能道于万世耶？

或曰今之言文本者，或异于子，如何？对曰，韩退之、柳子厚既殁，其言者宜与余言异也。（《南阳集》六）

当时孙何《文箴》亦云：“尧制舜度，绵今亘古，周作孔述，炳星焕日，是曰六经，为世权衡。”又曰：“当涂之后，文失其官。家攘往迹，户掠陈言。陵夷怠惰，至于江左。轻浅淫丽，迭相唱和。圣心经体，尽坠于地。千词一语，万指一意。缝烟缀云，图山画水。骈枝俪叶，颠首倒尾。”又云：“语思其工，意思其深。勿听淫哇，丧其雅音。勿视彩饰，亡其正色。力树古风，坐臻皇极。无俾唐文，独称往昔。”因此，可知宋初一般人论文，大率倾向于道的方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