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白居易与元稹的作品风格对比

李、杜而后，诗坛作风分为两派：尚自然者趋于平易，以元、白为之魁，重艺术者偏于奇警，以韩、孟为之魁。盖此时已不是唐诗的极盛时期，自然美与艺术美不得不偏胜，不复能像李、杜这样，使二者相济，恰到好处了。尚奇警者犹沿当时的风气，故没有什么论诗的主张；尚平易者，欲矫当时之作风，故论诗之旨遂有可得而述者。中国的文学批评，本多为文学作风转变之理论，所以承风气者多论作法，而变风气者则多论原理。韩愈论文颇多独见，而论诗罕见妙谛，即由一变风气而一承风气故也。

胡适之先生的《白话文学史》谓：“元和、长庆的时代，真是中国文学史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。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，都受了杜甫的感动，都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。”由文学的方面说，的确是如此。若就文学批评的方面说，则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，都受了陈子昂和李白的感动，都下了决心要完成他们复古的文学主张。且看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论作文大旨云：

夫文尚矣！三才各有文：天之文，三光首之；地之文，五材首之；人之文，六经首之。就六经言，诗又首之。何者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，莫始乎言，莫切乎声，莫深乎义。诗者，根情，苗言，华声，实义。上自贤圣，下至愚，微及豚鱼，幽及鬼神，群分而气同，形异而情一；未有声入而不应，情交而不感者。圣人知其然，因其言，经之以六义；缘其声，纬之以五音。音有韵，义有类。韵协则言顺，言顺则声易入。类举则情见，情见则感易交。于是乎孕大含深，贯微洞密，上下通而二气泰，忧乐合而百志熙。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，垂拱而理者，揭此以为大柄，决此以为大窦也。（《白氏长庆集》二十八）

他论诗因崇尚自然而偏于质，还不要紧，至于论到质而谓“莫先乎情，莫深乎义”，便不免稍偏了。谓诗根于情本是不错，但因以义为“实”之故，于是所谓情者，亦不过如《诗序》所云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之说而已。必欲以止乎礼义之标准以衡诗，则诗国之疆域狭矣，且看他说：

故闻“元首明，股肱良”之歌，则知虞道昌矣；闻五子洛汭之歌，则知夏政荒矣。言者无罪，闻者足诫：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。

洎周衰秦兴，采诗官废，上不以诗补察时政，下不以歌泄道人情。用（一作“乃”）至于谄成之风动，救失之道缺，于时六义始刓矣。

《国风》变为《骚》辞，五言始于苏、李。《诗》、《骚》皆不遇者，各系其志发而为文，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，泽畔之吟归于怨思，彷徨抑郁，不暇及他耳。然去《诗》未远，梗概尚存，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，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，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。于时六义始缺矣。

晋宋已还，得者盖寡。以康乐之奥博，多溺于山水；以渊明之高古，偏放于田园。江、鲍之流又狭于此。如梁鸿《五噫》之伦者，百无一二。于时六义浸微矣。

陵夷至于梁陈间，率不过嘲风雪，弄花草而已。噫！风雪花草之物，三百篇中岂舍之乎？顾所用何如耳！设如“北风其凉”，假风以刺威虐，“雨雪霏霏”，因雪以愍征役，“棠棣之华”感花以讽兄弟，“采采芣苢”，美草以乐有子也。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。反是者，可乎哉？然则“馀霞散成绮，澄江净如练”，“归花先委露，别叶乍辞风”之什，丽则丽矣！吾不知其所讽焉。故仆所谓嘲飞雪，弄花草而已。于时六义尽去矣。

唐兴二百年，其间诗人不可胜数。所可举者陈子昂有《感遇诗》二十首，鲍防《感兴诗》十五篇。又诗之豪者世称李、杜。李之作，才矣，奇矣，人不逮矣，索其风雅比兴，十无一焉。杜诗最多，可传者千余首，至于贯穿古今，缕格律，尽工尽善，又过于李焉。然撮其《新安》、《石壕》、《潼关吏》、《芦子关》、《花门》之章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之句，亦不过三四十首。杜尚如此，况不逮杜者乎！（《与元九书》）

这才是诗国十足复古的论调。陈、李复古不过复到汉魏的风骨；元、白复古才要复到三百篇之六义。愈转而愈上，除了后世道学家外，真可谓是诗国极端的复古论了。然而李白主张复古而作风实是清新俊逸，白居易主张复古而作风更为平易近俗：由文学言则为进化，由批评言则为复古，这种相反的现象，或者以当时复古的思潮正浓，所以文人主张文以贯道，而诗人也要主张诗以述义了。

读者于此，或将不免怀疑，以为文学与批评颇有关系，何以就文学言则是进化，是革新；由批评言则成退化成复古呢？此二者之交互的影响极为密切，何以会有这种矛盾的现象呢？实则不必疑也。社会上一切文物的进化，大都是循环式的进化，波浪式的进化。作家之受批评界之影响，固也；但是批评界的复古说尽管高唱入云，而历史上的事实，终究是进化的。所以作家虽受复古说的影响，而无论如何终不会恢复古来的面目，维持古来的作风。非惟如此，作家因这种影响，反足以变更当时的作风，反因复古而进化。这是所谓循环式的进化。但是他不是如循环然的周而复始的，后人的复古决不仍是以前的古而是后人的古，所谓后波逐前波，后波的起伏同于前波的起伏，而后波决不便是前波，这是所谓波浪式的进化。由于这样则何疑于他们文学与批评之矛盾呢？所以可以说他们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，也可以说他们下了决心要完成复古的文学主张。

现在且再举数端以证明之。其一，白居易因欲保持六义、四始之风，于是悟到一个原理，即是：

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（《与元九书》）

这个原理，是上文复古思想的结论。其《新乐府自序》云：

其辞质而径，欲见之者易喻也。其言直而切，欲闻之者深戒也。其事核而实，使采之者传信也。其体顺而肆，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。总而言之，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也。（《白氏长庆集》三）

所以他的《读张籍古乐府》云：“为诗意如何？六义互铺陈。风雅比兴外，未尝著空文。”（《白氏长庆集》一）其《寄唐生诗》云：“非求宫律高，不务文字奇。惟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。”（同上）这些话都所以实行他们复返六义的文学主张。但是为时而著，则时不一矣；为事而作，而事又非一矣。他既以诗是以情为根的，则所以引起情的时与事既异，其作风体格当然亦不能强合了。从这种复古说所推得的原理，而结果却因历史的变迁，不得不逼着向进化的道上走。且看他所处的时为何如？他所遭的事又何如呢？他说：

凡闻仆《贺雨诗》，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。闻仆《哭孔戡诗》，众面脉脉尽不悦矣。闻《秦中吟》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。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。闻《宿紫阁村诗》则握军要者切齿矣。大率如此，不可遍举。不相与者号为沽誉，号为诋讦，号为讪谤；苟相与者，则如牛僧孺之诫焉。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。其不我非者，举世不过三两人。有邓鲂者，见仆诗而喜，无何，鲂死。有唐衢者，见仆诗而泣，未几而衢死。其馀即足下，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。呜呼！岂六艺、四始之风，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？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？不然，何有志于诗者，不利若此之甚也。（《与元九书》）

他所处的时，他所遭的事，尽是一些下人病苦的材料，于是本此原理，遂一变“嘲风月弄花草”的文学而为“补察时政”、“泄导人情”的文学。这所以批评论调尽管复古，而创作自然成为进化了。我们且看元稹的《叙诗寄乐天书》：

稹九岁学赋诗，长者往往惊其可教。年十五六，粗识声病。时贞元十年已后，德宗皇帝春秋高，理务因人，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。外阃节将动十馀年不许朝觐，死于其地，不易者十八九。而又将豪卒愎之处，因丧负众。横相贼杀，告变络驿。使者迭窥，旋以状闻天子曰，某色（邑？）将某能遏乱，乱众宁附，愿为帅。名为众情，其实逼诈。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。前置介倅，因缘交授者，亦十四五。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，有罗列儿孩以自固者，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。省寺符篆固几阁，甚者碍诏旨。视一境如一室，刑杀其下，不啻仆畜。厚加剥夺，名为进奉，其实贡入之数百一焉。京城之中，亭第邸店，以曲巷断。侯甸之内，水陆腴沃，以乡里计。其余奴婢资财生生之备称是。朝廷大臣以谨慎不言为朴雅。以时进见者，不过一二亲信。直臣义士往往抑塞。禁省之间，时或缮完坠；豪家大帅乘声相扇，延及老佛，土木妖炽。习俗不怪。上不欲令有司备宫闼中小碎须求，往往持币帛以易饼饵。吏缘其端，剽夺百货，势不可禁。仆时孩，不惯闻见，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萌渐，心体悸震，若不可活，思欲发之久矣。适有人以陈子昂《感遇诗》相示，吟玩激烈，即日为《寄思玄子诗》二十首。……又久之，得杜甫诗数百首，爱其浩荡津涯，处处臻到，始病沈、宋之不存寄兴，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。不数年，与诗人杨巨源友善，日课为诗，性复僻，懒人事，常有闲暇，间则有作。识足下时，有诗数百篇矣。习惯性灵，遂成病蔽。……又不幸年三十二时，有罪谴弃，今三十七矣。五六年之间，是丈夫心力壮时，常在闲处，无所役用；性不近道；未能淡然忘怀；又复懒于他欲，全盛之气注射语言，杂糅精粗，遂成多大。（《元氏长庆集》三十）(www.xing528.com)

这又是从时代环境的一方面说明他们作讽谕诗的缘故。从元稹所论，可看出他们决心创造新文学的意思；从白居易所论，又可看出他们决心完成复古主张的意思。白居易说：

仆常痛诗道崩坏，忽忽愤发，或食辍哺，夜辍寝，不量才力，欲扶起之。（《与元九书》）

这与陈子昂所谓“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，采丽竞繁，而兴寄都绝，每以永叹”云云又有什么分别！事每有相反而适以相成者；所以批评上的复古说，未必非文学上的进化现象也。

其二，元白的作风因主平易而尚质。白居易《策林》（六十八）云：

臣又闻，稂莠秕稗，生于谷，反害谷者也。淫辞丽藻，生于文，反伤文者也。故农者耘稂莠，簸秕稗，所以养谷也。王者删淫辞，削丽藻，所以养文也。

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，谕“养文”之旨，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，虽质虽野，采而奖之；碑、诔有虚美愧辞者，虽华虽丽，禁而绝之。若然，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，著诚去伪，小疵小弊，荡然无遗矣。

此亦申尚质著诚之旨。不过所谓质有二端：一是情，即他所谓“根情”；一是义，即他所谓“述义”。根情者是他的所谓讽谕诗，以情为主而义附之，盖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。述义者是他的所谓闲适诗，以义为主而情附之，盖又是卧病闲居，吟玩性情之作。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中论之云：

古人云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仆虽不肖，常师此语。大丈夫所守者道，所待者时。时之来也为云龙，为风鹏，勃然突然陈力以出。时之不来也，为雾豹，为冥鸿，寂兮寥兮，奉身而退。进退出处，何往而不自得哉！故仆志在兼济，行在独善，奉而始终之则为道，言而发明之则为诗。谓之讽谕诗，兼济之志也；谓之闲适诗，独善之义也。故览仆诗者，知仆之道也。

览诗何以能知其道呢？这也可于白居易《序洛诗》中见之。他说：

在洛，凡五周岁，作诗四百三十二首。除丧明哭子十数篇外，其他皆寄怀于酒，或取意于琴，闲适有馀，酣乐不暇。苦词无一字，忧叹无一声。岂牵强所能致耶？盖亦发中而形外耳。斯乐也，实本之于省分知足，济之以家给身闲，文之以觞咏弦歌，饰之以山水风月，此而不适，何往而适哉？兹又以重吾乐也。（《白氏长庆集》六十一）

惟能有所自得，所以不致为一己的愤忧怨伤之作，而于其诗中，可以看出他的人格，可以看出他的道义。这种作风或者是受唐释寒山、拾得之流的影响；这种思想，或者是受韩、柳文以明道的影响。论到诗，虽不能以此说赅诗的全体，以此为唯一的标准，但这种标准却也在诗国辟了一个新境界。后来邵雍的《击壤集》即近此种作风者。

其三，白居易因《诗序》“发乎情止乎礼义”之语，而谓根情实义；又因《诗序》“发言为诗”及“情发于声”诸语而谓苗言华声。以此，亦欲复返于诗乐合一的情形。于是称他的美刺兴比，因事立题诸作，谓之新乐府；而元稹亦以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，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。这实在也是文学上的进化。元稹《乐府古题序》云：

自风雅至于乐府，莫非讽兴当时之事，以贻后世之人，沿袭古题，唱和重复，于文或有短长，于义成为赘媵。尚不如寓意古题，刺美见事，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。曹、刘、沈、鲍之徒时得如此，亦复稀少。近代唯诗人杜甫《悲陈陶》、《哀江头》、《兵车》、《丽人》等，凡所歌行，率皆即事名篇，无复倚傍。余少时与友人白乐天、李公垂辈，谓是为当，遂不复拟赋古题。（《元氏长庆集》二十三）

于此可知尽管受复古说的影响亦自会在创作方面辟出新境界的。白居易《策林》（六十）云：

太学生徒诵诗书之文，而不知诗书之旨；太常工祝执礼乐之器，而不识礼乐之情。遗其旨则作忠兴孝之义不彰；失其情则合敬同爱之诚不著。所谓去本而从末，弃精而好粗。

他欲人知诗书之旨，识礼乐之情，能得如此则诗乐为一，而诗乐之作用以彰。这种见解，正是后来道学家所竭力主张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