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韩、柳以外的文论创新

至在韩、柳以外，其论旨不尽相同，而与当时复古的倾向，也不相背者，则有裴度、李德裕二人。裴度《寄李翱书》云：

愚谓三五之代，上垂拱而无为，下不知其帝力，其道渐被于天地万物，不可得而传也。夏殷之际，圣贤相遇，其文在于盛德大业，又鲜可得而传也。厥后周公遭变，仲尼不当世，其文遗于册府，故可得而传也，于是作周、孔之文。荀、孟之文，左右周、孔之文也，理身、理家、理国、理天下，一日失之，败乱至矣。骚人之文，发愤之文也；雅多自贤，颇有狂态。相如、子云之文，谲谏之文也，自为一家，不是正气。贾谊之文化成之文也，铺陈帝王之道，昭昭在目。司马迁之文财成之文也，驰骋数千载，若有馀力。董仲舒、刘向之文，通儒之文也，发明经术，究极天人。其馀擅美一时，流誉千载者多矣。不足为弟道焉。然皆不诡其词而词自丽，不异其理而理自新。若夫典谟训诰，文言系辞，国风雅颂，经圣人之笔削者，则又至易也，至直也。虽大弥天地，细入无间，而奇言怪语，未之或有。意随文而可见，事随意而可行。此所谓文可文，非常文也。其可文而文之，何常之有！（《全唐文》五三八）

他因这样主张自然，所以不要可文而文之。骈文家之尚对偶、声韵，固是可文而文之，古文家的磔裂章句也未尝不是可文而文之。这正是宋人称韩愈为有意为文的论调。所以他并且反对古文。他又说：

观弟近日制作，大旨常以时世之文，多偶对丽句，属缀风云，羁束声韵，为文之病甚矣。故以雄词远致，一以矫之，则是以文字为意也。

且文者，圣人假之以达其心，心达则已，理穷则已，非故高之下之，详之略之也。愚欲去彼取此，则安步而不可及，平居而不可逾，又何必远关经术，然后骋其材力哉！

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，耻与之同形貌、共衣服，遂思倒置眉目、反易冠带以异也。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。虽非于小人，亦异于君子矣。故文之异，在气格之高下，思致之深浅，不在磔裂章句，隳废声韵也。人之异，在风神之清浊、心志之通塞，不在于倒置眉目、反易冠带也。（《全唐文》五三八）

他谓“非故高之下之，详之略之”，则古文家之所谓义法，便失其根据。古文家之所谓义法正有一部分是讨论到高之下之详之略之的问题的。我尝谓骈文家的讲声色，与古文家之讲义法同样的以文字为意，同样的违反自然。

至于李德裕则比较地站在纯文艺的立场，其《穷愁志文章论》之论及文章云：

世有非文章者曰，辞不出于风雅，思不越于《离骚》，模写古人，何足贵也？余曰：譬诸日月，虽终古常见，而光景常新，此所以为灵物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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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“终古常见，而光景常新”，这在中国文学批评论中，要算是十分漂亮的言论了。这一种的复古主张，便丝毫不拖泥带水，牵涉道义而言之。所以他的《文箴》，即本文艺的立场以创为自然论者。其言云：

文之为物，自然灵气，恍惚而来，不思而至。杼轴得之，淡而无味，琢刻藻绘，弥不足贵。如彼璞玉，磨砻成器，奢者为之，错以金翠，美质既雕，良宝斯弃。（见其《文章论》中）

本此见解，故其《文章论》中提出两项主张：（1）以气救藻饰之蔽。（2）以自然的音调易人工的音律。

以前说过，骈文家以人工的音律救行文之吃，古文家以语调的气势救行文之吃。此意即可在李德裕《文章论》中见之。他说：

魏文《典论》称“文以气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”，斯言尽之矣。然气不可以不贯，不贯则虽有英辞丽藻如编珠缀玉，不得为全璞之宝矣。鼓气以势壮为美。势不可以不息，不息则流宕而忘返。亦犹丝竹繁奏，必有希飞窈眇，听之者悦闻；如川流迅激，必有洄洑逶迤，观之者不厌。（《李文饶外集》三）

气而能贯即臻自然的境界，于是英辞丽藻，不足为行文之累。不会成文家之吃。他的论气才专就语势而言，不牵涉到先天原有的气禀，也不牵涉到后天可以变化的气质。因此，所以他更反对人工的音律。他又说：

沈休文独以音韵为切，重轻为难，语虽甚工，旨则未远矣。夫荆璧不能无瑕，随珠不能无类，文旨既妙，岂以音韵为病哉！此可以言规矩之内，未可以言文外意也。较其师友，则魏文与王、陈、应、刘讨论之矣。江南唯于五言为妙，故休文长于音韵，而谓“灵均以来，此秘未睹”，不亦诬人甚矣。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，适情不取于音韵；意尽而止，成篇不拘于只耦。故篇无足曲，辞寡累句。譬诸音乐，古辞如金石琴瑟，尚于至音；今文如丝竹鞞鼓，迫于促节。则知声律之为弊也甚矣。

此种论调虽亦有复古的倾向，但决不会有韩、柳这般的流弊。本此论调以创作，只成为虽模写古人而光景常新的灵物，决不会沾染古典的精神与形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