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朝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地位

南朝——宋、齐、梁、陈——核计其年代虽不过二百年光景，但在文学史上——尤其在文学批评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其所以重要的原因，由于（1）所讨论的问题，空前启后，不囿于传统的思想，而能范围后来的作者，指导后来的批评家。如文、笔之区分，如音律之发明等等，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。（2）至是才有文学批评的专著，如锺嵘《诗品》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等书——均得流传至今，而《文心雕龙》尤为重要的著作，原始以表末，推粗以及精，敷陈详核，条理密察，即传至现代犹自成为空前的伟著。（3）此期的批评家能应用种种批评的方法，如文体的分类及说明，则归纳的批评也；《文选序》之以沉思翰藻为文，《文心雕龙》之《原道》、《宗经》诸篇则推理的批评也；四声八病之说，则判断的批评也；论诗而溯流别以及《文心·时序》诸篇，则历史的批评也；萧子显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之分作家为三体，《文心·体性》篇之分八体，则又比较的批评也。他如道德的批评，审美的批评，考证的批评，及赏鉴的批评等亦随处有之，虽不必出主入奴，互成派别，而各种批评的方式殆无不具备。（4）此期的批评家才真是纯粹的批评家。不同曹丕、曹植一样以创作家兼之，所以所论的不仅润饰改定的问题，而重在建立文学上的原理和原则。又不同王充、葛洪一样以学者兼之，所以所论的不偏重在杂文学的方面，而很能认识文学的性质。更不同挚虞、李充一样以选家的态度为之，所以更是纯粹的批评而不必附丽于总集。有此四因，所以南朝的文学批评，实较以前各期尤为重要。

南朝的文学批评，如此重要，而昔人每忽略视之，则以此期的创作界在文学史上是极端偏于骈俪的时期。而此期的文学批评，亦不免较重在形式方面，——如音律与采藻等等的问题均为此期批评界所集中讨论的。因此，此期作家的作风，既遭后世古文家或道学家的攻击反对，则此期较重在形式方面的文学批评，当然也易于遭人轻视了。不过，我们须知：（1）因骈俪之重在藻饰，故其作风当然较偏于艺术方面而与道分离；因此，反容易使一般人认清了文学的性质，辨识了文学的道路。由这一点言，觉得后世文人之论文，反多不曾认识清楚者。（2）即在当代的批评家，也有许多反对极端文胜以为匡时之针砭者，不过因当时作家之靡然从风，积重难返，所以一时似乎不生什么影响而已。实则此种主张有许多早已为后世古文家种下根苗，而古文家却一切不加理会，自矜创革之功，这觉得更是不应该的。(www.xing528.com)

至于此期文学批评之所以突飞猛进，能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者，其由于推本昔人文学批评的见解而加以阐发，固是一个原因；但此犹不甚重要，其较重要者，即出于时势之要求。盖文学的创作界在此期既臻于极盛，则同时批评界亦当然为均等的发展。我们试看《金楼子·立言》篇所云：“诸子兴于战国，文集盛于二汉，至家家有制，人人有集。其美者足以叙情志，敦风俗，其弊者只以烦简牍，疲后生。往者既积，来者未已。翘足志学，白首不遍。或昔之所重今反轻，今之所重古之所贱。嗟我后生博达之士，有能品藻异同，删整芜秽，使卷无瑕玷，览无遗功，可谓学矣。”则当时文坛对于文学批评要求之迫切亦可想而知了。唐刘子玄《史通·自叙》云：“词人属文，其体非一。譬甘辛殊味，丹素异彩。后来祖述，识昧圆通，家有诋诃，人相掎摭，故刘勰《文心》生焉。”由于文集既多，于是对于作品个别之批评，颇为需要，更由于对作品个别之批评既起，于是进一步对于文学之根本原理，遂也需加以讨论。这是此期文学批评所以较为发达的主要原因。