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刘勰与复古思想的萌芽》-中国文学批评史

以前说过，南朝的文学批评，有许多主张已为后世古文家种下根苗。这是不可不注意的事。所以我们须知以后的复古运动，不必至唐代而情形始显，且亦不必至北朝而风气始转。其关捩所在，也即在南朝的批评界。

大抵南朝的批评界，因当时文体之极端偏于藻饰、音律或数典隶事，也颇想矫正其弊。其消极的主张，不过欲阻止这狂澜，对于当时的文体加一种修正。其积极的主张，充其量足以根本推翻此期的文学。所谓复古运动的萌芽，以后者为尤甚。

消极的主张，可以锺嵘为代表。其反对音律之论已见前述。至其反对数典隶事的倾向，更可见其崇尚自然之旨。如云：

夫属词比事，乃为通谈。若乃经国文符，应资博古，撰德表奏，宜穷往烈。至于吟咏情性，亦何贵用事！“思君如流水”，既是即目。“高台多悲风”，亦惟所见。“清晨登陇首”，羌无故实。“明月照积雪”，讵出经史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，皆由直寻。颜延、谢庄尤为繁密，于时化之，故太明、泰始中，文章殆同书抄。近任昉、王元长等，辞不贵奇，竞须新事，尔来作者寖以成俗。遂乃句无虚语，语无虚字，拘挛补衲，蠹文已甚。但自然英旨，罕值其人，词既失高，则宜加事义。虽谢天才，且表学问，亦一理乎？

《诗品》中评颜延之云“喜用古事，弥见拘束”；评任昉云“动辄用事，所以诗不得奇”。皆本于这种见解。但他于潘岳、陆机皆列上品，则于咀嚼英华，厌饫膏泽者，也未尝不以为文章之渊泉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篇云：“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”萧子显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亦云：“委自天机，参之史传。应思悱来，勿先构聚。言尚易了，文憎过意。”这文学上的自然论，实是当时文学的对症妙药。其反对更甚者则有梁裴子野《雕虫论》：

古者四始六艺，总而为诗，既形四方之风，且章君子之志。劝美惩恶，王化本焉。后之作者，思存枝叶，繁华蕴藻，用以自通。若悱恻芳芬，楚《骚》为之祖；靡漫容与，相如和其音。由是随声逐影之俦，弃旨归而无执。赋诗歌颂，百帙五车。蔡邕等之俳优，扬雄悔为童子。圣人不作，雅郑谁分？其五言为诗家，则苏、李自出，曹、刘伟其风力，潘、陆固其枝柯。爰及江左，称彼颜、谢。箴绣鞶悦，无取庙堂。宋初迄于元嘉，多为经史；大明之代，实好斯文。高才逸韵，颇谢前哲，波流相向，滋有竺焉。自是闾阎年少，贵游总角，罔不摈落六艺，吟咏情性，学者以博依为急务，谓章句为专鲁，淫文破典，斐尔为功。无被于管弦，非止乎礼义。深心主卉木，远致极风云。其兴浮，其志弱。巧而不要，隐而不深，讨其宗途，亦有宋之遗风也。若季子聆音，则非兴国；鲤也趋室，必有不敢。荀卿有言“乱代之征，文章匿而采”，岂近之乎？（《全梁文》五十三）

《梁书》本传谓：“子野为文典而速，不尚丽靡之词。其制作多法古，与今文体异。当时或有诋诃者，及其末皆翕然重之。”则知他不仅是批评的主张如此，即其作风也是如此，直是反骈的健将了。莫怪简文帝以其“了无篇什之美”，而肆诋之矣。

积极的主张则重在内质方面，或主于学以尚真，或主于道以尚善。无论偏主那一端，总不免为杂文学——笔——张目，所以唐人遂以笔为文了。盖儒家思想的传统观念，本深入于人心，即在这骈文盛行的时代，也依旧有他的潜势力存在。

辨别文、笔最为清楚的梁元帝，其文学批评应当偏主于文了。但其《金楼子·立言》篇云：

潘安仁清绮若是，而评者止称情切，故知为文之难也。

曹子建、陆士衡皆文士也。观其辞致侧密，事语坚明，意匠有序，遣言无失；虽不以儒者命家，此亦悉通其义也。遍观文士略尽知之。

至于谢元晖始见贫小，然而天才命世，过足以补尤。任彦升甲部阙如，才长笔翰，善缉流略，遂有龙门之名，斯亦一时之盛。

其攻击当时之文士，亦以不通儒学之故。《立言》篇又云：

夫今之俗，搢绅稚齿，闾巷小生，学以浮动为贵；用百家则多尚轻侧，涉经记则不通大旨，苟取成章，贵在悦目。龙骨豕足，随时之义；牛头马髀，强相附会。事等张君之弧，徒观外泽；亦如南阳之里，难就穷检矣。

又云：

夫翠饰羽而体分，象美牙而身丧，蚌怀珠而致剖，兰含香而遭焚，膏以明而自煎，桂以蠹而成疾，并求福而得祸。衣锦尚褧，恶其文之著也。

这种论调又完全是反时代的思想了。

即在以沉思翰藻为标准而定《文选》的萧统，其认识文学应当最为深切了，然于《陶渊明集序》称其“白璧微瑕，惟在《闲情》一赋”，则又完全是道德的批评，且不知美人香草的寄托了。

作《文心雕龙》的刘勰，其于文学批评可谓深有见地了。但他是曾梦执丹漆之礼器，而欲敷赞圣旨的。所以他的论文是以为“不述先哲之诰，无益后生之虑”，于是不自觉地始终囿于传统的文学观了。《原道》篇云：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。旁通而无滞，日用而不匮。易曰，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，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，乃道之文也。”《征圣》篇云：“是以子政论文，必征于圣；稚圭劝学，必宗于经。”《宗经》篇云：“故文能宗经，体有六义：一则情深而不诡，二则风清而不杂，三则事信而不诞，四则义直而不回，五则体约而不芜，六则文丽而不淫。”这些话都是十足的儒家文学观。故其《序志》篇云：

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。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；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。详其本原，莫非经典。而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。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。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。

刘勰何以会有这种复古思想呢？原来这也从当时批评界之历史的文学观得来的。时人论文，主张新变。刘氏也是如此。其《通变》篇云：

夫设文之体有常，变文之数无方。何以明其然耶？凡诗赋书记，名理相因，此有常之体也。文辞气力，通变则久，此无方之数也。名理有常，体必资于故实；通变无方，数必酌于新声。故能骋无穷之路，饮不竭之源。然绠短者衔渴，足疲者辍涂，非文理之数尽，乃通变之术疏耳。

 (www.xing528.com)

他也很能说明新变之理。但是他的结论，则与时人不同。他说：

是以九代咏歌，志合文则。黄歌断竹，质之至也。唐歌在昔，则广于黄世；虞歌卿云，则文于唐时。夏歌雕墙缛于虞代；商周篇什丽于夏年。至于序志述时，其揆一也。暨楚之骚文，矩式周人；汉之赋颂，影写楚世；魏之策制，愿慕汉风；晋之辞章，瞻望魏采。榷而论之，则黄唐淳而质，虞夏质而辨，商周丽而雅，楚汉侈而艳，魏晋浅而绮，宋初讹而新，从质及讹，弥近弥澹。何则？竞今疏古，风昧气衰也。（《通变》篇）

所以他再说明通变之法。谓：

今才颖之士，刻意学文，多略汉篇，师范宋集。虽古今备阅，然近附而远疏矣。夫青生于蓝，绛生于蒨，虽逾本色不能复化。桓君山云：“予见新进丽文，美而无采，及见刘、扬言辞常辄有得。”此其验也。故练青濯绛，必归蓝蒨。矫讹翻浅，还宗经诰。斯斟酌乎质文之间，而括乎雅俗之际，可与言通变矣。（《通变》篇）

则完全由新变而变为复古了。盖历史事实恒成为循环式的进化，所以新变的结果往往成为复古，而复古的主张反能成为革新。因此，知道唐人主张古诗古文而都能有所成就者，盖即以此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(1) 想像亦文学内质的要素之一，不过昔人多混于思想言之。

(2) 萧统《文选序》亦有关于文体释义之语，如谓颂“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”是。有论述文体体制之语，如“论则析理精微，铭则序事温润”是。有论述文体源流之语，如论诗四言、五言之区，三字、九言各体之兴是。有评述各体作家之语，如论赋则谓“荀、宋表之于前，屈、马继之于末，述邑居则有凭虚、亡是之作，戒畋猎则有《长杨》、《羽猎》之制”是。

(3) 《金楼子》又云：“任彦升甲部阙如，才长笔翰，善缉流略，遂有龙门之名，斯亦一时之盛。”

(4) 刘师培《论文杂记》云：“近世以来，正名之义久湮，由是于古今人之著作，合记事、析理、抒情三体，咸目为古文辞。不知辞字本义训为狱讼。……凡古籍言辞文辞诸字，古字莫不作词，特秦汉以降误词为辞耳。”说似过泥。

(5) 阮福《文笔对》云：“按辞亦文类。《周易》系辞，汉儒皆谓系辞为卦爻辞，至今从之。……其谓之系辞者，系，属也；系辞，即属辞，犹世所称属文焉尔。然则辞与文同乎？曰：否。孟子曰‘说诗者不以文害辞’；赵岐注云：‘文，诗之文章，所引以兴事也；辞，诗人所歌咏之辞。’是文者，音韵铿锵，藻采振发之称；辞，特其句之近于文，而异乎直言者耳。”说亦未是。

(6) 王肇祥《文笔说》谓“文、笔之名总言则别，散言则笔亦称文”，较阮元诸人为近是。

(7) 刘天惠《文笔考》谓“马迁长于叙事，而传赞但称其史才，不得混能文之誉”。此说亦未确。

(8) 《北史·李昶传》：“昶常曰：文章之事，不足流于后世，经邦致化，庶及古人；故所作文笔，了无稿草。”此亦“文章”一称足赅“文”、“笔”之证。

(9) 《南齐书·晋安王子懋传》云“文章诗笔乃是佳事”，于诗、笔对举之外再冠以文章二字，盖亦混共名别名而并言之耳。

(10) 侯康《惠氏后汉书补注跋》谓：“六朝以有韵为文，无韵为笔。两汉文章惟诏、策、章、奏等无韵，其密尔自娱者则皆有韵。文苑诸子不与汉廷大事，故文多笔少，蔚宗因以文苑名篇，后人沿其称而几昧其义矣。”此亦曲说。

(11) 阮元诸人之解文、笔以偶语韵体者为文，以直言散行者为笔。其说未安，曾于拙著《文笔与诗笔》一文中辨之。载燕大国文学会出版《睿湖期刊》第二期。

(12) 阮元《文韵说》云：“今人所便单行之语，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，用古之文也。”阮福《文笔对》云：“笔从聿；聿述也。故直言无文采者为笔。史记春秋笔则笔，是笔为据事而书之证。”刘天惠《文笔考》云：“凡兹称笔，皆为直言叙述之辞。”

(13) 惟刘勰论文主宗经、征圣，而颜之推亦有文出五经之说为稍异耳。或以为经典如《诗》，正为有韵之文，不知颜氏所言，亦只就其大概言之，非可泥求。

(14) 唐封演《闻见记》亦云：“周颙好为体语，因此切字皆有纽，有平、上、去、入之异。永明中，沈约文辞精拔，盛解音律，遂撰《四声谱》。时王融、刘绘、范云之徒慕而扇之，由是远近文学，转相祖述，而声韵之道大行。”

(15) 《文镜秘府论》亦谓“此四病但须知之，不必须避”。

(16) 吴氏所著，本梅圣俞《续金针诗格》而加以考订。其自序云：“东阳八病初亦论古诗耳。今专以绳律，使之声调和谐，讵不妙哉！”书载《松花庵全集》中。

(17) 冯班《钝吟杂录》引之而未阐说，惟仇兆鳌举例明之。

(18) 如沈约《和竟陵王抄书诗》：“汉壁含遗篆，名山多逸词。”“遗”、“词”是犯大韵。《咏芙蓉诗》：“中池所以绿，待我泛红光。”“中”、“红”是犯小韵。

(19) 周春《杜诗双声叠韵谱》驳冯氏说，非是。

(20) 《文心雕龙·声律》篇云：“今操琴不调，必知改张；摘文乖张，而不识所调。响在彼弦，乃得克谐；声萌我心，更失和律。其故何哉？良由内听难为聪也。故外听之易，弦以手定；内听之难，声与心纷。可以数求，难以辞逐。”盖外听指乐言，有客观的标准，所以较易；内听指文言，是自然的音调，所以不免或合或不合。迨到人工的音律制定以后，则也有客观标准，便易于遵守了。

(21) 小学家如钱大昕之以声韵的研究不起于六朝，亦是偏见。

(22) 顾炎武《音论》云：“今考江左之文，自梁天监以前多以去入二声通用，以后则若有界限，绝不相通。是知四声之论，起于永明，而定于梁陈之间也。”

(23) 《新唐书·文苑传》：“魏建安后，迄江左，诗律屡变。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，属对精密；及宋之间、沈俭期又加靡丽，回忌声病，约句准篇，如锦绣成文。学者宗之，号为沈宋。”

(24) 《文心·明诗》篇云：“若夫四言正体，则雅润为本，五言流调，则清丽居宗。”语亦公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