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中的《诗品》与《文心雕龙》

南朝关于文评之论著，其质的方面之精，又可于其流传之著见之。其单篇论文，如萧统《文选序》，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，萧子显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等不计外；就其成书者言之，其代表作当推《诗品》与《文心雕龙》。

《诗品》（旧作《诗评》，见《梁书》本传及隋唐宋各志）　三卷。（《宋志》作一卷，今亦有一卷本），梁锺嵘撰。存。案是书晦于宋以前而显于明以后。故唐宋类书除《吟窗杂录》节引数语外，馀如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北堂书抄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事类赋注》等书均未见称引，而明清丛书中则屡见采辑。今就见于各丛书者录之，有《稗史集传》本、《说郛》本、《夷门广牍》本、《格致丛书》本、《天都阁藏书》本、《顾氏文房小说》本、《四十家小说》本、《续百川学海》本、《汉魏丛书》各本、《津逮秘书》本、《龙威秘书》本、《历代诗话》本、《学津讨原》本、《诗法萃编》本、《择是居丛书》本、《诗触丛书》本、《谈艺珠丛》本、《玉鸡苗馆丛书》本、《对雨楼丛书》本、《诸子百家精华》本、《四部备要》本、《萤雪轩丛书》本。尚有《一瓻笔存》本，系抄本。

《文心雕龙》　十卷。梁刘勰撰。存。有元至正，明弘治、嘉靖、万历各本，皆缺《隐秀》一篇，别有钱允治据宋本补正本，然不可信。其见丛书中者有锺惺《合刻五家言》本、《两京遗编》本、《汉魏丛书》各种本、《崇文书局汇刻》本、《三十三种丛书本》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。又《诗法萃编》中所收为选辑本。

此二书为文学批评中最早的传书，故研究之者颇不乏人。其关于《诗品》者，有：

《诗品讲疏》　近代黄侃撰。未成书。范文澜《文心雕龙讲疏》中每称引之。

《诗品疏释》　近代张陈卿撰。见其所撰《诗品研究绪论》中，当亦为其属稿未竟之作。

《锺嵘诗品之研究》　近代张陈卿撰。民国十五年北京文化学社出版。

《诗品注》　近代陈延杰撰。上海开明书店出版。

《诗品释》　近代许文玉撰。此为许氏《中国诗歌史研究丛刊》之一。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。

《诗品笺》　近代古直撰。《隅楼丛书》本。

《诗品平议》　近代陈衍撰。

其关于《文心雕龙》者，有：

《文心雕龙注》　十卷。宋辛处信撰。佚。宋《四库阙书目》、《通志·艺文略》及《宋志》均著录。

《批点文心雕龙》　十卷。明杨慎撰。明万历刊本。案康熙三十四年武林书坊抱青阁刻本，兼刻明张墉、洪吉臣二家合注。

《注释文心雕龙》　十卷。明梅庆生撰。未见。

《文心雕龙辑注》　十卷。清黄叔琳撰。有乾隆六年姚氏刻本、翻刻本，《四部备要》本。

《文心雕龙辑注评》　清纪昀撰。有思贤精舍刊本、道光中广州朱墨套本、光绪乙未学库山房刊本。

《文心雕龙辑注》　十卷。清张松孙撰。有乾隆刊本，未见。

《文心雕龙考证》　见《四库全书考证》中。

《文心雕龙辑注考证》　同上。

《文心雕龙补注》　清金甡撰。未见。见《光绪杭州府志·艺文志》诗文评类。案此书疑即出黄叔琳本。考《昆圃年谱》谓其书再校订于钱塘孝廉金甡，或金氏于黄氏《辑注》外别有所增补欤？

《文心雕龙补注》　十卷。近代李详撰。《龙溪精舍丛书》本。案李氏旧有《文心雕龙黄注补正》，载《国粹学报》五卷八号至七卷五号。

《文心雕龙札记》　近代黄侃著。北平文化学社铅印本。

《文心雕龙讲疏》　十卷。近代范文澜著。新懋印书局铅印本。案范著近易称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由文化学社出版。

至近人所著各种单篇论文研究《诗品》及《文心》二书者亦甚多，兹不备载。即此，也可知二书影响之大了。

此二书之所以重要，即因足以代表当时批评家之二派。当时人所需要于批评者，不外二种作用：一，是文学作品的指导者；又一，是文学批评的指导者。文学作品日多，则需要批评以指导，才可使览无遗功。文学批评日淆，则也需要更健全的批评以主持，才可使准的有依。所以前者是为文学的批评，后者是为文学批评的批评。前者较偏于赏鉴的批评，后者常倾向于归纳的和推理的批评。而《诗品》与《文心雕龙》，恰恰可以代表这两方面。

锺嵘《诗品序》云：

嵘观王公缙绅之士，每博论之馀，何尝不以诗为口实，随其嗜欲，商榷不同，淄渑并泛，朱紫相夺，喧议竞起，准的无依。

梁简文帝与《湘东王书》亦云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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辨兹清浊，使如泾渭；论兹月旦，类彼汝南。朱丹既定，雌黄有别，使夫怀鼠知惭，滥竽自耻。

原来他们批评的标准，只因于文学作品之粗制滥造，日益增多，欲使品藻优作，汰除劣制而已。品藻优作，汰除劣制，当然也不能随各人的嗜欲而异其商榷，所以也得提高赏鉴的标准，才不致成为纯粹主观的意见。这种批评，当然是为文学的批评。

这种批评有时取评选的态度，有时取品第的态度。至于间或取比较的批评，如分别作者之属于某种某派，或取历史的批评，推论作者之生平及时代环境与其著作之关系，皆不过所以助其说明而已。

其取评选的态度者，有于某种体裁中选某几人之作以为代表者，如萧子显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云：

若陈思“代马”群章，王粲“飞鸾”诸制，四言之美，前超后绝。少卿离辞，五言才骨，难与争鹜。桂林、湘水，平子之华篇；飞馆、玉池，魏文之丽篆：七言之作，非此谁先！卿、云巨丽，升堂冠冕；张、左恢廓，登高不继。赋贵披陈，未或加矣。显宗之述傅毅，简文之摛彦伯，分言制句，多得颂体。裴内侍，元规凤池，子章以来，章表之选。孙绰之碑，嗣伯喈之后；谢庄之诔，起安仁之尘。颜延《阳瓒》自比《马督》，以多称贵，归庄为允。王褒《僮约》，束皙《发蒙》滑稽之流，亦可奇玮。

《文心雕龙》之论文体恒评其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，亦犹此意。其于一家之中选某几篇以为代表者，如锺嵘《诗品序》云：

陈思赠弟、仲宣《七哀》，公干思友、阮籍《咏怀》，子卿双凫、叔夜双鸾，茂先寒夕、平叔夜单，安仁倦暑、景阳苦雨，灵运《邺中》、士衡《拟古》，越石感乱、景纯咏仙，王微风月、谢客山泉，叔源离宴、鲍照戍边，太冲《咏史》、颜延入洛，陶公《咏贫》之制，惠连《捣衣》之作，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。

其于一篇之中只选某几句以为评论者，则萧子显所谓“张际擿句褒贬”者，庶几近之。是又后世句图之滥觞已！

其取品第的态度者，如锺嵘《诗品》即本班固九品论人之法以衡诗，分为上中下三品，兼摭利病；此亦当时所需要。后世如《诗坛点将录》等亦多本之。许文玉《诗品释序》云：

迨夫典午失驭，海内分崩，南北区号，历久为梗，宋书索虏，魏书岛夷，肆其秽词，互相丑诋。至若出使专对，行人之选，尤必夸其才地，抵掌谈论，抑扬尽致，以与邻国争胜衡长焉。是为属于政治之批评。又因其时异族杂处，种类混淆，衣冠之族辄自标异；门阀积习，无可移易。以士庶之别而为贵贱之分，矜己斥人，所争尤严。是则起于风俗之批评。夫竞争正统，指斥僭号；矜尚门第，区别流品；既悉为当时政治风俗习见之例，则其他之文化学术，有不蒙其影响者乎？历览艺林，前世文士，颇矜作品，鲜事论评；及曹丕褒贬当世文人，肆为之辞，于是搦筦论文，多以甄别得失为己任。在梁一代，萧子显秉其史论之识，以绳文学；刘勰更逞其雕龙之辨，以评众制；庾肩吾则载书法之士而品之有九；锺嵘亦录五言之诗家而次之为三。衡鉴之作，于斯称最矣。

此以文学批评为受当时政治风俗之影响，自具卓识。但我以为犹有数点须分别言之，则其义始明。（1）汉魏间的批评风气重在论才性而不重在矜门第；东晋南朝间的批评风气，重在严流品而不重在伸清议。这种批评风气的影响到文学方面，在前者可以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为代表；在后者可以锺嵘《诗品》为代表。《典论》所谓“气之清浊有体”，所谓“齐气”，所谓“逸气”，所谓“能之者偏”，都是就才性方面说的；即其褒贬当世文人，亦不过佐其“能之者偏”的例证而已。至于锺嵘《诗品》则所谓辨彰清浊、掎摭病利，便专重在褒贬方面而非衡量才性了。（2）即就文学上的批评而言，易言之，即就其专重在褒贬者而言，则锺嵘与曹氏丕植亦互异其趣。曹丕云：“文人相轻自古而然。……夫人善于自见，而文非一体，鲜能备善。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。”曹植云：“人各有好尚，兰、茝、荪、蕙之芳，众人所好，而海畔有逐臭之夫；咸池、六茎之发，众人所共乐，而墨翟有非之之论：岂可同哉！”一个说作者之难备众体，一个说批评之绝无标准，盖他们之所谓批评，本不过为作文之佐助，故以为“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，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”。至于才不能逮于作者的，便不应诋诃文章、掎摭利病了。至于既经通才批评以后，便也应按其指示应时改定。此皆是为作文而批评，所以应得自知其病而不应相轻所短。明得此意，则知丕、植以后，锺嵘以前之文学批评风气，大率如此。锺嵘云：“陆机《文赋》，通而无贬；李充《翰林》，疏而不切；王微《鸿宝》，密而无裁；颜延论文，精而难晓；挚虞《文志》，详而博赡，颇曰知言：观斯数家，皆就谈文体，而不显优劣。至于谢客集诗，逢诗辄取；张骘《文士》，逢文即书：诸英志录，并义在文，曾无品第。”其指斥诸家之失，在“不显优劣”，在“曾无品题”，则知其自己著书之宗旨正在显优劣，有品第了。所以我以为齐梁以前政治风俗上之批评虽盛，而文学上之批评犹未盛；政治风俗上之批评重在矜门第，而文学上之批评犹不显优劣。直至梁时，始会合此二种批评风气而为一，于是才有不必以作者自任的批评家，而在于诋诃文章、掎摭利病之后，也不必有“有不善者应时改定”的效用。锺嵘云：“近彭城刘士章，俊赏之士，疾其淆乱，欲为当世诗品，口陈标榜，其文未遂。”盖即得此种风气之先者。锺氏不过继之而有成耳。

待到批评家的批评太杂，于是想在批评界中立一正确的标准。这正与前者因作者之作品太多而欲在创作界中作一公正的审定一样。盖赏鉴的批评其弊有二，即上文所谓偏于主观与流为散漫。刘勰以前一般的批评家大率都不免此弊。

刘勰于《知音》一篇极言得真赏之难，或“鉴照明洞，而贵古贱今”，或“才实鸿懿，而崇己抑人”，或“学不逮文，而信伪迷真”，都足为赏鉴之累。何况赏鉴的批评，又多溺于偏见，好恶任意，漫无标准呢？他说：

夫篇章杂沓，质文交加；知多偏好，人莫圆该。慷慨者逆声而击节，酝籍者见密而高蹈，浮慧者观绮而跃心，爱奇者闻诡而惊听。会己则嗟讽，异我则沮弃。各执一隅之解，欲拟万端之变。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。（《知音》篇）

此为当时批评界缺点之一；所以他想于漫无标准中指出个标准。他先承认批评的可能。《知音》篇说：

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，观文者披文以入情，沿波讨源，虽幽必显。世远莫见其面，觇文辄见其心。岂成篇之足深？患识照之自浅耳。夫志在山水，琴表其情况；形诸笔端，理将焉匿！故心之照理，譬目之照形；目了则形无不分，心敏则理无不达。

于是他再提出六观的方法：

是以将阅文情，先标六观：一观位体，二观置辞，三观通变，四观奇正，五观事义，六观宫商，斯术既形，则优劣见矣。

这样，便由赏鉴的批评转而为判断的批评了。

又刘氏以前论文之说即非赏鉴的批评，大率亦均不免陷于局部的弊病。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篇历举时人论文之作，都加以批评，而总括一句谓：“并未能振叶以寻根，观澜而索源。”真的，这亦是当时批评界缺点之一。所以他的所作是：

若乃论文叙笔，则囿别区分：原始以表末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。上篇以上，纲领明矣。至于割情析表，笼圈条贯，摛神性、图风势、苞会通、阅声字，崇赞于《时序》，褒贬于《才略》，怊怅于《知音》，耿介于《程器》，长怀《序志》，以驭群篇。下篇以下，毛目显矣。……夫铨叙一文为易，弥论群言为难。虽复轻采毛发，深极骨髓；或有曲意密源，似近而远；辞所不载，亦不胜数矣。及其品评成文，有同乎旧谈者，非雷同也，势自不可异也；有异乎前论者，非苟异也，理自不可同也。同之与异，不屑古今；擘肌分理，唯务折衷。案辔文雅之场，环络藻绘之府，亦几乎备矣。（《序志》篇）

他一方面要“弥纶群言”，使局部而散漫者得有纲领；一方面又要“擘肌分理”，使漫无标准者得以折衷。所以他是当时文论之集大成者。《文心雕龙》之所以成为条理绵密的文学批评之伟著者以此。《南史》本传称“刘勰博通经论，为文长于佛理”，或者他的著作所以能如此精密有系统者，也由深受佛学影响之故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