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人之论南朝文学者,每议其淫靡而远于情性,实则由当时一般的作风而言,或不免多犯此病。若由当时一般的批评主张而言,则外形内质,同样重视;或且因欲矫正一时风尚之故,转有较重于内质的倾向。于此,可知南朝批评家之深切明了文学之含义与性质。
不过所谓“情文”,也应有一些区别:热情腾涌而喷薄出之以流露于文字间者,当时的批评家往往称之为性情或性灵。这是文学内质的要素之一——情感。情感亦盛,而较重意志,或经过想像的作用,以委婉抒写于文字间者,当时的批评界又每称之为意旨或沉思。这也是文学内质的要素之一——思想。(1)前者主于论性灵,后者主于论意思,二者的性质本不尽同,所以现在不如以情与意分别言之。《文心雕龙·体性》篇云:“夫情动而言形,理发而文见。盖沿隐以至显,因内而符外者也。”曰情,曰理,即就内质而分二方面言者。又《文心·附会》篇云:“必以情志为神明,事义为骨髓,辞采为肌肤,宫商为声气,然后品藻玄黄,摛振金玉,献可替否以裁厥中,斯缀思之恒数也。”辞采、宫商是外形的两方面;情志、事义,则是内质的两方面。
其主于论性灵者,如梁元帝《金楼子》以“吟咏风谣,流连哀思者谓之文”,且谓“文者,惟须情灵摇荡”。锺嵘《诗品序》亦言,“气之动物,物之感人,故摇荡性情,形诸舞咏”。萧子显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亦云:“文章者,盖情性之风标,神明之律吕也。”而刘勰之论情性则更为明白。《情采》篇云:
夫铅黛所以饰容,而盼倩生于淑姿;文采所以饰言,而辨丽本于情性。故情者文之经,辞者理之纬。经正而后纬成,理定而后辞畅。此立文之本源也。昔诗人篇什,为情而造文;辞人赋颂,为文而造情。何以明其然?盖风雅之兴,志思蓄愤,而吟咏情性,以讽其上,此为情而造文也。诸子之徒,心非郁陶,苟驰夸饰,鬻声钓世,此为文而造情也。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,为文者淫丽而烦滥。而后之作者,采滥忽真,远弃风雅,近师辞赋。故体情之制日疏,逐文之篇愈盛。故有志深轩冕而讽咏皋壤,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,真宰弗存,翩其反矣。……是以衣锦褧衣,恶文太章;贲象穷白,贵乎反本。
这真是为当时人痛下针砭了。所以后人病六朝诗文为多肉少骨者,实则在当时的批评家亦未尝不知之而言之。即如《文心雕龙》在其他各篇也屡申为情而造文之旨。如《定势》篇云:
夫情致异区,文变殊术,莫不因情立体,即体成势也。
《章句》篇云:
夫设情有宅,置言有位;宅情曰章,位言曰句。故章者明也,句者局也。局言者联字以分强,明情者总义以包体,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。
《物色》篇云:(www.xing528.com)
情以物迁,辞以情发。……是以诗人感物,联类不穷,流连万象之际,沉吟视听之区;写气图貌,既随物以宛转:属采附声,亦与心而徘徊。
为情造文,则章句妥贴,体势自然,而体物亦自能造极。此是时人论文又所以较重自然之故。
其主于论意思者,如昭明太子之选文标准,以事出于沉思者为主,而范晔《与甥侄书》之论文尤极重在意。
文患其事尽于形,情急于藻,义牵其旨,韵移其意。虽时有能者,大较多不免此累;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。常谓情志所托,故当以意为主,以文传意。以意为主,则其旨必见,以文传意,则其词不流。然后抽其芬芳,振其金石耳。
抽其芬芳指词藻言,振其金石指音律言,必以内质为主而后始及于外形,其轻重之意显然可见了。锺嵘《诗品序》亦论运意之难云:
若专用比兴,患在意深,意深则词踬。若但用赋体,则患在意浮,意浮则文散;嬉成流移,文无止泊,有芜漫之累矣。
这些又均主意思言者。不过就意思言,若偏于运思,则如《文心·附会》篇所谓“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,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”者,只成为修辞上的问题,与文学批评无关。若再论到思想之是否正确,则往往成为道德的批评,而为后来复古运动的先声了。这当于后节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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