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、笔之区别与汉文学文章的发展

明了上述各节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，则知时人本于两汉所谓“文章”或“文辞”一语，而有文、笔或辞、笔之分，也是当然的情形了。清代梁光钊《文笔考》谓：

沉思翰藻之谓文，纪事直达之谓笔。其说昉于六朝，流衍于唐而实则本于古。孔子赞《易》有《文言》；其为言也，比偶而有韵，错杂而成章，灿然有文，故文之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；其为书也，以纪事为褒贬，振笔直书，故笔之。文笔之分当自此始。（《学海堂集》卷七）

此说近于附会，未敢苟同。谓为偶然的巧合则可，若谓孔子或孔子时对于文、笔二字已有如六朝人这样区分的观念，恐未必然。

“文”、“笔”区分，最早当始于晋时，今案《晋书》所载，如：

文、笔议论有集行于世。（《蔡谟传》）

以文、笔著称。（《习凿齿传》）

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，将让尹，请潘岳为表。岳曰“当得君意”。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，岳因取次比，便称名笔。时人涧云“若广不假岳之笔，岳不取广之旨，无以成斯美也”。（《乐广传》）

其文、笔数十篇行于世。（《文苑·张翰传》）

所著文、笔十五卷传于世。（《文苑·曹毗传》）

桓温重其文、笔，专综书记。（《文苑·袁弘传》）

《晋书》虽出唐人所纂，但此等处或即仍于晋人著述亦未可知。不过晋人虽有文、笔之称，而于其区分之点仍不曾明言。《晋书·文苑·成公绥传》，谓“所著诗赋杂笔十馀卷行于世”。以诗赋杂笔对举，似乎也以诗赋为文，似乎也与前举各条之称文笔者同例。至宋时颜延之论其子之各得父风，谓“竣得臣笔，测得臣文”（《宋书·颜竣传》），则于文、笔始分别言之。而范晔《狱中与甥侄书》亦云：

手笔差易，文不拘韵故也。

则且于对举之外，更复述其异点。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篇云：“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笔。以为无韵者笔也，有韵者文也。”此均是以有韵无韵为别，由形式体制之异，以为文、笔区分之点者。

至如梁元帝《金楼子·立言》篇所云：

古人之学者有二，今人之学者有四。夫子门徒转相师受，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。屈原、宋玉、枚乘、长卿之徒止于辞赋，则谓之文。今之儒，博穷子史，但能识其事，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。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，善为章奏如伯松，若此之流，泛谓之笔。吟咏风谣，流连哀思者谓之文。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，守其章句，迟于通变，质于心用。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，辩经教之宗旨，徒能扬榷前言，抵掌多识，然而挹源知流，亦足可贵。笔，退则非谓成篇，进则不云取义，神其巧惠，笔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维须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，唇吻遒会，情灵摇荡。(www.xing528.com)

此以通经而明其理者谓之儒，博穷子史而但识其事者谓之学，情灵摇荡、流连哀思者谓之文，不便为诗、善为章奏之流谓之笔。⁽³⁾这样区分才着眼在性质上之差异，较之范晔实是更进一步了。

大抵时人对于文、笔之分，本有这二重意义，所以当时于“文笔”之外，更有“辞笔”、“诗笔”之称。诗、笔之分似乎只能就文章体制言，而辞、笔之称则又似可兼就文学性质言。《南史·孔珪传》云“与江淹对掌辞、笔”；《陈书·岑之敬传》云“博涉文史，雅有辞、笔”；此言辞、笔之例。《梁书·刘潜传》云“三笔六诗”；《南史·沈约传》云“谢玄晖善为诗，任彦升工于笔”；《任昉传》云“时谓任笔沈诗”；而梁简文帝《与湘东王书》亦谓“诗既若此，笔又如之”；复称谢朓、沈约之诗，任昉、陆倕之笔，为文章冠冕，述作楷模：此言诗、笔之例。既称诗、笔，则只是有韵无韵的分别，而与文学性质无关。至于所谓辞、笔，则顾名思义，其含义似可较诗笔为广。盖“文”、“辞”二字其义相近。《说文》云：“辞，说也。”（据《广韵》引）说者释也，故得引申为篇章之义。⁽⁴⁾又《说文》云：“词，意内而言外也。”——所谓意内而言外者，谓意不可见，以言形容其意也。形容其意，则或罕譬妙喻以达之，或铺采摛文以饰之，故词章词藻诸字本当作“词”。而秦汉以来“词”、“辞”二字混用不别，故“辞”字遂亦兼有藻饰之义。所以由“辞”之引申义言，则与“文”之称文章者同；由“辞”之假借义言，则又与“文”之训错画为近。是知六朝所谓“辞、笔”云者，正与“文、笔”字异义同。⁽⁵⁾所以言“诗、笔”，则与时人文、笔说中之第一义同，即专就文章体制言者；言“辞、笔”，则又与时人文、笔说中之第二义同，盖又兼就文学性质言者。

是故以文、笔对举，则虽不忽视文章体制之异点，而更重在文学性质之分别；其意义与近人所谓纯文学、杂文学之分为近。以诗、笔对举，则只是文章体制之差异；其意义又与普通所谓韵文、散文者为近。由文学性质言，纯文学与杂文学均为文学中的一种，故时人以“文学”为其共名，而“文”与“笔”为其别名。《金楼子》言“今之学者有四”，而文与笔即为此四学中之二种，盖此二种即是文学之分名也。由文章体制言，则韵文、散文均为文章之一体，故又以“文”为其共名，而“诗”与“笔”为其别名。⁽⁶⁾《文心雕龙》云“夫文以足言，理兼诗书”（《总术》篇）；范文澜《讲疏》谓“文字之用本所以代表言语，有韵之言语为诗，无韵之言语为书，笔之于纸，皆谓之文”，所解极是。据是，可知由文学性质言，或由文章体制言，其意义各不相同如此。

盖六朝文、笔之分，实源于两汉文学、文章之分。汉时以文学称学，以文章称文。此正是《金楼子·立言》篇所谓：“古之学者有二。”《金楼子》云“夫子门徒转相师受，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；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，止于辞赋，则谓之文”：可知彼所谓“古之学者”云者，正指汉时而言。至后来，有通经而明其理者，有博穷子史而但识其事者，则于“学”或“文学”一名中间复析而为二了；有吟咏风谣、流连哀思者，有不便为诗、善为章奏者，则复于“文”或“文章”一名中间也析而为二了。此又《金楼子》所谓“今之学者有四”。所以汉人所谓“文学”，既可以指通其理者（如以儒术为文学是），又可以指识其事者（如以掌故为文学是）；而其所谓“文章”，也可以指诏书、律令，（《史记·儒林传》“诏书、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义，文章尔雅，训辞深厚。”）也可以指辞赋。（《汉书·公孙弘传赞》：“刘向王褒以文章显。”）故知所谓沉思翰藻与纪事直达者，在汉时初无分别。观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又云“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”，以迁与相如并称为能文章，则其无文、笔之分可知。⁽⁷⁾所以六朝文、笔之分，不过由于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，遂从汉人文章一语再加区分而已。⁽⁸⁾

然而六朝对于文学观念认识之清楚，犹不止此。当时不仅于文章一语，分出文与笔而为二，而且更能（1）离文学于学术之外，使之不复兼“博学”一义；（2）合文学与文章为一，使之转近于“文章”一义。

离文学于学术之外，故“文学”一名之含义，至是始与近人所用者相合。观宋文帝之立四学，命雷次宗立儒学，何尚之立玄学，何承天立史学，谢玄立文学，其后明帝立总明馆亦分儒、道、文、史、阴阳为五部，可知当时文学实能独成一科，而不复视为学术之总称了。

合文学与文章为一，故不复有两汉所谓“文学”、“文章”之分。盖在当时以“文学”为文章之事，而以“文章”为文学的作品。《北史·李昶传》云：“文章之事，不足流于后世。”此所谓文章之事即指文学。《梁书·简文帝纪》云“引纳文学之士，赏接无倦，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”；此所谓文章，即指文学的作品。

文学既能独成一科，故就于文学之性质言，自当区为文、笔二种。稽诸当时史籍，其称“文学”一名殆无不可兼指此二种者。所以当时不仅“文”得称为文学，即“笔”也得称为文学。《魏书·祖莹传》云：“莹以文学见重，而莹之笔扎亦无乏天才。”《北周书·苏亮传》云：“亮博学好属文，善章奏，河内常景谓人曰，秦中文学可以抗山东者，将此人乎？”是均笔称文学之证。不仅能文者称文学之士，即擅笔者也得称文学之士。《梁书·文学·刘苞传》称“高祖即位，引后进文学之士，吴郡陆倕、张率并以文藻见知”，而陆倕即以笔驰誉者。据是可知“文”与“笔”都是“文学”之分名。

文章既指文学之作品，而当时文集即所以荟萃此作品者。因此，文集中自得包含诗、笔二体。此所以萧统《文选》，兼辑诗、笔，而刘勰《文心》亦总论韵、散。《南史·沈约传》称“谢玄晖善为诗，任彦升工于笔”，而《梁书·沈约传》却谓“谢玄晖善为诗，任彦升工于文章”，同样句例，而一称笔，一称文章，盖亦以文可赅笔，故得称笔为文章耳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谓“南朝词人谓文为笔”，其致误之由，盖即以此。阮元诸人知其误，而独不举《梁书》是条为例，岂亦由不得其解，故避而不举欤！⁽⁹⁾

明文学为文与笔之共名，则知文苑传中之人物即所谓文学之士，不妨兼擅文与笔。《梁书·鲍泉传》“兼有文、笔”，《周书·刘璠传》“兼善文、笔”，是其例也。⁽¹⁰⁾明“文”或“文章”为诗与笔之共名，则知文集中之所荟萃即所谓文章著述，又不妨兼赅诗与笔。《北史·萧圆肃传》云“撰时人诗、笔为《文海》四十卷”，亦其例也。

这是时人对于“文”、“笔”区分的意义，⁽¹¹⁾最可看出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。抑时人不仅分别文、笔之意义，并且于文、笔之外更有“言”或“语”一名，以见笔与直言也有分别。此则昔人每混而言之，故阮元、阮福、刘天惠诸人皆以直言为笔。⁽¹²⁾实则考时人所用，笔之与言，正不相同。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篇引颜延年说云：“笔之为体，言之文也：经典则言而非笔，传记则笔而非言。”此节定笔与言之分别，正极分明。盖此就笔与“言”言，并非就笔与“文”言。笔虽不同于“文”，但以有杂文学的性质，所以为“言之文”。至于经典，则时人本罕以文学视之，⁽¹³⁾所以为“言”而非“笔”。《世说新语》云“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，往与支（道林）语。……叙致作数百语，自谓是名理奇藻”；又云“支道林通《庄子·渔父》篇作七百许语，叙致精丽，才藻奇拔”（并见《文学》篇）；其所谓“语”亦“言”也。盖当时“笔”与“言”、“语”自有区别。观《晋书·乐广传》可知。《乐广传》云：

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。将让尹，让潘岳为表。岳曰：“当得君意。”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旨。岳因取次比，便称名笔。时人咸云：“若广不假岳之笔，岳不取广之旨，无以成斯美也。”

是又为当时史籍之以“笔”与“言”对举之例。所谓“因取次比”，则所以文其言耳。这正是颜延年所谓“笔之为体，言之文也”之最适宜的佐证。所以“文”、“笔”均是文学的“文”之分名，而“言”与“语”则便不同了。时人对于文学的性质，辨析到如此，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。

对于文学的性质既如此辨析得清楚，所以更有连带而起的集部的著录，也有一述的必要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文集》篇云：

荀勖《中经》有四部，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，王俭《七志》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于诸子、军书之间，则集部之渐日开，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。至阮孝绪撰《七录》惟技术、佛、道分三类，而经典、记传、子兵、文集之四录，已全为唐人经、史、子、集之权舆。是集部著录实防于萧梁，而古学源流，至此为一变。

其谓集部著录，始于萧梁，甚是。不过他谓“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”，似有无限慨惜之意，则不尽然。盖此时文学与学术既已分离，章氏由学术言故称至此一变，我人若以文学为立脚点而言，则此变正是演进的变，决不至如章氏一样有江河日下之叹也。大抵自楚以后始有专工于文之人；自西汉以后，始有专载诗赋之略；自东汉以后，始有专列文苑之传；自晋以后始有荟萃选辑之集；自南朝以后而集部始别为著录。逐渐演进而文学之性质始亦逐渐明显。我们须知后世文集所以觉得与学术淆乱者，乃后世文、笔不分之故，乃后世文学与学术不分之故，固不得以是诟病此时之集部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