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宗元的成就和影响在文学批评史上不逊于韩愈

唐代文家，首推韩、柳。自韩、柳出而提倡古文，于是始一革旧时雕章绘句之弊。其摧陷廓清之功，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上诚有相当的价值。不过韩柳虽是齐称，而因个性之不同，其成就亦微有差异。韩犹有得于道，柳则仅工于文。所以在文学史上，则柳宗元的笔致隽洁，其成就不逊于韩；而在文学批评史上，则韩愈以勇于自信，大声疾呼，其摧陷廓清之功实远胜于柳。

以前讲过，韩愈在文学批评史上，所以能奏摧陷廓清之功者，在好为人师，以文设教。现在且看柳宗元则何如呢？柳便没有韩愈这般胆气了。他说：

言道讲古，穷文辞以为师，则固吾属事。仆才能勇敢，不如韩退之，故又不为人师。人之所见有同异，吾子无以韩责我。（《答严厚舆论师道书》）

仆避师名久矣。……其所不乐为者，非以师为非，弟子为罪也，有两事，故不能。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；世久无师弟子，决为之且见非，且见罪，惧而不为，二也。（《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》）

辱书云欲相师。仆道不笃，业甚浅，近环顾其中，未见可师者；虽尝好言论，为文章，甚不自是也。……敢为吾子师乎？孟子称“人之患，在好为人师”。由魏晋氏以下，人益不事师，今之世不闻有师，有辄哗笑之，以为狂人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后学，作《师说》，因抗颜而为师。世固群怪聚骂，指目牵引，而增与为言辞，愈以是得狂名。（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）

他并不是不愿为师，实在是不敢为师，而且也不能为师。他没有韩愈特立独行的个性，所以不敢为师。他又不能如韩愈之有见于道而勇于自信，所以也不能为师。他虽能文，但是他以为是无所师法的。其《复杜温夫书》云：

吾虽少，为文不能自雕斲，引笔行墨，快意累累，意尽便止，亦何所师法，立言状物，未尝求过人。（《柳河东集》三十四）

这话诚不错，文艺之精微，本是“虽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”者。自己之能文，既何所师法，则又将何以诏示于人呢？所以他当然觉得“自视以为不足为”了。他以为所可传授者只是一些粗迹。所以他又说：

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，惟以此奉告。所谓“乎”、“欤”、“耶”、“哉”、“夫”者，疑辞也。“矣”、“尔”、“焉”、“也”者，决辞也。今生则一之，宜考前闻人所使用，与吾言类且异，慎思之则一益也。

他觉得所可告人者，仅此而已！仅此则又何足以为师。这不敢为师与不足为师，真是他所谓“有两事，故不能”者。

然而柳宗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地位，虽不如韩愈之大，而就其论文见解言，却并不在韩愈之下。即其作风也能超然于韩愈之外不为韩门二派所牢笼。这个原因是什么？则以柳兼工诗而韩门诸人则工诗者仅仅工诗，工文者仅仅工文，故其论文见解，不过得韩一端而不能自外于韩愈。又以韩偏擅散体，柳则兼工骈俪；韩文出自经，柳文出自史，故韩较偏于杂文学方面而柳则近于纯文学。所以柳氏之论文见解，不仅不同于韩门二派，抑且能自外于韩愈。

这个关系，即可于其对于“文”的含义见之。韩愈所谓文，大率指“古文”而言，柳宗元所谓文，则有时可兼指韵文而言，有时可兼指骈俪而言。如其《杨评事文集后序》云：

文有二道，辞令褒贬，本乎著述者也，导扬讽谕，本乎比兴者也。著述者流，盖出于《书》之谟训，《易》之象系，《春秋》之笔削，其要在于高壮广厚，词正而理备，谓宜藏于简册也。比兴者流，盖出于虞夏之咏歌，殷周之风雅，其要在于丽则清越，言畅而意美，谓宜流于谣诵也。兹二者，考其旨义，乖离不合，故秉笔之士，恒偏胜独得，而罕有兼者焉。厥有能而专美，命之曰艺成，虽古文雅之盛世，不能并肩而生。唐兴以来，称是选而不怍者，梓潼陈拾遗。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，攻比兴而莫能极，张曲江以比兴之隟，穷著述而不克备。其余各探一隅，相与背驰于道者，其去弥远。文之难兼，斯益甚矣。（《柳河东集》二十一）

又其《西汉文类序》云：

以文观之，则赋颂、诗歌、书奏、诏策、辩论之辞毕具；以语观之，则右史纪言《尚书》、《战国策》成败兴坏之说大备，无不苞也。噫！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？（《柳河东集》二十一）

则知其所谓“文”固兼韵体骈体而言之了。所以就韩柳二氏对于“文”的含义而言，已可看出这一点的不同。

这个关系，又可于其对于道的态度言之。韩愈所言道，是专就儒家而言，而柳宗元所言，则可兼指释家之道。韩主排佛而柳却好佛。柳氏虽谓文须宗经而其归在不出孔子，但他于《送僧浩初序》明言韩愈辟佛为忿其外而遗其中，知石而不知韫玉。且谓“吾之所取者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合，虽圣人复生，不可得而斥也”。这竟为宋人阳儒阴释的道学，树之先声了。所以就韩、柳二氏对于道的态度而言，又须注意这一点的差异。

明此关系，则知柳氏文论尽与韩愈相类而毕竟不同。其《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》云：

秀才时见咨，仆有诸内者，不敢爱惜。大都文以行为本，在先诚其中。其外者当先读六经，次《论语》、孟轲书，皆经言；左氏、《国语》、庄周、屈原之辞，稍采取之；穀梁子、太史公，甚峻洁，可以出入，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。其归在不出孔子。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者。求孔子之道，不于异书。秀才志于道，慎勿怪，勿杂，勿务速显。道苟成则勃然尔，久则蔚然尔。源而流者，岁旱不涸。蓄谷者，不病凶年；蓄珠玉者，不虞殍死矣。然则成而久者，其术可见。虽孔子在，为秀才计，未必过此。（《柳河东集》三十四）

又《报崔黯秀才书》云：(www.xing528.com)

辱书及文章，辞意良高，所响慕不凡近，诚有意乎圣人之言。然圣人之言，期以明道，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。辞之传于世者，必由于书。道假辞而明，辞假书而传，要之之道而已矣。道之及，及乎物而已耳。斯取道之内者也。今世因贵辞而矜书，粉泽以为工，遒密以为能，不亦外乎？吾子之所言道，匪辞而书；其所望于仆，亦匪辞而书：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？仆尝学圣人之道，身虽穷，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。恨与吾子不同州部，闭口无所发明。观吾子文章自秀士，可通圣人之说。今吾子求于道也外，而望于予也愈外，是其可惜欤！吾且不言，是负吾子数千里不弃朽废者之意，故复云尔也。（《柳河东集》三十四）

这些话都同于韩愈的主张；然而不足以见柳氏文论之特点。韩愈论文在《答李翊》一书，柳宗元论文，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》一书。这些都是他们体会有得之谈，所以应在这两篇中看出他们的不同。

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云：

始吾幼且少，为文章以辞为工；及长，乃知文者以明道，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、夸声音，而以为能也。……

故吾每为文章，未尝敢以轻心掉之，惧其剽而不留也；未尝敢以怠心易之，惧其弛而不严也；未尝敢以昏气出之，惧其昧没而杂也；未尝敢以矜气作之，惧其偃蹇而骄也：抑之欲其奥，扬之欲其明，疏之欲其通，廉之欲其节。激而发之欲其清，固而存之欲其重，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。

本之《书》以求其质，本之《诗》以求其恒，本之《礼》以求其宜，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断，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动，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

参之《穀梁氏》以厉其气，参之《孟》、《荀》以畅其支，参之《庄》、《老》以肆其端，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，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，参之《太史》以著其洁，此吾所以旁推交通，而以之为文也。（《柳河东集》三十四）

这一节话申文以明道之旨，似乎也与韩愈相同。然而韩的态度是沉潜于道，而柳的态度，只在“羽翼夫道”。沉潜于道，所以要“行之乎仁义之途，游之乎诗书之源”，而“无迷其途，无绝其源”的。羽翼夫道，所以只须勿以轻心掉之，怠心易之，昏气出之，矜气作之足矣。盖韩愈所言，是孟子所谓养气之旨，所以重在道；柳宗元所言，是刘勰所谓养气之旨，所以又重在文。这些分别，必须看出，才能明柳氏论文之旨。所以我以为柳氏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一篇更须与他的《与杨京兆凭书》一篇参互比观，才明其义。他说：

凡为文以神志为主。自遭责逐继以大故，荒乱耗竭，又常积忧恐，神志少矣。所读书随又遗忘，一二年来，痞气尤甚，加以众疾，动作不常，眊眊然骚扰，内生霾雾，填拥惨沮，虽有意穷文章，而病夺其志矣。（《柳河东集》三十）

“为文以神志为主”，这即是柳氏论文的主旨。所谓羽翼夫道者，正是从神志方面下手。《文心雕龙·养气》篇云“率志委和，则理融而情畅；钻砺过分，则神疲而气衰”，正是说明此意。所以柳氏所谓羽翼夫道者，依旧是文的工夫。

明得此意，然后知柳氏所谓取道之原，——“本之《书》以求其质，本之《诗》以求其恒，本之《礼》以求其宜，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断，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动”云云者，虽重在道的方面，重在文的内容的方面，而实则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与《易》之风格体制也均包括在内。盖重在论道，则宜合言之，重在论文则宜分言之。韩愈《原道》云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，其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其法礼、乐、刑、政，其民士、农、工、商，其位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朋友”，何曾对于五经之道各别道来！刘勰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篇云“《易》惟谈天，《书》实记言，《诗》主言志，《礼》以立体，《春秋》办理”，又如何能把五经之文综合言之。所以柳氏对于取道之原，而于五经中求其质，求其恒，求其宜，求其断，求其动，已不全是道的问题而兼有文的问题了。

明得此意，然后更知柳氏所谓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者，正是他“有意穷文章”的地方。他“有意穷文章，而病夺其志”，所以他的所志，不在道而在文。不过他于文的方面不做“炳炳烺烺务采色、夸声音”之文而已。不做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之文，而仍有意穷文章，此则所谓“羽翼夫道”也。这是他底文的神志说。

所以他的论文，不会偏于道。韩愈以为行事得其宜，出言得其要，也是富于文学（见《送陈秀才彤序》），而柳则不如是者。其《杨评事文集后序》云：

文之用，辞令褒贬、导扬讽谕而已，虽其言鄙野，足以备于用，然而阙其文彩，固不足以竦动时听，夸示后学，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。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。

又《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》云：

仆之为文久矣，然心少之不务也，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，故在长安时，不以是取名誉，意欲施之事实，以辅时及物为道，自为罪人，舍恐惧则闲无事，故聊复为之。然而辅时及物之道，不可陈于今，则宜垂于后。言而不文则泥。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。（《柳河东集》三十一）

于此数节中可以见其尚文之旨：所以他不会同于韩门李翱一派的主张。然而同时也不因尚文而偏主于奇。韩愈以为“夫百物朝夕所见者，人皆不注视也。及睹其异者，则共观而言之”（《答刘正夫书》）。而柳则也非如是者。他以《国语》之“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，……辄乃黜其不臧，究世之谬，凡为六十七篇，命之曰非国语”（与《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》）。故其《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》云：

夫为一书，务富文采，不顾事实，而益之以诬怪，张之以阔诞，以炳然诱后生，而终之以僻，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。不明而出之，则颠者众矣。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。

这也显与韩愈异趣，所以也不会同于韩门皇甫湜一派的主张。不偏于阐道而忽文，同时也不因尚文而主奇，这正是所谓“羽翼夫道”了。这“羽翼夫道”的态度，当然足以超出于韩愈及韩门二派而不与相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