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李谔与王通的重要影响

在隋唐五代三百多年的中间，由一般作家的作风而言，可以别为三个时期：前一个时期——隋及初唐——约占一百多年，是作风将变，明而未融的时候，盖以积重难返，故犹不免承袭梁陈之馀音。中一个时期——旧时所谓盛唐及中唐——也占一百多年，是作风丕变，登峰造极的时候，此时诗文，才奏摧陷廓清之功，才变以前骈俪的面目，与浮艳的作风。后一个时期——晚唐及五代——也占一百多年，又是骈俪馀波，回荡振转的时候。所以若自古文的立脚点而言，则此期的文学史殆成弧形的进展。

至就此三百多年的批评主张而言，也可以复古运动为中心而分成上述的三个时期，不过在前一时期是酝酿时代，中一时期是高潮时代，后一时期是销沉时代而已。盖中国的文学批评，恒随作风为转移。评者与作者往往不能分别，所以批评界的论调，同时每成为作家的主张。

六朝以后骈俪的作风之转移，在隋及初唐已然；所以文坛的复古思想，在隋及初唐也已微露其端倪。今考隋时如李谔王通诸人所言，已启唐代复古论调之先声。李谔力攻骈体之失，王通复标明道之旨，消极的或积极的方面，破坏的或建设的方面，均足为唐代古文家的根据。

李谔在隋文帝时以当时文体轻薄，流宕忘反，上书曰：

臣闻古贤哲王之化人也，必变其视听，防其嗜欲，塞其邪放之心，示以淳和之路，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为道义之门，故能家复孝慈，人知礼让，正俗调风，莫大于此。其有上书献赋，制诔镌铭，皆以褒德序贤，明勋证理，苟非惩劝，义不徒然。降及后代，风教渐落。魏之三祖，更尚文词，忽君人之大道，好雕虫之小艺；下之从上，有同影响，竞骋文华，遂成风俗。江左齐梁，其弊弥甚：贵贱贤愚，唯务吟咏，遂复遗理存异，寻虚逐微，竞一韵之奇，争一字之功。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，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。世俗以此相高，朝廷据兹擢士，禄利之路既开，爱尚之情愈笃。于是闾里童昏，贵游总丱，未窥六甲，先制五言。至如羲皇舜禹之典，伊傅周孔之说，不复关心，何尝入耳！以傲诞为清虚，以缘情为勋绩，指儒素为古拙，用词赋为君子。故文笔日繁，其政日乱，良由弃大圣之规模，构无用以为用也。

李谔此书固似近于希承帝旨。当开皇四年，文帝即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，其时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文表华艳至付所司治罪。李谔所云盖即本此意旨而发，所以表中也引此事。⁽¹⁾但其论调重儒教而轻文艺，尚实用而贱虚饰，则唐人所论固不出此范围也。

李谔所论固启唐代古文家的先声了。但其文体依旧不脱骈俪的馀习。王通则更进一步，实行其论文的主张，即文体也古典是式了。

王通，《隋书》无传，惟附见于新、旧《唐书》王质、王勃、王绩各传，称为“隋末大儒，号文中子”而已。其著述之传于今者有《中说》十卷。但核以事实又多相牴牾，于是有疑其非出文中子所撰者，有且疑文中子并无其人者。实则《隋书》虽不为王通立传，而唐人言之凿凿，不可谓实无其人。⁽²⁾至于《中说》是否出彼所撰，固成问题，但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因杜淹所撰《文中子世家》事实多牴牾，遂疑《中说》为宋代阮逸所作，则亦不免断得太勇。盖《中说》中所载事实虽不免牾牴，而在唐时已有此书则无可疑。⁽³⁾至多只能如焦竑所谓“阮逸不无增损于其间”⁽⁴⁾，若遽定为宋人之著则未免错误。不过《中说》虽为唐时之书，而因其事实之牴牾，实不能谓全出于王通所撰定；于是或称为杜淹所撰⁽⁵⁾，或称为其子福郊、福畤等所依托⁽⁶⁾，或称为王勃所伪造⁽⁷⁾，要之都不过一种揣测之辞，没有坚强的左证，未易作肯定的论断。窃以为王通之续六经撰《中说》，明见于《新唐书·王绩传》，则其为人已有妄诞之嫌；其父杀人其子或且行劫，则其子弟之习为夸诈，又何足怪。大抵其书原出王通所撰⁽⁸⁾，盖《中说》之拟《论语》，亦与其续古尚书等同例，并为赝古之作；不过王氏原书或未指实人名，而其子如福郊、福畴辈，其门人如薛收、姚义辈，或欲张侈其门户，或欲借此以自重，遂不免妄加人名或增饰事实，而不知其转陷于谰诬耳。而且，即退一步言谓《中说》非出王通所撰，不足见其思想，则其书至迟也不能在王勃以后，无论如何，也足见此酝酿时期一部分人的文学见解。所以现在姑仍旧说以《中说》为王通所撰，借以窥见时人之文学观。

《中说》中首先对于南朝文学施一个攻击。其《事君》篇云：

子谓文士之行可见：谢灵运小人哉，其文傲；君子则谨。沈休文小人哉，其文冶；君子则典。鲍照、江淹，古之狷者也，其文急以怨。吴筠、孔珪，古之狂者也，其文怪以怒。谢庄、王融，古人纤人也，其文碎。徐陵、庾信古之夸人也，其文诞。或问孝绰兄弟？子曰，鄙人也，其文淫。或问湘东王兄弟？子曰，贪人也，其文繁。谢朓，浅人也，其文捷。江总，诡人也，其文虚。——皆古之不利人也。

他惟对于颜延之、王俭、任昉三人谓：“有君子之心焉，其文约以则。”因此他对于当时文学下个总批评：

古之文也约以达，今之文也繁以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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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以达，由于重文之本；繁以塞，由于逐文之末。其论文然，其论诗的标准亦然。《天地》篇云：

李伯药见子而论诗，子不答。伯药退谓薛收曰：“吾上陈应、刘，下述沈、谢，分四声八病，刚柔清浊，各有端序，音若埙篪，而夫子不应，我其未达欤？”薛收曰：“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！上明三纲，下达五常，于是征存亡，辩得失，故小人歌之，以贡其俗，君子赋之以见其志，圣人采之以观其变。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，是夫子之所痛也，不答则有由矣。”

此等见解，吾以为如王勃这样的文人未必如此拘执，所以未必为王勃所依托。《事君》篇又云：

古君子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而后艺可游也。

其重道轻艺之意显然可见。所以文以载道之旨，实以王通首发其端。《王道》篇云：

子在长安，……李德林请见，子与之言，归而有忧色。门人问子。子曰：“德林与吾言终日，言文而不及理。”门人曰：“然则何忧？”子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……言文而不言理，是天下无文也。王道从何而兴乎？吾所以忧也。”⁽⁹⁾

又《天地》篇云：

子曰：学者，博诵云乎哉！必也贯乎道。文者苟作云乎哉！必也济乎义。

其后韩愈送《陈秀才彤序》谓“学所以为道，文所以为理”，盖即本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