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-柳冕的开创性影响

柳冕字敬叔，贞元中官御史中丞、福州刺史充福建观察使。《全唐文》五百二十七卷录其文。其时代略较韩愈为前，文学观亦颇同于韩愈，诚是古文家论文之先声。尤其重要的，是他以教化论文的主张。因为此种主张是他以前以文化论文，与他以后以道论文的枢纽。由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言，实在有特别提出的必要。

大抵柳氏论文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。其所谓用的标准是什么，便是教化。他以为文章宜本于教化，他说：

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，则是一技耳。——语曰“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”，文章，技艺之流也；故夫子末之。是以四杨、荀、陈，以德行经术名震海内，门生受业，皆一时英俊，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礼。非夫两汉近古犹有三代之风乎？惜也系王风而不本于王化！（《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》）

昔尧舜殁，《雅》、《颂》作；《雅》、《颂》寝，夫子作。未有不因于教化为文章以成国风。（《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》）

文章本于教化，形于治乱，系于国风。故在君子之心为志，形君子之言为文，论君子之道为教。《易》云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，此君子之文也。自屈、宋已降为文者本于哀艳，务于恢诞，亡于比兴，失古义矣。虽扬、马形似，曹、刘骨气，潘、陆藻丽，文多用寡，则是一技，君子不为也。（《与徐给事论文书》）

以教化为标准，所以攻击今文而推崇古文。其《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》云：

且今之文章与古之文章立意异矣。何则？古之作者，因治乱而感哀乐，因哀乐而为咏歌，因咏歌而成比兴。故《大雅》作则王道盛矣。《小雅》作则王道缺矣，《雅》变《风》则王道衰矣，《诗》不作则王泽竭矣。至于屈、宋，哀而以思，流而不返，皆亡国之音也。至于西汉，扬、马已降，置其盛明之代，而习亡国之音，所失岂不大哉！然而武帝闻《子虚》之赋，叹曰：“嗟乎朕不得与此人同时。”故武帝好神仙，相如为《大人赋》以讽，上读之，飘飘然反有陵云之志。子云非之曰：“讽则讽矣，吾恐不免于劝也。”子云知之，不能行之。于是《风》、《雅》之文变为形似，比兴之体变为飞动，礼义之情变为物色，《诗》之六义尽矣！何则？屈、宋唱之，两汉扇之，魏晋江左随波而不返矣。

这种论调宛然是后来白居易诗的复古说之口吻。其《与徐给事论文书》云：

昔武帝好神仙，而相如为《大人赋》以讽。帝览之，飘然有凌云之气。故扬雄病之曰：“讽则讽矣，吾恐不免于劝也。”盖文有余而质不足则流，才有余而雅不足则荡，流荡不返，使人有淫丽之心，此文之病也。雄虽知之，不能行之，行之者惟荀、孟、贾生、董仲舒而已！

这种论调又同于韩愈的主张。所以这种提倡古文的论调，便是韩柳的先声。

以教化为标准，所以创为文道合一的主张。其《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》云：

君子之儒学而为道，言而为经，行而为教，声而为律，和而为音；如日月丽乎天无不照也，如草木丽乎地无不章也，如圣人丽乎文无不明也。故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谓之文；兼三才而名之曰儒。儒之用，文之谓也。言而不能文，君子耻之。及王泽竭而诗不作，骚人起而淫丽兴，文与教分而为二：以扬、马之才则不知教化，以荀、陈之道则不知文章。以孔门之教评之，非君子之儒也。夫君子之儒，必有其道，有其道必有其文。道不及文则德胜，文不及道则气衰。文多道寡，斯为艺矣。

其《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》云：

夫文章者本于教化，发于情性。本于教化，尧舜之道也；发于情性，圣人之言也。自成康没，颂声寝，骚人作，淫丽兴。文与教分而为二。不足者强而为文，则不知君子之道，知君子之道者，则耻为文。文而知道，二者兼难，兼之者大君子之事。上之，尧、舜、周、孔也；次之，游、夏、荀、孟也；下之，贾生、董仲舒也。

夫日月之丽，仰之愈明，金石之音，听之弥清。故圣人感之而文章生焉，教化成焉。哀乐形焉。逮德下衰，文章教化，扫地尽矣。

噫！圣人之道，犹圣人之文也。学其道不知其文，君子耻之。学其文不知其教，君子亦耻之。

又《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》云：

门人云：“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即圣人之道可企而及之者，文也。不可企而及之者，性也。盖言教化发乎性情，系乎国风者谓之道。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。道有深浅，故文有崇替；时有好尚，故俗有雅郑。雅之与郑，出乎心而成风。昔游、夏之文，日月之丽也，然而列于四科之末，艺成而下也。苟文不足，则人无取焉。故言而不能文，非君子之儒也；文而不知道，亦非君子之儒也。

这种论调又同于韩愈的主张。形式方面以古文为依归，实质方面以儒道为依归。所以我说在批评方面，柳冕实开韩、柳之先声。

然而一般讲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的，大都重视韩愈而忽于柳冕，则又何欤？其最重要的一点，或由于柳冕的文不逮韩愈。这一点柳冕亦自知之，而屡言之。他说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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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子志虽复古，力不足也。言虽近道，辞则不文，虽欲拯其将坠，末由也已。（《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》）

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，纵文之不能至之。况已衰矣，安能鼓作者之气，尽先王之教。（《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》）

仆自下车为外事所感，感而应之，为文，不觉成卷，意虽复古，而不逮古，则不足以议古人之文。（《与徐给事论文书》）

有心无力，这是他不及韩愈的地方。韩文流传既盛，则其论文的思想当然易为人所注意，而柳冕便不免为人所忽视了。但我以为这犹不是较重要的关系。其较重要者，乃在其论文见解之不尽相同。

盖柳冕之所谓“文章”，混诗与文而言之。韩愈之所谓“文”，则专就非韵非骈的散体言之。因这一点的不同，所以柳冕论文，重在讽谕，而以为要根于教化了。韩愈便不是如此。他专就与诗文分途之文言，所以可以明道，所以可以不必兼及政事。待到韩柳的古文运动成功以后，只有诗、文之分，而无文、笔之分，所以柳冕之混诗与文而言之者，也不易为人所注意了。

我们试看，韩愈论文其重要之点，即在提出两个问题：一是“道”的问题，一是“气”的问题。柳冕于此，不是不注意到。他也曾言“道”，也曾言“气”，但是说来总不免较韩愈更偏一些。则以混诗与文而言之，所以只能以教化为标准，而以教化为标准，则便容易偏到极端的实用主义，于是反成为政治家的论文主张了。

柳冕《与权德舆书》论当时制举之弊云：

进士以诗赋取人，不先理道；明经以墨义考试，不本儒意；选人以书判殿最，不尊人物：故吏道之理天下，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，以教之者末也。

又云：

明六经之义，合先王之道，——君子之儒，教之本也。明六经之注，与六经之疏，——小人之儒，教之末也。今者先章句之学，后君子之儒，以求清识之士，不亦难乎！

这种思想且开宋代道学家的先声了，所以他《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》又说：

相公如变其文，即先变其俗。文章风俗其弊一也，变之之术，在教其心，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。伏惟尊经术，卑文士。经术尊则教化美，教化美则文章盛，文章盛则王道兴，此二者在圣君行之而已。

这样的文学复古论，要从文化复古着手，诚然是根本的解决了。所以他的主张，是彻头彻尾的教化主义，他以为“尊经术则教化美”，尊经术即是教化的方法，而教化之所由能美即在于“教其心，使人日用而不自知”。易以现代的用语，即是所谓改造环境；环境改造，则作者之性情亦得而变矣。他又以为“教化美则文章盛”，敦化既美则变易其心，即所谓“君子之儒必有其道”也。教化美而文章盛，又所谓“有其道必有其文”也。他又以为“文章盛则王道兴”，盖“文而不知道，亦非君子之儒”。所以文章既盛，则王道自兴。待到王道能兴，则文章之作用始显，而同时便收到教化的效果。此所以慨然地说“文章风俗其弊一也”；此所以以为“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”也。兹复将上文所述列为图式如下：

我常以为古文家之论文，比较只重在“文”的问题，道学家之论文，则兼顾到“心”与“道”的问题，政治家之论文，才于“心”与“道”之外更须兼顾到教化的问题。所以彻头彻尾的教化主义，便成为政治家的论文主张了。韩愈论道，仅足为道学家张目，柳冕论道，适成为政治家文论的先声。这又是他们不同之点。而且，柳冕所论虽亦言之成理，但是可惜昧于社会进化的情形。他以为只须在圣君行之足矣。圣君行之，则移风易俗犹反掌耳；变文章，振文雅，亦犹反掌耳。他又说：“萧、曹虽贤不能变淫丽之体，二荀虽盛不能变声色之词，房、杜虽明不能变齐梁之弊，是则风俗好尚系在时王，不在人臣明矣。”（《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》）则完全是宋儒所谓人主正心诚意则国治而天下平的主张，未免把社会事情看得太单简，太容易了。——这是就论道的方面言者。

又他既不重齐梁的音律，则当然重在文气。所以他说：

夫善为文者，发而为声，鼓而为气。直则气雄，精则气生，使五彩并用而气行于其中。故虎豹之文，蔚而腾光，气也。日月之文，丽而成章，精也。精与气，天地感而变化生焉，圣人感而仁义行焉。不善为文者反此，故变《风》变《雅》作矣。六艺之不兴，教化之不明，此文之弊也。噫！文之无穷，而人之才有限。苟力不足者，强而为文，则蹶，强而为气，则竭，强而为智，则拙。故言之弥多，而去之弥远。（《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》）

可是，因他重在教化，于是所谓气也者遂不限于文章的气势而含有志气风气的意味了。其《答杨中丞论文书》云：

来书论文尽养才之道，增作者之气，推而行之，可以复圣人之教，见天地之心，甚善。嗟乎！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；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；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。故才多而养之，可以鼓天下之气。天下之气生，则君子之风盛。古者陈诗以观民风：君子之风，仁义是也；小人之风，邪佞是也。风生于文，文生于质，天地之性也；止于经，圣人之道也；感于心，哀乐之音也。故观乎志而知国风。逮德下衰，《风》、《雅》不作，形似艳丽之文兴，而《雅》、《颂》、比、兴之义废。艳丽而工，君子耻之。此文之病也。

嗟乎！天下之才少久矣，文章之气衰甚矣，风俗之不养才病矣，才少而气衰使然也。故当世君子，学其道，习其弊，不知其病也。所以其才日尽，其气益衰，其教不兴，故其人日野。如病者之气，从壮得衰，从衰得老，从老得死，沉绵而去，终身不悟，非良医孰能知之。

他以为“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”，他以为“才多而养之，可以鼓天下之气”。故其所谓“气”，一方面是志气，一方面是风气。这样的文气论亦诚可谓从根本解决了。然而，亦适以成为政治家的论文主张而已。——这又是就论气的方面言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