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杜而外在当时批评界上较有重要的地位者则为皎然。皎然所著，据昔人著录有“诗式”、“诗评”、“诗议”、“中序”诸称，如：
《崇文总目》文史类 昼公《诗式》五卷。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文史类 昼公《诗式》五卷，《诗评》三卷。（僧皎然）
《宋四库阙书目》别集类 僧皎然《诗评》一卷。（叶德辉云陈《录》文史类“评”作“议”）
《通志·艺文略》诗评类 昼公《诗式》五卷。 僧皎然《诗评》三卷。
《宋史·艺文志》文史类 僧皎然《诗式》五卷，又《诗评》一卷。
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文史类 《诗式》五卷，《诗议》一卷，唐僧皎然撰，以十九字括诗之体。（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文史类同）
《澹生堂书目》诗文评类诗式门 僧皎然《诗议》一卷、《中序》一卷、《诗式》二卷，僧清尽（案“尽”当作“昼”）《诗法统宗》本。
《绛云楼书目》文史类 皎然《诗式》（陈景云注，五卷，又《诗议》一卷）。
因此，顾龙振《诗学指南》中，所录皎然之著，即分《评论》、《诗式》、《诗议》三种。又据昔人称引如日人遍照金刚《文镜秘府论》所引有皎公《诗议》，冯惟讷《诗纪别集》所引书亦有《诗议》、《诗评》之别。似乎以上四种各自为书。然据《十万卷楼丛书》所辑五卷本《诗式》，与顾龙振《诗学指南》所录《诗议》、《诗评》、《诗式》两相校对：则《诗议》所载为五卷本《诗式》所无；《诗评》所载大半在五卷本《诗式》中，盖出后人割裂为之者。至《中序》则本为卷中一篇序文，不能别出成书。考《中序》云“吾将深入杼峰与松云为侣，所著《诗式》及诸文笔饼寝而不纪。……至五年夏五月会前御史中丞李公洪，自河北负谴，遇恩，再移为湖州长史。……他日言及《诗式》，……因命门人检出草本。……公欣然，因请吴生相与编录，有不当者公乃点而窜之。……勒成五卷”云云。则知今世所传《诗式》一卷本，盖在《中序》以前，系皎然原稿，未经李氏点窜者。《中序》以下则为皎然续编之稿，而经李吴二氏编录点窜者。陈振孙所谓“以十九字括诗之体”者，盖即指此。
《四库总目》于皎然《诗式》斥而不收，惟于《存目》著录之，且谓其“参差可疑”。盖由当时未见五卷足本之故。考钱谦益《绛云楼书目》有《诗式》，陈景云注云五卷，钱曾《也是园书目》及《述古堂书目》亦均五卷，则是五卷本尚有存者，特四库开馆时未见之耳。《皕宋楼藏书志》有旧抄本《诗式》五卷，出卢文弨旧藏，且录卢氏《跋》云：“此书世有镌本，俱不全，今乃得此五卷完备者，从两汉及唐诗人名篇丽句摘而录之，差以五格，括以十九体，此所以谓之式也。若世间本则虚张其目而已。岂知其用意之所在乎？”
至于《诗评》，虽有数则为五卷本《诗式》所无，然大部分均在其中，则当是后人择其衡量昔人著作或论述作法之语，别行辑出者。《诗议》，在唐代已有是书；观《文镜秘府论》（卷三）所论八对谓出皎然《诗议》，校以顾龙振《诗学指南》本《诗议》所载正相符合。此条为今传各本《诗式》所无。大率《诗议》所论，又较重在方法方面，盖同于当时诗格诗例之著。至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谓“以十九字括诗之体”，则混《诗式》言之。冯惟讷《诗纪别集》，所引《诗议》又多同于《诗评》。或《诗议》原亦《诗式》中之一部分，皎然所著早经后人窜乱，故即五卷足本中亦难睹其全耶？
又《四库存目提要》谓：“皎然与颜真卿同时，乃天宝大历间人，而所引诸诗举以为例者，有贺知章、李白、王昌龄相去甚近，亦不应遽与古人并推，疑原书散佚而好事者摭拾补之也。”此言亦未尽然。考《诗式》卷五《小序》云：“时在吴兴西山殊少诗集，古今敏手不无阙遗，俟乎博求，续更编次。”则知其编撰宗旨，本不遗同时作者。其后王玄撰《拟皎然十九字》，所举之例亦多录同时之人，盖即仍皎然旧例也。
大抵皎然论诗宗旨，意取折衷，其论诗有“四不”、“二要”、“二废”、“四离”、“六至”诸条：
气高而不怒，怒则失于风流，力劲而不露，露则伤于斤斧；情多而不暗，暗则涉于拙钝，才赡而不疏，疏则损于筋脉。（“诗有四不”）
要力全而不苦涩，要气足而不怒张。（“诗有二要”）
虽欲废巧尚直，而思致不得寘，虽欲废词尚意，而典丽不得遗。（“诗有二废”）
虽期道情而离深僻，虽用经史而离书生，虽尚高逸而离迂远，虽欲飞动而离轻浮。（“诗有四离”）
至险而不僻，至奇而不差，至丽而自然，至苦而无迹，至近而意远，至放而不迂。（“诗有六至”）(4)
类此诸语，大率都欲使自然工力恰到好处。故《诗评》云：
或曰，诗不要苦思，苦思则丧于天真。此真不然。固当绎虑于险中，采奇于象外，状飞动之趣，写冥奥之思。夫希世之珍必出骊龙之颔，况通幽名变之文哉！但贵成章以后，有其易貌，若不思而得也。（据《文镜秘府论》“论文意”条校增）
又《诗式》卷一论取境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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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境之时，须至难至险，始见奇句；成篇之后，观其风貌，有似等闲，不思而得，此高手也。
此即皎然论诗标准。此即《诗式序》中所谓“放意须险，定句须难，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”的意思。所以他一方面对于齐梁以来靡丽之风颇加攻击。如《诗议》云：“律家之流拘而多忌，失于自然，吾常所病。”又《诗评》云：“齐梁之后，正声浸微，人不逮古。”至如《诗式》之论四声，谓“沈休文酷裁八病，碎用四声，故风雅殆尽。后人才子，天机不高，为沈生弊法所媚，懵然随流，溺而不返”。论用事谓诗人不必以征古为用事，“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”。其有“语似用事义非用事者，盖由作者不欲委曲伤乎天真”。（均见卷一）则知其于俪语声律初非重视。许印芳《诗式跋》谓：“六朝以来诗人争尚用事，然或不善驱使，往往意为词掩，又守四声八病之说，动多拘忌，真意浸失，其陋劣者抄袭名篇攘夺佳句，贻讥盗窃罔知愧耻，昼乃著《诗式》论列用事不用事之优劣，指示拘守声病之流弊，又著偷语偷意偷势三例，以偷语为钝贼，垂戒来学可云痛切。”盖即专就此方面言者。
但是皎然在另一方面却也不废俪语与声律，如《诗评》云：
或曰，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于俪词。予曰不然。先正诗人时有俪词。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，非俪耶？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，非俪耶？但古人后于语，先于意。意因成语，语不使意。偶对则对，偶散则散。若力为之则见斤斧之迹。故有对不失浑成，纵散不关造作，此古手也。（据《文镜秘府论》校增）
又《诗式》云：
作者措意虽有声律，不妨作用。如壶公瓢中，自有天地日月，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。此为诗中之仙，拘忌之徒，非所企及矣。（卷一“明作用”条）
此皆不废俪偶声律之论。他这种折衷调和的主张，正由他的论诗主旨得来。他以为：
作者须知复变之道：反古曰复，不滞曰变。若惟复不变，则陷于相似之格；其壮如驽骥同厩，非造父不能辨，能知复变之手，亦诗人之造父也。以此相似一类置于古集之中，能使弱手视之，眩目何异！宋人死鼠为玉璞，岂知周客㗅而笑哉！又复变二门，复忌太过，诗人呼为膏肓之疾，安可治也！如释氏顿教，学者有沉性之失，殊不知性起之法，万象皆真。夫变若造微，不忌太过，苟不失正，亦何咎哉！如陈子昂复多而变少，沈宋复少而变多，今代作者，不能尽举。吾始知复变之道，岂惟文章乎！在儒为权，在文为变，在道为方便。后辈若乏天机，强效复古，反令思扰神沮。何则？夫不工剑术，而欲弹抚干将大阿之铗，必有伤手之患，宜其诫之哉！
所以他虽有反对齐梁声律的论调，而不同于陈李之复古，转近于杜甫之集大成。其与杜甫不同者，不过比较更重在“神诣”。《诗式序》云：“至如天真挺拔之句，与造化争衡，可以意冥，难以言状，非作者不能知也。”所以他的诗论虽取折衷，而较近于诗佛之诗论。我尝以为司空图之论诗，为王维一派之诗论，今若证以皎然所言，则往往有足为司空图之先声者。
其一，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，专论诗之风格。而皎然《诗式》所谓以十九字括诗之体者，亦是就风格而言，如云：
风韵朗畅曰高，体格阔放曰逸，放词正直曰贞，临危不变曰忠，持操不改曰节，立性不放曰志，风情耿介曰气，缘境不尽曰情，气多含蓄曰思，词温而正曰德，检束防闲曰诫，性情疏野曰间，心迹旷诞曰达，伤甚曰悲，词理凄切曰怨，立言盘泊曰意，体裁劲健曰力，意中之静曰静，意中之远曰远。
此外《诗式》中“四不”、“四深”、“二要”、“二废”、“四离”、“六迷”、“六至”、“七德”等条，亦大抵就风格言。即其《论高手述作》谓“如登荆巫觌三湘，鄢郢山川之盛萦回盘礴，千变万态”，亦善为形似之语，颇与表圣《诗品》相类。
其二，司空图论诗重在味外之旨，颇近后来以禅喻诗的严羽的论调；而皎然论诗即阐以禅论诗之旨。如《诗式》云：
康乐公早岁能文，性颖神彻，及通《内典》，心地更精，故所作诗发皆造极，得非空王之道助邪？……康乐为文真于情性，尚于作用，不顾辞彩，而风流自然。彼清景当中，天地秋色，诗之量也；卿云从风，舒卷万状，诗之变也。不然，何以得其格高，其气正，其体贞，其貌古，其词深，其才婉，其德容，其调逸，其声谐哉！（卷一“文章宗旨”）
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，若遇高手如康乐公；览而察之，但见情性，不睹文字，盖诣道之极也。（卷一“重意诗例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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