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体制之分类-中国文学批评史

对于文学作品再进为具体一些的认识，于是便成为当时文章体制分类的问题了。文章体制之分类，一方面须重在形式之歧异，一方面又须顾到性质之相同，归纳的与分析的方法宜同时并用，本不容易求其完善无疵。所以后人对于时人文体之分类每多訾议，似乎也有些过当的。大抵时人对于文体的分类，也自有其迫切的需要。我们试看《后汉书》诸传所载，如《冯衍传》谓：“所著赋，诔，铭，说，问交，德诰，慎情，书记说，自序，官录，说策五十篇。”《崔骃传》谓“所著诗，赋，铭，颂，书记，表，七依，婚礼结言，达旨，酒警合二十一篇。”《蔡邕传》于举其著述之后，更谓“所著诗，赋，碑诔，铭，赞，连珠，吊，箴，论议，独断，劝学，释诲，叙乐，女训，篆势，祝文，章表，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。”备举诸目，其繁琐为何如！后世于此种杂著，举以纳诸文集之中，则因其形体而定其体制，正亦极需要用这种归纳的方法者。

不过时人对于文体的研究，虽重在类的归纳，而同时又注意到分析的细密。我们只看曹丕仅分四科，陆机便别为多体，挚虞《流别》则分目益繁，其对于文体之分目，已有愈析愈细之趋势。故至此期如萧统《文选》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之论文体，其区目乃更为详密。此盖由于总集欲网罗众体，不得不详为分析以备列其目，亦正如《书》之典、谟、训、诰之类，以形式之微异而各别其名称也。挚虞之撰《文章流别集》，晋书称其“类聚区分”。所谓类聚云者，归纳的方法也；区分云者，分析的方法也。是故，我们对于时人文体之分类，只能说是筚路蓝缕，在归纳方面不能如后世之精当，在分析方面亦难如后世之详备而已。必欲寻垢索瘢而讥议之，不免苛刻一些。

时人分类之最为后世所诟病者，莫过于萧统之《文选》。《文选》别文体为三十九种，其目为：“赋”、“诗”、“骚”、“七”、“诏”、“册”、“令”、“教”、“文（策问）”、“表”、“上书”、“启”、“弹事”、“笺”、“奏记”、“书”、“移”、“檄”、“对问”、“设论”、“辞”、¨序”、“颂”、“赞”、“符命”、“史论”、“史述赞”、“论”、“连珠”、“箴”、“铭”、“诔”、“哀文”、“哀策”、“碑文”、“墓志”、“行状”、“吊文”、“祭文”诸称。章学诚《诗教下》论之云：

赋先于诗，骚别于赋。赋有问答发端，误为赋序，前人之议《文选》，犹其显然者也。若夫《封禅》、《美新》、《典引》，皆颂也。称符命以颂功德，而别类其体为符命，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，亦当别其体，为主臣矣。班固次韵，乃《汉书》之自序也。其云述《高帝纪》第一，述《陈项传》第一者，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；史迁有作于先，故已退居于述尔。今于史论之外，别出一体为史述赞，则迁书自序，所谓作《五帝纪》第一，作《伯夷传》第一者，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。汉武诏策贤良，即策问也，今以出于帝制，遂于策问之外，别名曰诏，然则制策之对，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。贾谊《过秦》，盖贾子之篇目也。因陆机《辨亡》之论，规仿《过秦》，遂援左思“著论准过秦”之说，而标体为论矣。魏文《典论》，盖犹桓子《新论》，王充《论衡》之以论名书耳；《论文》，其篇目也，今与《六代》、《辨亡》诸篇，同次于论。然则昭明自序，所谓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，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，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，岂以有取斯文，即可裁篇题论，而改子为集乎？《七林》之文，皆设问也。今以枚生发问有七，而遂标为七，则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、《九辨》，亦可标为九乎。《难蜀父老》亦设问也；今以篇题为难，而别为难体，则《客难》当与同编，而《解嘲》当别为嘲体，《宾戏》当别为戏体矣。《文选》者，辞章之圭臬，集部之准绳，而清乱芜秽，不可殚诘。

此文攻击萧《选》之分体，诚无完肤。但文体流变，错综变化，本极复杂；巧立名目，固非所宜；概仍旧称亦有未当。萧《选》论体，诚不免失之过碎，但较之以前陆机、挚虞诸家实为详密，也未尝不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种进步。曹丕云“夫文本同而末异”，今欲论文章之体制，固不得不重在末而求其异也。

至于《文心雕龙》之论文章体制便更较精密。大抵是书上编自《辨骚》以下，均为论述文体之作。就其所言，盖别文体为下列诸种：

骚

诗　（四言　五言　三六杂言　离合　回文　联句　共韵）

乐府　（鼓吹　铙歌　挽歌）

赋

颂·赞

祝·盟　（谴咒　诰咎　祭文　哀策）

铭·箴　（碣）

诔·碑

哀·吊(www.xing528.com)

杂文　（对问　七发　连珠　典　诰　誓　览　略　篇章　曲　操　弄　引　吟　讽　谣　咏）

谐·隐　（谜语）

——以上文——

史传　（策　纪　传　书　表　志　略　录）

诸子

论·说　（议　说　传　注　赞　评　序　引）

诏·策　（命　诰　誓　令　制　策书　制书　诏书　戒敕　教）

檄·移　（誓　露布　文移　武移）

封禅

章·表　（上书　章　奏　表　议）

奏·启　（禅事　封事）

议对　（驳议　对策　射策）

书·记　（表奏　奏书　奏记　奏笺　谱　籍　簿　录　方术　占　式　律　令　法　制　符　契　券　疏　关　刺　解　牒　状　列　辞　谚）

——以上笔——

盖刘氏分析文章体制，其大旨有三：（1）以文笔分类。刘师培《中古文学史》云：“即《雕龙》篇次言之，由第六迄第十五：以《明诗》、《乐府》、《诠赋》、《颂赞》、《祝盟》、《铭箴》、《诔碑》、《哀吊》、《杂文》、《谐隐》诸篇相次，是均有韵之文也；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，以《史传》、《诸子》、《论说》、《诏策》、《檄移》、《封禅》、《章表》、《奏启》、《议对》、《书记》诸篇相次，是均无韵之笔也。此非《雕龙》隐区文、笔二体之验乎？”案此言亦有一部分的理由，刘勰论文固不主张文、笔的分别（说详后），但其篇次却是隐区韵、散二体的。（2）以性质别体，如《颂赞》、《祝盟》、《铭箴》、《诔碑》、《哀吊》、《谐隐》、《论说》、《诏策》、《檄移》、《章表》、《奏启》、《议对》、《书记》诸篇均以其性质之相近者，合而论之。（3）无可分者则别为一类。如有韵之文则于对问、七发、连珠等等举以纳入杂文一类，无韵之笔如谱、籍、簿、录、方术、占、式等等又举以附于书记一类。大纲细目，罗罗清疏，关于文体之辨析，盖已大体确定其基础矣。

刘氏《文心》为论文之著，与萧统《文选》之仅为总集者有别，故于辨析文体之外，更复加以阐说。⁽²⁾今就其诸篇所论，则其阐说之点，大率亦不外数端：（1）关于各体之释义，如“诗者持也”（《明诗》），“赋者铺也”（《诠赋》），“铭者名也”（《铭箴》），“颂者容也”（《颂赞》），“诔者累也，碑者埤也”（《诔碑》）之类均是以声训者。又如：“乐府者声依永，律和声也。”（《乐府》）“箴者，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。”（《铭箴》）“启者开也，高宗云，启乃心沃朕心，取其义也。”（《奏启》）凡此之类，又是以义解者。（2）论述各体之体制，如论颂则谓“敷写似赋，而不入华侈之区；敬慎如铭，而异乎规戒之域”（《颂赞》）。论诔则谓“传体而颂文，荣始而哀终”（《诔碑》）。论箴铭则谓“箴诵于官，铭题于器，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。箴全御过，故文资确切；铭兼褒赞，故体贵弘润”（《铭箴》）。凡斯诸端，皆就其体制而严为之辨者。（3）论述各体之源流。此则各篇皆然，而《颂赞》一篇所言更为详备，他不仅推到颂之原始，谓出于“帝喾之兴，成墨为颂”，并且再论及野诵之变体，再论及《橘颂》之覃及细物，以明其流变。至于下文再说“班傅之《北征》、《西巡》，变为序引，马融之《广成》、《上林》（疑作“东巡”），雅而似赋”，则且就颂之混于他体者言之。（4）评述各体之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。此在各篇中亦往往见之，如《哀吊》篇云：“至于苏慎（疑作“顺”）、张升，并述哀文，虽发其情华，而未极心实。建安哀辞，惟伟长差善，《行女》一篇，时有恻怛。及潘岳继作，实踵其美。观其虑善辞变，情洞悲苦，叙事如传，结言摹诗，促节四言，鲜有缓句。故能义直而文婉，体旧而趣新，金鹿、泽兰，莫之或继也。”此四项中前（1）（2）项同于陆机《文赋》而疏解较详，第（3）项同于挚虞《流别》，而论述较备，第（4）项又略同魏文《典论》、李充《翰林》而评断较允。所以即就文体之研究而言，《文心雕龙》亦集以前之大成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