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文化在文中的变迁

我尝读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一篇，而推求其所谓“道”是什么，一时殊不易了解其意义。何以故？因为他说：

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傍及万品，动植皆文。龙凤以藻绘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；云霞雕色，有逾画工之妙；草木贲华，无待锦匠之奇：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。

又说：

人文之元，肇自“太极”，幽赞神明，易象惟先。庖牺画其始，仲尼翼其终，而乾坤两位，独制文言。言之文也，天地之心哉！若乃河图孕乎八卦，洛书韫乎九畴，玉版金镂之实，丹文绿牒之华，谁其尸之，亦神理而已。……

爰自风姓，暨于孔氏，玄圣创典，素王述训，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设教；取象乎河洛，问数乎蓍龟；观天文以极变，察人文以成化。然后能经纬区宇，弥纶彝宪，发挥事业，彪炳辞义，故知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；旁通而无滞，日用而不匮。《易》曰“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”，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，乃道之文也。

则是此篇所言在阐文原于道之旨，并不是申文以载道之意；故其所谓道当然指的自然之道，而不限于儒家之道。黄侃《文心雕龙札记》说得好：

物理无穷，非言不显，非文不传。故所传之道，即万物之情也。人伦之传无小无大，靡不并包。（范文澜《文心雕龙讲疏》引）

又云：

《序志》篇云：“《文心》之作也本乎道。”案彦和之意，以文章本由自然而生，故篇中数言自然。一则曰，“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”。再则曰，“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”。三则曰，“谁其尸之，亦神理而已”。寻绎其旨，甚为平易。盖人有思心，即有言语；既有言语，即有文章。言语以表思心，文章以代言语；惟圣为能尽文之妙。所谓道者如此而已。此与后世言“文以载道”，截然不同。详《淮南王书》有《原道》篇，高诱注曰：“原本也；本道根真，包裹天地，以历万物，故曰‘原道’，因以题篇。”《韩非子·解老》篇曰：“道者万物之所然也，万理之所稽也。理者成物之文也；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。故曰道理之者也。……圣人得之以成文章。”《庄子·天下》篇曰：“古之所谓道术者，果恶乎在；曰无乎不在。”案庄、韩之言道，犹言万物之所由然，文章之成亦由自然。故韩子又言“圣人得之以成文章”。韩子之言，正彦和所祖也。道者玄名也，非著名也；玄名故通于万里，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。今曰“文以载道”，则未知所载者，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，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？如前之说，本文章之公理，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；如后之说，则亦道其所道而已，文章之事，不如此狭隘也。夫堪舆之内，号物之数曰万。其条理纷纭，虽人须蚕丝，犹将不足方物，今置一理以为道，而曰文非此不可作；非独味于语言之本，其亦胶滞而罕通矣。察其表则为谖言，察其里初无胜义，使文章之事，愈痟愈削，浸成为一种枯槁之形；而世之为文者，亦不复研究学术，研寻真知，而惟此窾言之尚。然则阶之厉者，非“文以载道”之说，而又谁乎？通儒顾宁人生平笃信文以载道之言，至不可为李二曲之母作志，斯则矫枉之过，而非通方之谈。方来君子，庶无懵焉。

他这一节话辟文以载道之说殊为痛快。说明《原道》一篇重在论自然之道也殊的当。然如《文心·宗经》篇云：

三极彝训，其书言经。经也者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也。故象天地，效鬼神，参物序，制人纪，洞性灵之奥区，极文章之骨髓也。……自夫子删述，而大宝咸耀；……义既极乎性情，辞亦匠于文理。故能开学养正，昭明有融。

又《序志》篇云：

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。……予生七龄，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；齿在逾立，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，随仲尼而南行。旦而寤，乃怡然而喜。大哉圣人之难见哉！乃小子之垂梦欤？自生人以来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敷赞圣旨，莫若注经；而马郑诸儒，宏之已精，就不深解，未足立家。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；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。详其本源，莫非经典。而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；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。盖《周书》论辞，贵乎体要；尼父陈训，恶乎异端。辞训之异，宜体于要，于是搦笔和墨，乃始论文。

则是刘氏论文之旨明在宗经征圣，而欲敷赞其旨，似乎所言之道，也未尝不可以儒家一家之道解之。是则虽谓文以载道之说，原于《文心·原道》一篇，要亦未可厚非。因此，《文心雕龙》之所谓“道”，究指自然之道乎，抑仅就儒家言之乎？这个问题，似乎不易解答，但是可于唐人的文论中看出其关系。盖刘勰之所谓“道”，诚指自然之道，诚指万物之情，然“作者曰圣”，圣文固原于道，——所原的固是自然之道。而“征圣立言”，则后人之文亦正所以明其道或载其道；那么所明的或所载的便成为儒家之道了。所其唐人论文，最初恒以文化为文；以文化为文，则所明者即自然之道也。其后乃以为文主教化；以文主教化，虽也以文化为文，而已偏于儒家的意旨了。最后始揭文以明道之旨，于是所论之道，只成为儒家之道，所以要排异端，所以要辟佛老了。

今考韩、柳以前，一般人之论文章，大率以文化为言。即在韩、柳同时或稍后之人，其并不言文以明道，而也足为韩、柳之羽翼者，其论文主旨也大率如此。所以唐人论文恒以天文人文为比。此在初唐史家已是如此。如《周书·王褒庾信传论》云：“两仪定位，日月扬辉，天文彰矣；八卦以陈，书契有作，人文详矣。”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云：“《易》曰，‘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’。……故尧日则天，表文明之称，周云盛德，著焕乎之美。”《北齐书·文苑传序》云：“夫玄象著明以察时变，天文也；圣达立言化成天下，人文也。达幽显之情，明天人之际，其在文乎。”史家论文以不满于南朝文学之故，所以重人文而不重词章。唐人文论，却正喜在此点阐发，所以渐渐形成复古的风气了。兹录数篇主张较明显者于后：

大矣哉文之时义也！有天文焉，察时以观其变；有人文焉，立言以重其范。历年滋久，递为文质，应运以发其明，因人以通其粹。（杨炯《王勃集序》）

辰象文于天，山川文于地，肖形最灵经纬教化，鼓天下之动，通万物之宜，而人才作焉，三才备焉。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，正五事，精义入神，英华发外，著之话言，施之宪章，文明之盛与天地准。（权德舆《赞皇文献公李栖筠文集序》）

传曰，“物生而后有象，象而后有滋，滋而后有数”，数成而文见矣。始自天地终于草木，不能无文也，而况于人乎？且夫日月星辰，天之文也；邱陵川渎，地之文也；羽毛彪炳，鸟兽之文也；华叶彩错，草木之文也；天无文，四时不行矣；地无文，九州不别矣；鸟兽草木之无文，则混然而无名，而人不能用之矣；人无文则礼无以辨其数，乐无以成其章，有国者无以行其刑政，立言者无以存其劝诫。文之时用大矣哉。在人，贤者得其大者，礼乐刑政劝诫是也。不肖者得其细者，或附会小说以立异端，或雕斲成言以裨对句，或志近物而玩童心，或顺庸声以谐俚耳。其甚者则矫诬盛德，污蔑风教，为蛊为蠹，为妖为孽。噫！文之弊有至是者，可无痛乎？（李舟《独孤常州集序》）

夫大者天道，其次人文。在昔圣王以之经纬百度，臣下以之弼成五教；德又下衰，则怨刺形于歌咏，讽议彰乎史册。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，礼乐刑政非文不立。文之兴废视世之治乱，文之高下视才之厚薄。唐兴，接前代浇醨之后，承文章颠坠之运，王风下扇，旧俗顿易，不及百年，文体反正。洎公（独孤及）为之，则又操道德为根本，总礼义为冠带，以《易》之精义，《诗》之雅训，《春秋》之褒贬，属之于词。故其文宽而简，直而婉，辩而不华，博厚而高明。论人无虚美，比事为实录。天下凛然，复睹两汉之遗风。（梁肃《常州刺史独孤君集后序》）

如右诸说，与《文心雕龙》所谓“文之为德也大矣，与天地并生”云云有何分别。所以以天文人文而为言者，其所谓文当然要合于道，而所谓“道”，当然可以不限于儒家之道，而也未尝不可仅限于儒家之道。如权德舆《中岳宗玄先生吴尊师集序》云：

道之于物，无不由也，无不贯也，而况本于玄览，发为至言。言而蕴道，犹三辰之丽天，百嘉之丽地，平夷章大，恬淡温粹，飘飘然轶八纮而泝三古，与造物者为徒。其不至者，遣言则华，涉理则泥，虽辩丽可嘉，采真之士不与也。（《权载之文集》二十三）

此所谓“言而蕴道”即是指道家之道言者。至如尚衡《文道元龟》云：

文道之兴也，其当中古乎？其无所始乎？且天道五行以别纬，地道五色以别方，人道五常以别德。《易》曰：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”非五纬孰可以知天！非五方孰可以辨地！非五常孰可以化人！文之为道，斯亦远矣。天人之际其可得于是乎？(www.xing528.com)

夫卦始乎三画，文章之阃，大抵不出乎三等，斯乃从人而有焉。工与不工，各区分而有之。君子之文为上等，其德全；志士之文为中等，其义全；词士之文为下等，其思全。其思也，可以纲纪物，义也，可以动众，德也，可以经化。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？君子之作先乎行，行为之质；后乎言，言为之文。行不出乎言，言不出乎行。质文相半，斯乃化成之道焉。志士之作，介然以立诚，愤然有所述，言必有所讽，志必有所之，词寡而意恳，气高而调苦，斯乃感激之道焉。词士之作，学古以抒情，属词以及物，及物胜则词丽，抒情逸则气高。高者求清，丽者求婉，耻乎质，贵乎情，而忘其志，斯乃颓靡之道焉。

古人之贵有文者，将以饰行表德，见情著事，杼轴乎天人之际，道达乎性命之元，正复乎君臣之位，昭感乎鬼神之奥。苟失其道无所措矣。君子也，文成而业著；志士也，文成而德丧。然今之代其多词士乎？代由尚乎文者。以斯文而欲轨物范众，经邦叙政，其难致乎化成。悲夫！敢著元龟，庶观文章之道，得丧之际，悔吝之所由者也。

此以君子之文为标的，以德全者为上，便偏主于质，同于宋代道学家的论调了。后此诸人，如吕温之《人文化成论》（《吕和叔文集》十）如顾况之《文论》（《全唐文》五百二十九），大率皆发挥此旨，而更偏极端。兹录其文于后：

《易》曰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，能讽其言，盖有之矣；未有明其义者也。尝试论之：夫一二相生，大钧造物，百化交错，六气节宣：或阴阖而阳开，或天经而地纪，有圣作则，实为人文。若乃夫以刚克，妻以柔立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，此室家之文也。君以仁使臣，臣以义事君，予违汝弼，献可替否，此则朝廷之文也。三公论道，六卿分职，九流异趣，百揆同归，此则官司之文也。宽则人慢，纠之以猛；猛则人残，施之以宽：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此刑政之文也。乐胜则流，遏之以礼；礼胜则离，和之以乐：与时消息，因俗变通，此教化之文也。文者盖言错综庶绩，藻绘人情，如成文焉以致其理。然则人文化成之义，其在兹乎？而近代谄谀之臣，特以时君不能则象乾坤，祖述尧舜，作化成天下之文，乃以旂裳冕服，章句翰墨，为人文也。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，沛然自得，盛威仪以求至理，坐吟咏而待太平，流荡因循，败而未悟，不其痛欤？必以旂常冕服为人文，则秦汉魏晋声明文物，礼缛五帝，仪繁三王，可曰“焕乎其有文章”矣。何衰乱之多也！必以章句翰墨为人文，则陈后主、隋炀帝雍容倚靡，洋溢简编，可曰“文思安安”矣。何灭亡之速也，核之以名义，研之以情实，既如彼；校之以今古，质之以成败，又如此。《传》不云乎？“经纬天地曰文。”《礼》不云乎？“文王以文理。”则文之时义其大矣哉！焉可以名数末流，雕虫小技厕杂其间也。（吕温《人文化成论》）

《周语》之略曰，孝、敬、忠、信、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教、惠、让皆文也。天有六气，地有五行，此十一者经纬天地，叶和神人，名之为文，其实行也。文顾行，行顾文，文行相顾，谓之君子之文。为龙为光。上古云，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”，尧之为君，“聪明文思”，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”？文王之代，草木鸟兽，皆乐文王之沼曰灵沼，文王之台曰灵台，虞、芮不识文王，入文王里，所见耕者让畔，行者让路，班白不提挈，自相谓曰，吾党之小子，不可治于君子之庭，诗人美之云，“文王断虞、芮之讼”。晋文与楚子战而霸，谥曰文公。夫以伏羲之文造书契；黄帝之文垂衣裳；重华之文除四凶，举八元；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；夫子之文木铎徇路，此其所以理文也。伊尹之文放太甲，霍光之文废昌邑，吕尚之文杀华士，穰苴之文斩庄贾，毛遂之文定楚从，蔺相如之文夺赵璧，西门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。建安、正始，洛下、邺中，吟咏风月，此其所以乱文也。夫以文求士，十致八九，理乱由之，君臣则之。尧舜禹汤有文，桀纣幽厉无文。太颠闳夭有文，飞廉恶来无文。昔霍去病辞第，曰“匈奴未灭，无以家为”。于国如此，不得谓之无文。范蔚宗著《后汉书》，其妻不胜珠翠，其母唯薪樵一厨。于家如此，不得谓之有文。且夫日月丽乎天，草木丽乎地，风雅亦丽于人。是故不可废。废文则废天，莫可法也。废天则废地，莫可理也。废地则废人，莫可象也。郁郁乎文哉！法天理地象人者也。《周易》赞《乾》曰，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”；赞《坤》曰，“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”，唯大者配乾，至者配坤，幽者赜鬼神，明者赜礼乐，不失于正，谓之为文。（顾况《文论》）

论人文而轻视名数末流，雕虫小技，犹可言也。论文而至以孝敬忠信，仁义智勇等为文，甚且以霍去病非无文，范晔宗非有文，则不免太偏于广义的人文方面了。所以刘勰《原道》，虽也根于人文立论，而较重自然，不局于儒家之旨。而唐人之论人文，则渐渐狭其范围，成为儒家的论旨。此所以由原道说可以渐渐成为载道说也。纪昀《批文心雕龙·原道》篇云：“文以载道，明其当然；文原于道，明其本然。”实则明其本然者，指圣作而言，明其当然者指后人征圣之作而言。义界大小盖由于此。所以同样的论“自然”，唐人所论也较刘氏的意义为狭。这于独孤郁《辩文》一篇中可以见之。《辩文》云：

或曰“文所以指陈是非，有以多为贵也。其要在乎彩饰其字，而慎其所为体也。”又曰：“文章乃一艺耳。”是皆不知上流之文，而文之所由作也。夫天之文位乎上，地之文位乎下，人之文位乎中。不可得而增损者，自然之文也。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，穷极终始，万化无有差忒，故《易》与天地准。此圣人之文至也。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尽，后圣有作，不能使之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，是其文之至也。文字既生，治乱既形，仲尼作《春秋》以绳万世，而褒贬在一字，是亦文之至者乎？然则《易》卦之一画，《春秋》之一字。岂所谓崇饰之道，而尚多之意邪？夫文者，考言之具也。可以革，则不足以毕天地矣。故圣人当使将来无得以笔削，果可以包举其义，虽一画一字其可已矣。病不能然，而日必以彩饰之能，援引之富，为作文之秘诀，是何言之末欤？

夫天岂有意于文彩耶？而日月星辰不可逾。地岂有意于文彩耶？而山川丘陵不可加。八卦《春秋》岂有意于文彩耶？而极与天地侔。其何故得以不可越？自然也。夫自然者，不得不然之谓也。不得不然，又何体之慎邪？……是故在心曰志。宣于口曰言。垂于书曰文。其实一也。若圣与贤则其书文皆教化之至言也。徒见其纤靡而无根者，多绐曰文与艺，呜呼！（《全唐文》六八三）

论文而至以伏羲八卦孔子《春秋》为例证，真太不知昭明所谓“踵事增华”之理。这样主张自然，便太偏于质，也成为后世道学家的论调。所以我以为自有南朝刘勰之自然说，至唐代遂以成为古文家的文，自有唐代独孤郁诸人之自然说，至宋代遂以成为道学家的文。影响固属不同，渊源则出于一。盖刘勰之自然说，虽不限于儒家，而儒家之论旨也正可范围在内的。唐人所言不过本此推阐而更着眼在儒家思想以发挥耳。

唐人既以文化为文，于是论文恒及于政事。盖不能在道的方面有所阐发，则当然论文主用，近于政治家之论文了。崔元翰《与常州独孤使君书》云：

天之文，以日月星辰；地之文，以百谷草木。生于天地而肖天地，圣贤又得其灵和粹美，故皆含章垂文，用能裁成庶物，化成天下。而治平之主，必以文德致时雍，其承辅之臣，亦以文事助王政。而唐尧、虞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代，则宪章法度礼乐存焉；皋陶、伯益、伊、傅、周、召之伦，则诰命谟训歌颂传焉：其后卫武、召穆、吉甫、仍叔成作之诗，并列于雅。孔圣无大位，由修《春秋》，述《诗》、《易》，反诸正而寄之治；而素臣邱明，游、夏之徒，又述而赞之。推是而言，为天子大臣，明王道，断国论，不通乎文学者，则陋矣。士君子立于世，升于朝，而不繇乎文行者，则僻矣。然患后世之文，放荡于浮虚，舛驰于怪迂，其道遂隐，谓宜得明哲之师长，表正其根源，然后教化淳矣。（《全唐文》五二三）

其论文主旨，以为“治平之主，必以文德致时雍，承辅之臣，亦以文事助王政”，离开用便不足以言文。而权德舆《博陵崔君文集序》亦谓：

《易·贲》之象曰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，故阙里之四教，门人之四科，未有遗文者。荀况、孟轲修道著书，本于仁义，经术之枝派也。迨夫骚人怨思之作，游士纵横之论，刺讥捭阖，文宪陵夷。至汉廷，贾谊、刘向、班固。扬雄、司马迁、相如之伦，郁然复兴，有古风烈。然则文之用也，横三才之中，经纪万事，章明群类，不可已也。

殷之说命，周之命君陈君牙，楚射父之训辞，郑东里之润色，天子诸侯告命之文也。张老之轮奂，史克之《》、《》，吉甫之清风，伯喈之无愧，贤士大夫颂述之文也。至若夫子纪延陵墓，叔向寓子产书，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与之际，阮元瑜书记翩翩之任，触类滋多，非文不彰。后之人力不足者词或侈靡，理或底伏，文之难能也如是。（《权载之文集》三十三）

此亦重在“用”的观点以论其文，可知其文的内容正与其论旨相符。又如李华《尚书崔孝公集序》云：

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。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。系乎时者，乐文武而哀幽厉也。立身扬名，有国有家，化民成俗，安危存亡，于是乎观之。宣于志者曰言，饰而成之曰文，有德之文信，无德之文诈。皋陶之歌、史克之颂，信也。子朝之告、宰嚭之词，诈也，而士君子耻之。夫子之文章，偃、商传焉；偃、商没而孔伋、孟轲作，盖六经之遗也。屈平、宋玉哀而伤，靡而不远，六经之道遁矣。论及后世，力足者不能知之，知之者力或不足，则文义浸以微矣。文顾行，行顾文，此其与于古欤。

此以本乎作者哀乐系时为言，而独孤及《赵郡李华中集序》亦谓：

志非言不形，言非文不彰。是三者相为用，亦犹涉川者假舟檝而后济。自典谟缺，雅颂寝，王道陵夷，文教下衰，故作者往往先文字，后比兴。其风流荡而不返，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，则润色愈工，其实愈丧。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，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，守之如奉法令，闻皋陶、史克之作，则呷然笑之。天下雷同，风驰云趋，文不足言，言不足志。亦犹木兰为舟，翠羽为檝，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。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。

帝唐以文德敷又于下，民被王风，俗稍丕变，至则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雅易郑，学者浸而响方。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、长乐贾幼几，勃焉复起，用三代文章，律度当世。公之作本乎王道，大抵以五经为泉源，抒情性以托讽，然后有歌咏。美教化、献箴谏，然后有赋颂。悬权衡以辩天下公是非，然后有论议。至若记叙编录铭鼎刻石之作，必采其行事，以正褒贬，非夫子之旨不书。故风雅之指归，刑政之根本，忠孝之大伦，皆见于词。然后中古之风复形于今。（《毗陵集》十三）

此文亦正申李氏“本乎作者哀乐系时”之旨。崔、李二氏，其自己论文之旨，与人之所以序其文者，皆重在政化的方面，亦可知其论文主旨之偏重于用了。稍后梁肃论文，阐说此意便更为明显。如云：

文章之道与政通矣。世教之污崇，人心之薄厚，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，皆在焉。故登高能赋可以观者，可与图事；诵诗三百可以将命，可与专对。（《秘书监包府君集序》）

予尝论古者聪明睿智之君，忠肃恭懿之臣，叙六府三事，同八风七律，莫不言之成文，歌之成声。然后浃于人心，人心安以乐；播于风俗，风俗厚以顺。其有不由此者，为理则粗，在音则烦。粗之弊也悖（一作“朴”），烦之甚也乱。（《李泌文集序》）

文之作：上所以发扬道德，正性命之纪；次所以裁成典礼，厚人伦之义；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，立天下之中。三代之后其流派别。炎汉制度，以霸王道杂之，故其文亦二：贾生、马迁、刘向、班固，其文博厚，出于王风者也；枚叔、相如、扬雄、张衡，其文雄富，出于霸涂者也。（《左补阙李翰前集序》）⁽⁵⁾

因此，可知柳冕论文主于教化，正是此种思想的关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