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家修史，史论家则论史。修史者不重在论文，故不易见其论文见解；论史者则以文史关系之密，论史多同于论文，故又颇可窥出其论文的见解。在昔文史不分之时，史家好似文学家，而史论家则好似文学批评家。唐代史论家的著作，其较重要者只有刘知几的《史通》。(12)刘氏《史通》商榷史篇，扬扢文词，其所论颇为重要。不过以文史虽属同源而毕竟异途。(13)所以《史通》所论，非惟与《文心雕龙》不同，即与当时史家亦异其旨趣。《史通》是本于史学的观点，以论史籍的文词；《文心雕龙》是本于文学的观点，以论文学的作品。所以也可说，《史通》所论是史学家的文学观；而《文心雕龙》所言则是文学家的文学观。
明《史通》所论只指史籍的文词，则知其论文所以不偏主藻饰而同时又不偏主质朴之故。如《杂说》下云：
自梁室云季，雕虫道长：“平头”、“上尾”，尤忌于时；对语俪辞，盛行于俗。始自江外，被于洛中。而史之载言，亦同于此。假有辨如郦叟，吃若周昌，子羽修饰而言，仲由率尔而对，莫不拘以文禁，一概而书。必求实录，多见其妄矣。
此言史文叙述之不能偏于雕饰而失实。又《论赞》篇以为后世流宕忘返，“大抵皆华多于实，理少于文，鼓其雄辞，夸其俪事”。而对于当代以词人而兼史家者为更致不满。他说：
大唐修《晋书》，作者皆当代词人，远弃史、班，近宗徐、庾。夫以饰彼轻薄之句，而编为史籍之文，无异加粉黛于壮夫，服绮纨于高士者矣。
则又言史传、论、赞之不宜徒尚俪辞，此皆不欲以文人撰史之意。然如《叙事》篇云：
夫饰言者为文，编文者为句，句积而章立，章积而篇成，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。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，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。况乎列以章句，刊之竹帛，安可不励精雕饰，传诸讽诵者哉！
则其不偏尚质朴之意又极明显。这种主张似相矛盾，实则本于史学的见解看来固绝不冲突。何者？史本是“笔”的一种，笔虽不同于文而亦不可废饰。论史事宜求其翔实，论史文须期其永久。所以《叙事》篇又说：
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。至若书功过，记善恶，文而不丽，质而非野。使人味其滋旨，怀其德音，三复忘疲，百逼无斁。自非作者曰圣，其孰能与于此乎？
这种文质折衷的论调，似乎与当时史家之论文学相同，然而亦有差异之处。盖史家之论文学，有时本于文学的立场；而史论家之论史籍，则全本于史学的观点。所以史家如李百药《北齐书》所言，足为后来诗人复古之根据；而刘氏之论则适以混笔为文，只能助杂文学张目而已。此所以《史通》论文又全为史学家之文学观也。
明《史通》论文全是史学家之文学观，则其论文主旨，始可得而言。大抵史学家之论文总无主纯美论者。一方面求其信实，此王充所谓“极笔墨之力，定善恶之实也”。一方面又求其应用，此又王充所谓“文人之笔，劝善惩恶”也。（并见《论衡·佚文》篇）此本是史家论文之宗旨，刘氏亦不能外是。
由其求信实者言，故重在真。言语须求其真，事实须求其真，是非也须求其真。《言语》篇谓记当世口语宜从实而书(14)，此求言语之真。《叙事》篇论假托古词翻易新语之非(15)，此求事实之真。《浮词》篇又谓抑扬不使过实(16)，此又求是非之真。其论颇与王充《论衡》相同，而与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微异。《论衡》谓经传之文贤圣之语，后世不晓，是由语异，不关材鸿（见《自纪》篇）；正与《史通》所谓不应怯书今语，勇效昔言者同旨。而《文心雕龙·炼字》篇谓：“《尔雅》、《仓颉》异体相资，如左右肩股；该旧而知新，亦可以属文。”便不全重今语了。《论衡》谓：“必谋虑有合，文辞相袭，是则五帝不异事，三王不殊业也。”（见《自纪》篇）此也近《史通》所讥述事必比于古之意。而《文心雕龙·事类》篇乃云，“明理引乎成辞，征义举乎人事，乃圣贤之鸿谟，经籍之通矩”，则又不废古典了。《论衡》谓“世俗所患，患言事增其实，著文垂辞，辞出溢其真”（见《艺增》篇），此亦《史通》所谓“发言失中，加字不惬，遂令后之览者，难以取信”之意。而《文心雕龙·夸饰》篇乃云：“文辞所被，夸饰恒存。”则固不贬浮词了(17)，史学家与文学家之论文其不同乃如此。
由其求应用者言，故又重在善。其《史官建置》篇云：
若乃《春秋》成而逆子惧，南史至而贼臣书，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，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。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，乃人生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家者其可缺之哉！
其《曲笔》篇又云：
盖史之为用也，记功司过，彰善瘅恶。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
这些都与《论衡》论文重在劝惩者相同。所以记事必择其有关系者，若采及谐谑，引及小说，则其事芜秽，其辞猥杂了。载言亦必择其足以资劝惩者，若徒摭浮词，仅采虚饰，则无裨劝奖，有长奸诈了。其《书事》篇云：
昔荀悦有云：“立典有五志焉：一曰达道义，二曰彰法式，三曰通古今，四曰著功勋，五曰表贤能。”干宝之释五志也，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，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，忠臣、烈士、孝子、贞妇之节则书之，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，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。于是采二家之所议，惩五志之所取，盖记言之所网罗，书事之所总括，粗得于兹矣。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？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。一曰叙沿革，二曰明罪恶，三曰旌怪异。何者？礼仪用舍、节文升降则书之，君臣邪僻、国家丧乱则书之，幽明感应、祸福萌兆则书之。于是以此三科，参诸五志，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。求诸笔削，何莫由斯。
其《载言》篇则云：
至如史氏所书，固当以正为主。是以虞帝思理，夏后失御，《尚书》载其“元首”、“禽荒”之歌；郑庄至孝，晋献不明，《春秋》录其“大隧”、“狐裘”之什。其理谠而切，其文简而要，足以惩恶劝善，观风察俗者矣。若马卿之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，扬雄之《甘泉》、《羽猎》，班固《两都》，马融《广成》，喻过其体，词没其义，繁华而失实，流宕而忘返，无裨劝奖，有长奸诈，而前后《史》、《汉》皆书诸列传，不其谬乎！
(www.xing528.com)
此虽只论史例，而同时很可窥出其论文宗旨。至少，可以说这是史家的文学观。
刘氏本于史家的文学观以论史籍的文辞，故偏重在“笔”的方面，当然不主纯美，而与古文家之论调为近。今案《史通》所言，就其关于文事之讨论，而为古文家树之先声者，有两个较重要的问题。即是（1）繁简的问题，（2）模拟的问题。
骈俪之体出于词赋，体尚铺排故宜于烦；散行之体出于历史，体尚剪裁故宜于简。所以古文家与史家均有叙事尚简的主张。《史通·叙事》篇云：
夫国史之美者，以叙事为功；为叙事之功者，以简要为主。简之时义大矣哉！历观自古作者权舆《尚书》，发纵所载，务于寡事。《春秋》变体，其言贵于省文。斯盖浇淳殊致，前后异迹。然则文约而事丰，此述作之尤美者也。始自两汉，迄乎三国，国史之文日伤烦富。逮晋已降，流宕逾远，寻其冗句，摘其烦词，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，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。夫聚蚊成雷，群轻折轴，况于章句不节，言词莫限，载之兼两，曷足道哉！
又云：
章句之言有显有晦：显也者，繁词缛说，理尽于篇中；晦也者，省字约文，事溢于句外。然则晦之将显，优劣不同，较可知矣。夫能略小存大，举重明轻，一言而巨细咸赅，片语而洪纤靡漏，此皆用晦之道也。
他要损之又损，以至“华逝而实存，滓去而沈在”，这都与古文家尚简之说相同。古文家自欧阳修、尹洙等后，直至清代“桐城派”，大率都主于简，其意实自刘氏发之。
又史家之与古文家更有一相同之点，即是均重在则古。《模拟》篇云：“夫述者相效，自古而然。……况史臣注记，其言浩博，若不仰范前哲，何以贻厥后来。”正与古文家之师古同旨。刘氏因此更论模拟之体云：
盖模拟之体厥途有二：一曰貌同而心异，二曰貌异而心同。……世之述者，锐志矜奇，喜编次古文，撰叙今事，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，三史重出，多见其无识者矣。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。何则？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，镕铸之象物，以此而似也。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，义理玄同，若斯而已。……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，从晋已降喜学五经。夫史才文浅而易模，经文意深而难拟。既难易有别，故得失有殊。盖貌异而心同者，模拟之上也。貌同而心异者，模拟之下也。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，不尚貌异而心同者，何哉？盖鉴识不明，嗜爱多僻，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，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，有叶公好龙之喻也。
最后他复谓“拟古而不类乃难之极者”这正与后来古文家所谓“含英咀华”者相同。韩愈《答刘正夫》书谓为文宜师古圣贤人，而申之以师其意不师其辞。正是刘氏所谓取其“道术相会义理玄同”之意。韩愈送《高闲上人序》论学张旭之草书，谓“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”，此即所谓貌同心异，为模拟之下之说。刘氏于此篇自谓：“自子长以还，似皆未睹斯义。”盖亦以史家不肯下文辞的工夫，而论史者又不从文学方面论之也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(1) 唐薛登天授中上疏，渭“文帝纳李谔之策，由是下制禁断文笔浮词，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，于是风俗改励，政化大行”，殊为颠倒事实。
(2) 明焦竑《笔乘》卷二云：“宋咸作《驳中说》谓《文中子》乃后人所假托，实无其人，则几于瞽说矣。王绩有《负苓者传》，陈叔达有《答王绩书》曰：‘贤兄文中子，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，宏纲正典，暗而不宣，乃兴元经以定真统。’陆龟蒙《送豆卢处士序》亦曰：‘昔文中子生于隋代，知圣人之道不行，归河汾间修先君之业。’后司空图、皮日休俱有《文中子碑》，五子皆唐人，言之凿凿如此，咸独臆断其无，可乎？”又其《续笔乘》卷三谓：“《杨炯集》中有《王子安集序》亦言‘文中子居龙门裁成大典，以赞孔门，勃思崇祖德，光宣奥义’，亦王通实有其人之证。”又宋释契嵩《镡津文集》十三《书文中子传后》力言文中子之事可信，亦足备一说。
(3) 此则宋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亦已辨之。其言云：“大庆谓容斋之所辨证，是矣。尝观杜淹所撰世家，年世既已牴牾，且或疏略自戾，岂止如容斋所疑乎？……然容斋遂并疑《中说》为阮逸所作，大庆则未敢以为然也。何者？逸乃我宋仁宗朝人，《唐书·艺文志》已有王通《中说》，皮日休有《文中子碑》，亦言序述六经敷为《中说》，李、薛、房、杜皆其门人，而刘禹锡作《王华卿墓铭》序载其家世行事甚详，云门多伟人，则与其书所言合矣。司空图又谓文中子致圣人之用，房卫数公皆为其徒，恢文武之道以跻贞观治平之盛。至于李翱《读文中子》且以其书并之太公《家教》，刘菁《读文中子》又以六籍奴婢讥之，是虽当世儒者，好恶不同，推尊之或过，毁损之失真，要知自唐已有此书，决非阮逸所作明矣。”
(4) 焦竑《笔乘》卷二云：“宋龚鼎臣尝得唐本《中说》于齐州李冠家，盖《中说》之行久矣。陈同父类次《文中子》云：‘十篇举其端二字以冠篇，篇各有序，惟阮逸本有之。’又阮龚二本时有异同，如阮本曰，严子陵钓于湍石，尔朱荣控勒天下，故君子不贵得位。龚本则曰严子陵钓于湍石，民到于今称之；尔朱荣控勒天下，民无得而称焉。龚本曰出而不声，隐而不没，用之则成，舍之则全。阮本则因董常而言，终之曰，吾与尔有矣。岂逸不无增损于其间，遂启后世之疑邪？”绍虞案此说亦见宋张淏《云谷杂记》，惟张氏只言为后人所附益，不曾定为阮逸耳。又李觏《直讲李先生文集》二十九《读文中子》一文谓：“文中子教授河汾间，迹未甚显，没后门人欲尊宠之，故扳太宗时公卿以欺后世耳。惧其语之泄乃溢辞以求媚。”其说亦是。
(5) 元白珽《湛渊静语》卷一云：“文中子《中说》，杜淹所撰，中间多有疏谬处，所以启或者之疑议。然王氏子弟如王凝、福畴，不无傅会于其间，以张侈其门户。且如《王道》篇云：‘李德林请见，子与之言，归有忧色。门人问子。子曰，德林与吾言终日，言文而不及理。门人退，子援琴鼓《荡》之什，门人皆沾襟焉。’一又《礼乐》篇云：安平公问政，即德林也。余按史李德林卒于开皇之十年，时文中子甫七岁，固未有门人，德林何自而请见问政，门人何自而闻琴流涕，此亦疏谬之一端。不但唐开国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。”绍虞案此说即本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所言，但叶氏不言为杜氏所撰耳。
(6) 《四库总目提要》：“所谓文中子者，实有其人；所谓《中说》者，其子福郊、福峙等纂述遗言，虚相夸饰，亦实有其书。第当有唐开国之初，明君硕辅不可以虚名动。又陆德明、孔颖达、贾公彦诸人，老师宿儒布列馆阁，亦不可以空谈惑。故其人其书皆不著于当时，而当时亦无斥其妄者。至中唐以后渐远无征，乃稍稍得售其欺耳。”
(7) 章炳麟《检论·案唐》篇云：“《中说》时有善言，其长夸诈则甚矣。案其言长安见李德林援琴鼓《荡》，及杜淹所为《世家》，称通问礼关朗，其年齿皆不逮，而房玄龄、杜淹、陈叔达年皆长通，不得为其弟子。《旧唐书》称通仕至蜀郡司户书佐，疑其言献策者亦妄也。诸此诈欺之文，世或以为福郊、福畤增之。案通弟绩既以通比仲尼，子姓袭其唐虚宜然。然其年世尚近，不可颠到，而勃去通稍远矣。生既不识李、房、杜、陈之畴，比长，故老渐凋，得以妄述其事。《唐书》称通尝起汉魏尽晋，作《书》百二十篇，续古《尚书》，有录无书者十篇，勃补完缺遗定著二十五篇。由今验之，《中说》与《文中子世家》皆勃所谰诬也。”
(8) 焦竑《续笔乘》卷三“《王勃集序》”条：“《杨炯集》二十卷，今不传，第诗数十篇耳。近童珮搜访遗文，合为十卷，有《王子安集序》，中云，文中子之居龙门也，睹隋室之将散，知吾道之未行。循叹凤之远图，宗获麟之遗制，裁成大典以赞孔门。讨论汉魏迄于晋代，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，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续《诗》，又自晋太熙元年至隋开皇九年，平陈之岁褒贬行事，述《元经》以法《春秋》，门人薛收为之传，未就而殁。君思崇祖德，光宣奥义，续薛氏之遗传，制《诗》、《书》之众序，危举艺文，克融前烈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序并冠于篇，《元经》之传未终其业，命不我与，有涯先谢。又注《周易》穷乎晋卦。又编次《论语》各以群分，穷源造极为之诂训。又注《黄帝八十一难》，撰《合论》十篇见行于代。此亦可为《文中子》非伪书一证。”
(9) 案德林卒于开皇十年，时通甫七岁，固未有门人，此亦事实之疏谬者。
(10) 李百药《北齐书》有《文苑传序》，房乔等《晋书》有《文苑传序》、《文苑传论》，魏征等《隋书》有《文学传序》，姚思廉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均有《文学传序》，令狐德棻《周书》虽无《文苑传》而《王褒庾信传论》中颇多论文之语。惟李延寿南、北史虽均有《文学传》而其序论大都剿袭人说，如《南史·文学传序》同《陈书》而其《论》又袭自《梁书》，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同《隋书》及《周书》。
(11) 然魏征《梁书·帝纪论》犹且谓：“太宗聪睿过人，神采秀发，多闻博达，富赡词藻；然文艳用寡，华而不实，体穷淫丽，义罕疏通。哀思之音，遂移风俗，以此而贞万国，异乎周诵、汉庄矣。”
(12) 唐代史评之著，惟刘知几《史通》独传。知几次子
有《史例》三卷，见《新唐志》，今不传。又柳璨有《史通析微》十卷，《新唐志》作柳氏《释史》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谓其讥评刘氏之失，今亦不传。此外尚有裴杰《史汉异义》（《通志》“义”作“议”）三卷，田弘正客《沂公史例》十卷，均见《新唐志》文史类；又吴武陵《十三代史驳议》十二卷，见《宋志》文史类，似均不重在论文。
(13) 《史通·核才》篇云：“文之与史，较然异辙。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，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，其有赋述《两都》，诗裁《八咏》，而能编次汉册，勒成宋典，若斯人者，其流几何？是以略观近代，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。其为式也，罗含、谢客，宛为歌颂之文，萧绎、江淹，直成铭赞之序，温子升尤工复语，卢思道雅好丽词；江总猖獗以成迷，庾信轻薄而流宕，此其大较也。”又《杂说下》云：“史云史云，文饰云乎哉！”盖他因于文史分途，故不欲以文人撰史，更不欲史之偏于文饰。
(14) 《史通·言语》篇云：“夫《三传》之说，既不习于《尚书》；两汉之词，又多违于战国；足以验甿俗之递改，知岁时之不同。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，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。方复追效昔人，示其稽古。是以好邱明者则偏模《左传》，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。用使周、秦言辞，见于魏、晋之代，楚、汉应对，行乎宋、齐之日，而修伪混沌，失彼天然。今古以之不绝，真伪由是相乱。……夫天地长久，风俗无恒，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。而作者皆怯书今语，勇效昔，言不其惑乎？”
(15) 《史通·叙事》篇云：“昔文章既作，比兴由生：鸟兽以媲贤愚，草木以方男女，诗人骚客，言之备矣。洎乎中代，其体稍殊，或拟人必以其伦，或述事多比于古。当汉氏之临天下也，君实称帝，理异殷周，子乃封王，名非鲁卫。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，公辅为王臣，盘石加建侯之言，带河申俾侯之誓。而史臣撰录，亦同彼文章，假托古词，翻易新语。润色之滥，萌于此矣。降及近古，弥见其甚。……夫持彼往事，用为今说，置于文章则可，施于简册则否矣。”
(16) 《史通·浮词》篇云：“昔尼父裁经，义在褒贬，明如日月，持用不刊，而史传所书，贵乎博录而已。至于本事之外，时寄抑扬，此乃得失禀于片言，是非由于一句。谈何容易，可不慎欤！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，则有发言失中，加字不惬；遂令后之览者，难以取信。”
(17) 《文心·练字》篇虽谓“今一字诡异，则群句震惊”，而《夸饰》篇亦谓“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，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”。均去甚去泰之意，与史家论旨自别。
免责声明：以上内容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，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