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前说过,南朝的文学批评,有许多主张已为后世古文家种下根苗。这是不可不注意的事。所以我们须知以后的复古运动,不必至唐代而情形始显,且亦不必至北朝而风气始转。其关捩所在,也即在南朝的批评界。
大抵南朝的批评界,因当时文体之极端偏于藻饰、音律或数典隶事,也颇想矫正其弊。其消极的主张,不过欲阻止这狂澜,对于当时的文体加一种修正。其积极的主张,充其量足以根本推翻此期的文学。所谓复古运动的萌芽,以后者为尤甚。
消极的主张,可以锺嵘为代表。其反对音律之论已见前述。至其反对数典隶事的倾向,更可见其崇尚自然之旨。如云:
夫属词比事,乃为通谈。若乃经国文符,应资博古,撰德表奏,宜穷往烈。至于吟咏情性,亦何贵用事!“思君如流水”,既是即目。“高台多悲风”,亦惟所见。“清晨登陇首”,羌无故实。“明月照积雪”,讵出经史!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,皆由直寻。颜延、谢庄尤为繁密,于时化之,故太明、泰始中,文章殆同书抄。近任昉、王元长等,辞不贵奇,竞须新事,尔来作者寖以成俗。遂乃句无虚语,语无虚字,拘挛补衲,蠹文已甚。但自然英旨,罕值其人,词既失高,则宜加事义。虽谢天才,且表学问,亦一理乎?
《诗品》中评颜延之云“喜用古事,弥见拘束”;评任昉云“动辄用事,所以诗不得奇”。皆本于这种见解。但他于潘岳、陆机皆列上品,则于咀嚼英华,厌饫膏泽者,也未尝不以为文章之渊泉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篇云:“感物吟志,莫非自然。”萧子显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亦云:“委自天机,参之史传。应思悱来,勿先构聚。言尚易了,文憎过意。”这文学上的自然论,实是当时文学的对症妙药。其反对更甚者则有梁裴子野《雕虫论》:
古者四始六艺,总而为诗,既形四方之风,且章君子之志。劝美惩恶,王化本焉。后之作者,思存枝叶,繁华蕴藻,用以自通。若悱恻芳芬,楚《骚》为之祖;靡漫容与,相如和其音。由是随声逐影之俦,弃旨归而无执。赋诗歌颂,百帙五车。蔡邕等之俳优,扬雄悔为童子。圣人不作,雅郑谁分?其五言为诗家,则苏、李自出,曹、刘伟其风力,潘、陆固其枝柯。爰及江左,称彼颜、谢。箴绣鞶悦,无取庙堂。宋初迄于元嘉,多为经史;大明之代,实好斯文。高才逸韵,颇谢前哲,波流相向,滋有竺焉。自是闾阎年少,贵游总角,罔不摈落六艺,吟咏情性,学者以博依为急务,谓章句为专鲁,淫文破典,斐尔为功。无被于管弦,非止乎礼义。深心主卉木,远致极风云。其兴浮,其志弱。巧而不要,隐而不深,讨其宗途,亦有宋之遗风也。若季子聆音,则非兴国;鲤也趋室,必有不敢。荀卿有言“乱代之征,文章匿而采”,岂近之乎?(《全梁文》五十三)
《梁书》本传谓:“子野为文典而速,不尚丽靡之词。其制作多法古,与今文体异。当时或有诋诃者,及其末皆翕然重之。”则知他不仅是批评的主张如此,即其作风也是如此,直是反骈的健将了。莫怪简文帝以其“了无篇什之美”,而肆诋之矣。
积极的主张则重在内质方面,或主于学以尚真,或主于道以尚善。无论偏主那一端,总不免为杂文学——笔——张目,所以唐人遂以笔为文了。盖儒家思想的传统观念,本深入于人心,即在这骈文盛行的时代,也依旧有他的潜势力存在。
辨别文、笔最为清楚的梁元帝,其文学批评应当偏主于文了。但其《金楼子·立言》篇云:
潘安仁清绮若是,而评者止称情切,故知为文之难也。
曹子建、陆士衡皆文士也。观其辞致侧密,事语坚明,意匠有序,遣言无失;虽不以儒者命家,此亦悉通其义也。遍观文士略尽知之。
至于谢元晖始见贫小,然而天才命世,过足以补尤。任彦升甲部阙如,才长笔翰,善缉流略,遂有龙门之名,斯亦一时之盛。
其攻击当时之文士,亦以不通儒学之故。《立言》篇又云:
夫今之俗,搢绅稚齿,闾巷小生,学以浮动为贵;用百家则多尚轻侧,涉经记则不通大旨,苟取成章,贵在悦目。龙骨豕足,随时之义;牛头马髀,强相附会。事等张君之弧,徒观外泽;亦如南阳之里,难就穷检矣。
又云:
夫翠饰羽而体分,象美牙而身丧,蚌怀珠而致剖,兰含香而遭焚,膏以明而自煎,桂以蠹而成疾,并求福而得祸。衣锦尚褧,恶其文之著也。
这种论调又完全是反时代的思想了。
即在以沉思翰藻为标准而定《文选》的萧统,其认识文学应当最为深切了,然于《陶渊明集序》称其“白璧微瑕,惟在《闲情》一赋”,则又完全是道德的批评,且不知美人香草的寄托了。
作《文心雕龙》的刘勰,其于文学批评可谓深有见地了。但他是曾梦执丹漆之礼器,而欲敷赞圣旨的。所以他的论文是以为“不述先哲之诰,无益后生之虑”,于是不自觉地始终囿于传统的文学观了。《原道》篇云:“道沿圣以垂文,圣因文而明道。旁通而无滞,日用而不匮。易曰,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,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,乃道之文也。”《征圣》篇云:“是以子政论文,必征于圣;稚圭劝学,必宗于经。”《宗经》篇云:“故文能宗经,体有六义:一则情深而不诡,二则风清而不杂,三则事信而不诞,四则义直而不回,五则体约而不芜,六则文丽而不淫。”这些话都是十足的儒家文学观。故其《序志》篇云:
文章之用,实经典枝条。五礼资之以成,六典因之致用;君臣所以炳焕,军国所以昭明。详其本原,莫非经典。而去圣久远,文体解散。辞人爱奇,言贵浮诡。饰羽尚画,文绣鞶帨,离本弥甚,将遂讹滥。
刘勰何以会有这种复古思想呢?原来这也从当时批评界之历史的文学观得来的。时人论文,主张新变。刘氏也是如此。其《通变》篇云:
夫设文之体有常,变文之数无方。何以明其然耶?凡诗赋书记,名理相因,此有常之体也。文辞气力,通变则久,此无方之数也。名理有常,体必资于故实;通变无方,数必酌于新声。故能骋无穷之路,饮不竭之源。然绠短者衔渴,足疲者辍涂,非文理之数尽,乃通变之术疏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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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也很能说明新变之理。但是他的结论,则与时人不同。他说:
是以九代咏歌,志合文则。黄歌断竹,质之至也。唐歌在昔,则广于黄世;虞歌卿云,则文于唐时。夏歌雕墙缛于虞代;商周篇什丽于夏年。至于序志述时,其揆一也。暨楚之骚文,矩式周人;汉之赋颂,影写楚世;魏之策制,愿慕汉风;晋之辞章,瞻望魏采。榷而论之,则黄唐淳而质,虞夏质而辨,商周丽而雅,楚汉侈而艳,魏晋浅而绮,宋初讹而新,从质及讹,弥近弥澹。何则?竞今疏古,风昧气衰也。(《通变》篇)
所以他再说明通变之法。谓:
今才颖之士,刻意学文,多略汉篇,师范宋集。虽古今备阅,然近附而远疏矣。夫青生于蓝,绛生于蒨,虽逾本色不能复化。桓君山云:“予见新进丽文,美而无采,及见刘、扬言辞常辄有得。”此其验也。故练青濯绛,必归蓝蒨。矫讹翻浅,还宗经诰。斯斟酌乎质文之间,而括乎雅俗之际,可与言通变矣。(《通变》篇)
则完全由新变而变为复古了。盖历史事实恒成为循环式的进化,所以新变的结果往往成为复古,而复古的主张反能成为革新。因此,知道唐人主张古诗古文而都能有所成就者,盖即以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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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想像亦文学内质的要素之一,不过昔人多混于思想言之。
(2) 萧统《文选序》亦有关于文体释义之语,如谓颂“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”是。有论述文体体制之语,如“论则析理精微,铭则序事温润”是。有论述文体源流之语,如论诗四言、五言之区,三字、九言各体之兴是。有评述各体作家之语,如论赋则谓“荀、宋表之于前,屈、马继之于末,述邑居则有凭虚、亡是之作,戒畋猎则有《长杨》、《羽猎》之制”是。
(3) 《金楼子》又云:“任彦升甲部阙如,才长笔翰,善缉流略,遂有龙门之名,斯亦一时之盛。”
(4) 刘师培《论文杂记》云:“近世以来,正名之义久湮,由是于古今人之著作,合记事、析理、抒情三体,咸目为古文辞。不知辞字本义训为狱讼。……凡古籍言辞文辞诸字,古字莫不作词,特秦汉以降误词为辞耳。”说似过泥。
(5) 阮福《文笔对》云:“按辞亦文类。《周易》系辞,汉儒皆谓系辞为卦爻辞,至今从之。……其谓之系辞者,系,属也;系辞,即属辞,犹世所称属文焉尔。然则辞与文同乎?曰:否。孟子曰‘说诗者不以文害辞’;赵岐注云:‘文,诗之文章,所引以兴事也;辞,诗人所歌咏之辞。’是文者,音韵铿锵,藻采振发之称;辞,特其句之近于文,而异乎直言者耳。”说亦未是。
(6) 王肇祥《文笔说》谓“文、笔之名总言则别,散言则笔亦称文”,较阮元诸人为近是。
(7) 刘天惠《文笔考》谓“马迁长于叙事,而传赞但称其史才,不得混能文之誉”。此说亦未确。
(8) 《北史·李昶传》:“昶常曰:文章之事,不足流于后世,经邦致化,庶及古人;故所作文笔,了无稿草。”此亦“文章”一称足赅“文”、“笔”之证。
(9) 《南齐书·晋安王子懋传》云“文章诗笔乃是佳事”,于诗、笔对举之外再冠以文章二字,盖亦混共名别名而并言之耳。
(10) 侯康《惠氏后汉书补注跋》谓:“六朝以有韵为文,无韵为笔。两汉文章惟诏、策、章、奏等无韵,其密尔自娱者则皆有韵。文苑诸子不与汉廷大事,故文多笔少,蔚宗因以文苑名篇,后人沿其称而几昧其义矣。”此亦曲说。
(11) 阮元诸人之解文、笔以偶语韵体者为文,以直言散行者为笔。其说未安,曾于拙著《文笔与诗笔》一文中辨之。载燕大国文学会出版《睿湖期刊》第二期。
(12) 阮元《文韵说》云:“今人所便单行之语,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,用古之文也。”阮福《文笔对》云:“笔从聿;聿述也。故直言无文采者为笔。史记春秋笔则笔,是笔为据事而书之证。”刘天惠《文笔考》云:“凡兹称笔,皆为直言叙述之辞。”
(13) 惟刘勰论文主宗经、征圣,而颜之推亦有文出五经之说为稍异耳。或以为经典如《诗》,正为有韵之文,不知颜氏所言,亦只就其大概言之,非可泥求。
(14) 唐封演《闻见记》亦云:“周颙好为体语,因此切字皆有纽,有平、上、去、入之异。永明中,沈约文辞精拔,盛解音律,遂撰《四声谱》。时王融、刘绘、范云之徒慕而扇之,由是远近文学,转相祖述,而声韵之道大行。”
(15) 《文镜秘府论》亦谓“此四病但须知之,不必须避”。
(16) 吴氏所著,本梅圣俞《续金针诗格》而加以考订。其自序云:“东阳八病初亦论古诗耳。今专以绳律,使之声调和谐,讵不妙哉!”书载《松花庵全集》中。
(17) 冯班《钝吟杂录》引之而未阐说,惟仇兆鳌举例明之。
(18) 如沈约《和竟陵王抄书诗》:“汉壁含遗篆,名山多逸词。”“遗”、“词”是犯大韵。《咏芙蓉诗》:“中池所以绿,待我泛红光。”“中”、“红”是犯小韵。
(19) 周春《杜诗双声叠韵谱》驳冯氏说,非是。
(20) 《文心雕龙·声律》篇云:“今操琴不调,必知改张;摘文乖张,而不识所调。响在彼弦,乃得克谐;声萌我心,更失和律。其故何哉?良由内听难为聪也。故外听之易,弦以手定;内听之难,声与心纷。可以数求,难以辞逐。”盖外听指乐言,有客观的标准,所以较易;内听指文言,是自然的音调,所以不免或合或不合。迨到人工的音律制定以后,则也有客观标准,便易于遵守了。
(21) 小学家如钱大昕之以声韵的研究不起于六朝,亦是偏见。
(22) 顾炎武《音论》云:“今考江左之文,自梁天监以前多以去入二声通用,以后则若有界限,绝不相通。是知四声之论,起于永明,而定于梁陈之间也。”
(23) 《新唐书·文苑传》:“魏建安后,迄江左,诗律屡变。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,属对精密;及宋之间、沈俭期又加靡丽,回忌声病,约句准篇,如锦绣成文。学者宗之,号为沈宋。”
(24) 《文心·明诗》篇云:“若夫四言正体,则雅润为本,五言流调,则清丽居宗。”语亦公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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