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：唐初史家对南朝文学的不满意及其论文风格

隋末王通，论文重道，开后世道学家之先声。唐初史家，其论文虽无此极端，然也颇不满意六朝的作风，所以又开古史家之先声。史家固不重在论文，但以其所修诸史均有文苑传或文学传，而于此诸传之先每有一篇序，于此诸传之后又或为之论，所以正可于其序或论之中窥见史家的论文见解。⁽¹⁰⁾

今考当时一般史家之论文，大率为一种折衷的论调。由南与北的文学言，则欲其“掇彼清音，简兹累句”，如李延寿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所谓：

暨永明、天监之际，太和、天保之间，洛阳、江左，文雅尤盛。彼此好尚，雅有异同。江左宫商发越，贵于清绮；河朔词义贞刚，重乎气质。气质则理胜其词，清绮则文过其意。理深者便于时用，文华者宜于咏歌。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。若能掇彼清音，简兹累句，各去所短，合其两长，则文质彬彬，尽美尽善矣。

由古与今的文学言，则又欲其“权衡轻重，斟酌古今”，如令狐德棻《周书·王褒庾信传论》所言：

原夫文章之作，本乎情性，覃思则变化无方，形言则条流遂广。虽诗赋与奏议异轸，铭诔与书论殊涂，而撮其指要，举其大抵，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，考其殿最，定其区域，摭六经百氏之英华，探屈、宋、卿、云之秘奥。其调也尚远，其旨也在深，其理也贵当，其辞也欲巧。然后莹金璧，播芝兰，文质因其宜，繁约适其变，权衡轻重，斟酌古今，和而能壮，丽而能典，焕乎若五色之成章，纷乎犹八音之繁会。夫然，则魏文所谓通才，足以备体矣；士衡所谓难能，足以逮意矣。

此即颜之推所谓“古之制裁为本，今之辞调为末”的意思。盖在一种风气将转的时候，本易有此种论调的。何况史家衡古论今，对于文学之源流得失，无不了然，则欲其各去所短，而合其两长，固更不足怪了。明此，然后知史家论文虽不免泛评当时作者（如《晋书·文苑传》的《序》和《论》），或泛述一代历史（如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），与文学批评似乎无多关系，然而总观各家所论，亦有数点足以特别提出，可借以窥知文学批评上之思想与文学史上之作风，其所由转移之故者。

其评论当时的文学，则对于南朝以来之作，每有一种不满意的论调。如《周书·王褒庾信传论》云：

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，盛行于梁季。其体以淫放为本，其词以轻险为宗。故能夸目侈于红紫，荡心逾于郑卫。昔扬子云有言“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词人之赋丽以淫”，若以庾氏方之，斯又词赋之罪人也。

《北齐书·文苑传序》云：

江左梁末，弥尚轻险，始自储宫，刑乎流俗。杂沾滞以成音，故虽悲而不雅。

又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云：

梁自大同之后，雅道沦缺，渐乖典则，争驰新巧。简文、湘东启其淫放，徐陵、庾信分路扬镳。其意浅而繁，其文匿而彩，词尚轻险，情多哀思。格以延陵之听，盖亦亡国之音乎！（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同）

此种论调也足为提倡古文古诗者张目。大抵当时诸史惟《晋书》与南朝无关，梁、陈二书与《南史》，则又为体例所限，势不能讥议其失，⁽¹¹⁾故犹无贬辞，至于北朝诸史则对南朝文学当然可为严正的批评了。所以我谓当时史家对于南朝文学都有不满意之论。(www.xing528.com)

南朝文学之缺点既如上述，于是或推论文学之源，或进究文学之本。其论文源者则归本于圣典，遂不期然而然的使文学观复返于复古。今略摭数节以见一斑。

夫文以化成，惟圣之高义；行而不远，前史之格言。……移风俗于王化，崇孝敬于人伦；经纬乾坤，弥纶中外。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。（《晋书·文苑传序》）

经礼乐而纬国家，通古今而述美恶，非文莫可也。是以君临天下者，莫不敦悦其义，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。古往今来未之能易。（《梁书·文学传序》）

《易》曰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，孔子曰“焕乎其有文章也”。自楚汉以降，辞人世出，洛汭江左，其流弥畅：莫不思侔造化，明并日月，大则宪章典谟，裨赞王道，小则文理清正，申纾性灵。至于经礼乐，综人伦，通古今，述美恶，莫尚乎此。（《陈书·文学传序》，又《南史·文学传序》略同。）

夫文学者，盖人伦之所基欤？是以君子异乎众庶。昔仲尼之论四科，始乎德行终于文学，斯则圣人亦所贵也。（《陈书·文学传论》）

两仪定位、日月扬挥，天文彰矣；八卦以陈、书契有作，人文详矣。若乃《坟》、《索》所记，莫得而云，《典》、《谟》以降，遗风可述。是以曲阜多才多艺，鉴二代以正其本，阙里性与天道，修六经以维其末。故能范围天地，纲纪人伦，穷神知化，称首于千古，经邦纬俗，藏用于百代。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！逮乎两周道丧，七十义乖：淹中稷下，八儒三墨，辩博之论蜂起；漆园黍谷，名、法、兵、农，宏放之词雾集。虽雅诰奥义，或未尽善，考其所长，盖贤达之源流也。（《周书·王褒庾信传论》，又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略同。）

《易》曰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，《传》曰“言身之文也”。“言而不文，行之不远。”故尧曰则天，表文明之称；周云盛德，著焕乎之美。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！上所以敷德教于下，下所以达情志于上。大则经纬天地，作训垂范；次则风谣歌颂，匡主和民。或离谗放逐之臣，涂穷后门之士，道轲而未遇，志郁抑而不伸，愤激委约之中，飞文魏阙之下，奋迅泥滓，自致青云，振沉溺于一朝，流风声于千载，往往而有。是以凡百君子，莫不用心焉。（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）

穷其源而以圣贤之述作为依归，究其用而以裨赞王道纲纪人伦为标准。此虽不是古文家的论调，而古文家的论调实本于此。实则史家有此议论，沿流溯源，尚不为谬；文家有此主张，古典是式，便成为复古了。

其论文本者，则归之于情而欲复返于雅正。如《晋书·文苑传论》云：

夫赏好生于情，刚柔本于性。情之所适，发乎咏歌，而感召无象，风律殊制。

寥寥数语，已很能说明情性与文学之关系。至李百药《北齐书·文苑传序》则言之更精：

夫玄象著明以察时变，天文也。圣达立言化成天下，人文也。达幽显之情，明天人之际，其在文乎？逖听三古，弥纶百代，制礼作乐，腾实飞声。若或言之不文，岂能行之远也。子曰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”，大圣踵武，邈将千载，其间英贤卓荦，不可胜纪，咸宜韬笔寝牍，未可言文，斯固才难，不其然也。

至夫游、夏以文词擅美，颜回则庶几将圣，屈、宋所以后尘，云、卿未能辍简，于是辞人才子，波骇云属，振鹭之羽仪，纵雕龙之符采，人谓得玄珠于赤水，策奔电于崑丘，开四照于春华，成万宝于秋实。

然文之所起，情发于中。人有六情，禀五常之秀；情感六气，顺四时之序。其有帝资悬解，天纵多能，摛黼黻于生知，问珪璋于先觉。譬雕云之自成五色，犹仪凤之冥会八音，斯固感英灵以特达，非劳心所能致也。纵其情思底滞，关键不通，但服膺无怠，钻仰斯切，驰鹜胜流，周旋益友，强学广其文见，专心屏于涉求，画缋饰以丹青，雕琢成其器用，是以学而知之，犹足贤乎已也。谓石为兽，射之洞开，精之至也。积岁解牛，砉然游刃，习之久也。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，穷寄怀不移之情，安有至精久习，而不成功者焉。

此文颇似《文赋》，亦能阐说文本于情之关系。不过他所谓情，重在归于雅正，而不可偏于哀思。故李氏于其《文苑传赞》又云：“乃眷淫靡，永言丽则，雅以正邦，哀以亡国。”

穷文之源则以古为式，此即令狐德棻所谓“摭六经百氏之精华，探屈、宋、卿、云之秘奥”者；究文之本则以情为主，此又李延寿所谓“河朔词义贞，刚重乎气质”者。史家深知当时南朝文学之失，而欲求其弊补其偏，所以每成为折衷的论调，而这种论调正为后来复古的文人与诗人之所本。盖因穷文之源而论文每主于尚用，自成后来文人之主张了；因究文之本而论文又归于崇雅，则又成后来诗人之主张了。人每知陈子昂、李白之力复古诗，韩愈之力复古文，而不知风气之开，即在初唐史家固已然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