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批评史：音律说探讨与反对

音律说既起，同时有讨论和反对二种主张。其讨论者因沈约说：

自灵均以来，多历年代，虽文体稍精，而此秘未睹。至于高言妙句，音韵天成，皆暗与理合，匪由思至。张、蔡、曹、王，曾无先觉，潘、陆、颜、谢，去之弥远。（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）

他称昔人为此秘未睹，所以陆厥与之书云：

范詹事自序：“性别宫商，识清浊，特能适轻重，济艰难。古今文人，多不全了斯处；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。”尚书亦云：“自灵均以来，此秘未睹，或暗与理合，匪由思至。张、蔡、曹、王，曾无先觉，潘、陆、颜、谢，去之弥远。”大旨欲宫商（《南齐书》作“宫羽”）相变，低昂舛节，若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，一简之内，音韵尽殊，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。辞既美矣，理又善焉。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处，而云此秘未睹，近于诬乎？案范云“不从根本中来”，尚书云“匪由思至”，斯则揣情谬于玄黄，擿句著（《南齐书》“著”作“差”）其音律也。范又云“时有会此者”，尚书云“或暗与理合”，则美韵（《南齐书》作“美咏”）清讴有辞章调韵者，虽有差谬，亦有会合。推此以往，可得而言。夫思有合离，前哲同所不免；文有开塞，即事不得无之。子建所以好人讥弹，士衡所以遗恨终篇。既曰遗恨，非尽美之作，理可诋诃。君子执其诋诃，便谓合理为暗；岂如指其合理，而寄诋诃为遗恨邪？自魏文属论，深以清浊为言；刘桢奏书，大明体势之致。岨峿妥帖之谈，操末续颠之说，兴玄黄于律吕，比五色之相宣。苟此秘未睹，兹论为何所指邪？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，但未屈曲指的。若今论所申，至于掩瑕藏疾，合少谬多；则临淄所云“人之著述，不能无病”者也。非知之而不改，谓不改则不知，斯曹陆又称“竭情多悔”、“不可力强”者也。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，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；引其不了不合为暗，何独诬其一了一合之明乎？意者亦质文时异，今古好殊，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。情物，文之所急，美恶犹且相半；章句，意之所缓，故合少而谬多。义兼于斯，必非不知明矣。《长门》、《上林》，殆非一家之赋；《洛神》、《池雁》，便成二体之作。孟坚精整，《咏史》无亏于东主；平子恢富，《羽猎》不累于凭虚。王粲《初征》，他文未能称是；杨修敏捷，《暑赋》弥日不献。率意寡尤，则事促乎一日；翳翳愈伏，而理赊于七步。一人之思，迟速天悬；一家之文，工拙壤隔。何独宫商律吕，必责其如一邪？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，不得言曾无先觉也。（《南史·陆厥传》）

案陆厥所言不外数端：（1）古人文辞既有会合音律之处。即古人未尝不明音律。（2）昔人亦有论及音律之处，不得云此秘未睹。（3）昔人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，故不重在音律的考究。（4）一人之文思且有迟速工拙，则于音律当然不免有或合或不合之处。实则陆厥所云，是指自然的音调；沈约所云，是指人工的音律；根本即不是同一事物。陆厥云：“魏文属论，深以清浊为言；刘桢奏书，大明体势之致。”所谓清浊，所谓体势，均指气言。清浊属于才气，体势关于语气。才气所流露者为情调，语气之抑扬者为音调。这些均无规律可定，所以是自然的。沈约云：“五色相宣，八音协畅，由乎玄黄律吕，各适物宜。”此则就乐律言。盖他由于乐的音节，以求文章的音节，此刘勰所谓由外听以求内听，所以为人工的音律了。阮元《文韵说》云：“休文所矜为创获者，谓汉魏之音韵乃暗合于无心；休文之音韵乃多出于意匠也。”（《揅经室续集》三）此言极是。惟其为自然的音调，所以以人工的音律衡之，便不免有或合或不合之处；纵有会合，亦不得谓为明了人工的音律；而且纵有论及音律之处，亦只能明其然，而不能罗举其条例。⁽²⁰⁾

至于谓昔人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，则固已自己供出，音律说并非昔人注重的问题了。必明这一点以窥沈约的答书，然后不致如近人所谓“勇于自信遂致目无古人”了（见陈锺凡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）。沈约的答书云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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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商之声有五，文字之别累万。以累万之繁，配五声之约，高下低昂，非思力所举，（《全梁文》“举”作“学”。）又非止若斯而已。（《全梁文》“而已”下有“也”字。）十字之文颠倒相配，字不过十，巧历已不能尽；何况复过于此者乎？灵均以来，未经用之于怀抱，固无从得其仿佛矣。若斯之妙，而圣人不尚，何邪？此盖曲折声韵之巧，无当于训义；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。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，云“壮夫不为”。自古词人，岂不知宫羽之殊，商徵之别；虽知五音之异，而其中参差变动，所昧实多。故鄙意所谓“此秘未睹”者也。以此而推，则知前世文士，便未悟此处。若以文章之音韵，同弦管之声曲，则美恶妍蚩，不得顿相乖反；譬犹子野操曲，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？以《洛神》比陈思他赋，有似异手之作。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，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。士衡虽云“焕若濯锦”，宁有濯色江波，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！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。韵与不韵，复有精粗。轮扁不能言之，老夫亦不尽辨。（《全梁文》“言”下无“之”字“辨”下有“此”字。）

此即完全重在人工的音律立论，所以谓自古词人虽知五音之异而所昧实多。我们须知人工的音律虽即从自然的音调蜕变而来，但决不能混为一谈。这是学术上进化的阶段不可不辨的。⁽²¹⁾

至其反对音律论者，则在当时梁武帝已不好四声，尝问周舍曰：“何谓四声？”舍曰“天子圣哲是也”，然终不遵用。（见《梁书·沈约传》）不过这还不是一种明显的反对的主张；惟锺嵘《诗品》始有反对声病之论。嵘之言曰：

昔曹、刘殆文章之圣，陆、谢为体二之才，锐精研思，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，四声之论，或谓前达偶然不见，岂其然乎？尝试言之；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。若“置酒高堂上”、“明月照高楼”，为韵之首。故三祖之词，文或不工，而韵入歌唱，此重音韵之义也，与世之言宫商异矣。今既不被管弦，亦何取于声律邪？齐有王元长者，尝谓余云：“宫商与二仪俱生，自古词人不知之；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，而其实大谬，唯见范晔、谢庄颇识之耳。”尝欲造《知音论》，未就。王元长创其首，谢朓、沈约扬其波。三贤或贵公子孙，幼有文辩，于是士流景慕，务为精密，襞积细微，专相陵架：故使文多拘忌，伤其真美。余谓文制本须讽读，不可蹇碍，但令清浊通利，口吻调利，斯为足矣。至平、上、去、入，则余病未能；蜂腰、鹤膝，闾里已具。

他所反对的理由，不外二端：（1）不被管弦，又何取声律！（2）文多拘忌转伤真美。实则此二点均偏而不全，他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。诗既不被管弦，则当然与音乐脱离关系；因其与乐分离之故，于是有的确是比较的可以无取于声律者，古诗是也；有的却因是而一变乐的音调以为诗的音律者，近体诗是也。这二种都可成为诗之一体，难分轻重，何得必以声律为非邪？至于因于音律之束缚而伤其真美，则惟浅才庸音，始不免此病耳。若使美女艳妆而复娴于礼节，岂不更增其美邪？所以因音律之束缚而伤其真美者，固属难免；因音律之考究而增其真美者，亦未尝没有。我并非忽视文艺上的自然美而重视人工美，不过我们对于沈约、锺嵘，实无所用其左右袒；而且就于中国文字的特性而言，觉得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，为不可免之事实耳。纪昀谓“齐梁文格卑靡，惟此学独有千古”（见《文心雕龙·声律》篇评），这犹是较为公平的论调。

《梁书·庾肩吾传》云：“齐永明中，文士王融、谢朓、沈约文章，始用四声以为新变。至是转拘声韵，弥尚丽靡，复逾于往时。时太子（梁简文帝萧纲）《与湘东王书》论之曰：‘比见京师文体，懦钝殊常；竞学浮疏，争为阐缓。玄冬修夜，思所不得；既殊比兴，正背《风》、《骚》。’”似乎正中锺嵘所论之病，但潮流所趋，莫之能遏，固非演进至完成近体诗律不会停止。且所谓浮疏阐缓云者，其弊尚不仅专在音律方面。音律与自然有时亦适以相成，非必主自然者定斥音律也。《文心雕龙·声律》篇云：“夫吃文为患，生于好诡。逐新趣异，故喉唇纠纷。将欲解结，务在刚断；左碍而寻右，末滞而讨前，则声转于吻，玲玲如振玉；辞靡于耳，累累如贯珠矣。”盖言亦惟自然，始能使声律奏其美也。

明音律之应用于文辞，为不可免之事实，然后知所谓“永明体”虽未获遽定于当时，终得推行于后世。故至梁陈之间始以四声制韵不可增减了；⁽²²⁾至初唐之世，始更回忌声病，约句准篇，以定为近体诗格了。⁽²³⁾趋向如此，正在急转直下之秋，固非一二持反对论者所可得而阻止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