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篇云：“立文之道其理有三：一曰形文，五色是也；二曰声文，五音是也；三曰情文，五性是也。五色杂而成黼黻，五音比而成韶夏，五情（疑作性）发而为辞章，神理之数也。”此处所谓形文声文，是就广义言者。若就狭义言之，则形文是词藻修饰的问题，声文又是音律调谐的问题。要之这二者都是文的外形的问题，而不是内质的问题。易言之，是文的问题，而不是质的问题。当此骈文流行的时代，其作风之重视词藻与音律本是当然的事情，所以批评家的论文标准，每多以词藻音律为前提，至少，也须文质调剂得中，决不如后世之重质轻文的。萧统《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》云：
夫文典则累野，丽则伤浮。能丽而不浮，典而不野，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，吾尝欲为之，但恨未逮耳。
这正是一种折衷的论调。《文心·情采》篇云：
圣贤书辞，总称文章，非采而何！夫水性虚而沦漪结，木体实而花萼振，文附质也；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，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，质待文也。
又云：
《孝经》垂典，丧言不文，故知君子常言，未尝质也；《老子》疾伪，故称“美言不信”，而五千精妙，则非弃美矣。
他如《征圣》篇谓：“志足而言文，情信而辞巧，乃含章之玉牒，秉文之金科。”《序志》篇谓：“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。”都是质不废文的论调。所以开端《原道》一篇即言：
傍及万品，动植皆文：龙凤以藻绘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。云霞雕色，有逾画工之妙；草木贲华，无待锦匠之奇。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。至于林籁结响，调如竽瑟；泉石激韵，和若球锽。故形立则章成矣，声发则文生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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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立则章成，声发则文生，这二语正说明形文声文的重要。《文心》有《丽辞》一篇以讲形文，有《声律》一篇以讲声文，正与梁元帝《金楼子》论文以“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”，为文的条件同一意思。绮縠纷披，即形文之谓；宫徵靡曼，即声文之谓。所以梁简文帝对于时人之学谢灵运、裴子野者深致不满。其《答湘东王书》云：
又时有效谢康乐、裴鸿胪文者，亦颇有惑焉。何者？谢客吐言天拔，出于自然，时有不拘，是其糟粕。裴氏乃是良史之才，了无篇什之美。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，但得其冗长；师裴则蔑绝其所长，惟得其所短。谢故巧不可阶，裴亦质不宜慕。
吐言天拔，出于自然的，犹须加以修饰之功，才不致成为糟粕。至于了无篇什之美者，当然更不宜慕了。所以他下文即愤慨地说：
故玉徽金铣，反为拙目所嗤；巴人下里，更合郢中之听。阳春高而不和，妙声绝而不寻。竟不精讨锱铢，核量文质；有异巧心，终愧妍手。是以握瑜怀玉之士，瞻郑邦而知退；章甫翠履之人，望闽乡而叹息。诗既若此，笔又如之。徒以烟墨不言，受其驱染；纸札无情，任其摇襞。甚矣哉文之横流，一至于此！
他对于质陋之不满意如此。也可知当时文坛批评的风气了。萧统《文选序》云：
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，大辂宁有椎轮之质！增冰为积水所成，积水曾微增冰之凛。何哉？盖踵其事而增华，变其本而加厉，物既有之，文亦宜然。
此说虽本于葛洪之古朴今丽说，但亦极为重要。他很能说明文学史上所以由质趋文之故，他亦很能说明文学批评史上所以对于文学观念逐渐重视藻饰之故。明得此意，才知简文帝与《湘东王书》所以对于“吟咏情性，反拟《内则》之篇；操笔写志，更慕《酒诰》之作”的文体要称为“懦钝异常”了。
这是时人一般的见解，故其品评作家或作品亦每以此为判断的标准。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之评建安文学谓“以情纬文，以文被质”。称潘、陆之作为“缛旨星稠，繁文绮合”。而评屈、宋、贾马谓“英辞润金石”，论颜、谢之作为“体裁明密”。至于“寄言上德，托意玄珠”之作，则称为“遒丽之辞，无闻焉尔”了。当时《诗品》之论东晋谈玄之诗亦谓“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”，“诗皆平典似《道德论》”，有“建安风力尽矣”之叹。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篇讥其“辞趣一揆”，《时序》篇又议其“因谈馀气”。可知风会所趋，即在刘、锺二氏，其论调见解，亦往往有难以立异者。因知昔人病锺嵘列陶潜于中品、列曹操于下品，而议其品第未允；又《文心雕龙·诏策》一篇谓“文景以前诏体浮新，武帝崇儒选言弘奥，策封三王，文同训典”，近人亦每有议其未当者。实则都由当时品评的标准如此，固非可以后世之好尚，议昔人之失当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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